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朱元璋与明代天文历法

文章梳理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天文历法工作,分析了朱元璋对天文和星占的需求和态度,尤其通过对“日中黑子”现象的担忧和应对,以及引入回回历法,预推月五星凌犯来服务星占等事件,讨论了朱元璋在明代天象观测以及确定“双轨制”历法格局上的贡献,为进一步认识明代初期天文历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另外,文章还讨论了朱元璋如何借助天象教育和训导后世子孙,并且将天文渗透到帝国政治运作中等问题。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关于朱元璋出生前后的“圣瑞”问题

明代官方编撰朱元璋出生前后"圣瑞"的年代,大致是在永乐初期;"圣瑞"编撰的依据,主要是采用了北方民族"感光诞子"的传说以及宋元时期汉人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在永乐初期以前,即在朱元璋在世之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圣瑞"之说,而与此相关的人物、地点以及遗迹等等,更是无从谈起。但在永乐以后,这一传说却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内容上的扩充和地点上的变化,最终出现了引起争议的新文本。

浅谈金元四大家论便秘

目的:探讨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学术思想。方法:对与金元四大家论治便秘的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归纳和分析。结果:刘完素、张从正认为便秘其病属燥,治疗上刘完素主张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而张从正则创立药治加食疗的方法;李东垣、朱丹溪认为是肾阴亏耗,津液亏少,肠中干燥而致便秘,李东垣提出了以辛润之,以苦泄之,阳结散之,阴结温之的治疗方法;朱丹溪则总结了前人经验,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疗。结论:金元四大家对便秘的认识各有特点,治疗也日趋完善,值得学习和借鉴。

科举成“永制”:朱元璋试行荐举后的选择

在征伐期间或甫国初定之时,朱元璋将荐举作为选材的主要手段。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停用荐举,以科举作为基本选士制度。但科举中式者多为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年轻书生,因此他认为科举不如荐举,下诏停罢科举、使用荐举。随着荐举制度的推行,朱元璋逐渐认识到:荐举无法实现选拔真才的目的,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客观评价的标准;而科举却在牢笼英才、笼络士子之心、稳固统治秩序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再次恢复科举,科举被确立为"永制",成为明代选士的基本制度。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朱元璋出生地辨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无论是其本人所说、所写、同时代人所记以及其亲属所留下的记载,都是完全一致,这就是"钟离之东乡",钟离隶濠州,濠州后改称凤阳。所以说朱元璋生于钟离或生于濠州或生于凤阳,证据凿凿,不容置疑。盱眙说、明光说、五河说、宿州符离集说等诸观点或曲解史料、或依据错误史料甚至将传说当信史,因此皆不可信。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

论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

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它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朱元璋推行乡饮酒礼述论

朱元璋在明初重新厘定和推行的乡饮酒礼,是依据其"安民为本""锄强扶弱"的治国思想和主张,针对当时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现实状况而采取的礼治措施之一。它既继承历代乡饮酒礼别贵贱、叙长幼的传统,又将习礼与读律、正面表彰与反面警戒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特色。明初推行的乡饮酒礼,与朱元璋基于"安民为本""锄强扶弱"思想主张所采取的其他措施一并施行,收到澄清吏治、抑制豪强、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显著效果,对此应予历史的肯定。

朱元璋的“植树令”初探

朱元璋一系列植树令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并在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由于后世守成之君每况愈下,封建官僚敷衍搪塞,其成果终至荡然无存,历史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都是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与淮西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利用淮西集团的力量,登上了明代皇帝宝座。当政权取得之后又千方百计打击、迫害淮西集团。这种政治思想和态度,实质上是狭隘的农民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金元四大家辨治失眠辑要

金元乃医学盛世,之前失眠常作为兼夹症散见于某些内科疾病,不利于疾病诊疗和预后。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朱丹溪四位大家各承所学,自成流派,相互辉映;对失眠研究与实践,合则为一,参酌以《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为代表的经典理论和实践经验,升华发扬,重视病因病机,以新的视角诊疗失眠,使其作为一个疾病独立于内科诸证之中。对失眠治疗实践的不同感悟中形成的独到经验,学术思想既相互渗透,又相对独立,同中有异,异曲同工,在相互关联中又彰显流派特色。治疗亦体现各家特长,寒凉、攻邪等多种方法,百家争鸣,同病异治,为后世奠定了基础。

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

“君权”、“民利”是朱元璋国家观念的两个基本点,其政府建构、政府运行原则的设定皆基于此观念。然而,由于君权本质上是私人权力,无法消除私人化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官员难以大公去私,顺民情行政;由于民利的实现以君权为中心,君权的绝对性得到强化,而民利实现却很困难。

明代佛教“分寺清宗”政策变迁与瑜伽教僧地位嬗变探究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将全国佛寺按性质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并对教僧颇为重视。而明中叶以后,教内外各种因素的滋长蔓延,使得禅、讲、教三宗分立的局面日渐趋于模糊,以教僧为代表的经忏佛教,日渐成为明清佛教的主流与特色。禅、讲、教的宗际模糊与教僧身份地位的嬗变浮沉,也是佛教世俗化倾向加剧的一大表征。

论刘河间“火热论”核心思想及其对金元四大家形成的影响

中医学史有名的金元四大家,火热论派、脾胃论派、攻下派、滋阴派,各派学术观点鲜明而突出。深入研究四大家的学术精髓与内涵,可知各派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生活地域以及当时疾病流行谱息息相关,并清晰显示了四大家的学术思想具有相当紧密的渊源和传承关系。刘河间作为四大家之首,创立了"火热论",提出火热病机多由"怫郁"的理论,不仅开创金元时期中医学术争鸣之先河,且对其他三家的学术思想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