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翊王度:“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传说新考

明初皇室的“异人”慕求对“张三丰”神仙信仰的成立与传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其中洪武后期“张三丰入蜀见蜀王”一事最为重要,但学界对其内涵意义并没有认识清楚。新见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蜀献王朱椿《献园睿制集》所收《与全弌老仙书》五篇、《张丰仙像赞》、《怀仙赋》,可以清楚地证明“张三丰入蜀见蜀王”实属朱椿的建构。朱椿此举是以太祖与周颠仙故事为样板,利用道教异人张三丰塑造自身贤王形象,化解岳父蓝玉谋反引发的政治危机,避免重蹈兄长潭王朱梓身死国除之覆辙。朱椿借此不仅保全了自身,而且成就了“宗室最贤”之名,“后入蜀,见蜀王”情节亦得以成功跻身张三丰传说系统,成为“三丰复生”神话的官方证明。

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洪武朝宫廷政治史之一面

洪武朝早期,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含义并不等同。选秀民间最初所选女子虽也有后妃储备之意,但更主要是作为女官存在。其后女官与后妃职能分离,选秀民间便单纯是后妃预备而施行。不过,因洪武初确立的联姻勋旧政策的存在,选秀民间在洪武时期并不会被轻易施行,其每一次实施都与内外廷政治发展密切相连。从选秀民间与联姻畎亩二者含义的融合过程,可窥视出洪武朝宫廷政治史发展的整体线索。

朱元璋与明代天文历法

文章梳理了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天文历法工作,分析了朱元璋对天文和星占的需求和态度,尤其通过对“日中黑子”现象的担忧和应对,以及引入回回历法,预推月五星凌犯来服务星占等事件,讨论了朱元璋在明代天象观测以及确定“双轨制”历法格局上的贡献,为进一步认识明代初期天文历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认识。另外,文章还讨论了朱元璋如何借助天象教育和训导后世子孙,并且将天文渗透到帝国政治运作中等问题。

论明初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与防御倭寇、海盗侵扰密不可分。明初洪武时期,山东是遭受倭寇侵害较为严重的地区。明太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山东海防:一是与日本进行外交交涉,但以失败告终;二是厉行“海禁”政策,虽对防御倭寇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其负面影响更是深远;三是加强海防建设,包括建设水军、设置沿海卫所、建立海防工事等,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由于明太祖励精图治,洪武时期的山东海防部署日臻完善,初步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水陆配合的海防体系。但是,透析这些措施可以看出,明初洪武时期的海防政策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已呈现出日趋消极保守的态势。

关于朱元璋出生前后的“圣瑞”问题

明代官方编撰朱元璋出生前后"圣瑞"的年代,大致是在永乐初期;"圣瑞"编撰的依据,主要是采用了北方民族"感光诞子"的传说以及宋元时期汉人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在永乐初期以前,即在朱元璋在世之时,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圣瑞"之说,而与此相关的人物、地点以及遗迹等等,更是无从谈起。但在永乐以后,这一传说却在广为流传的过程中,不断出现内容上的扩充和地点上的变化,最终出现了引起争议的新文本。

科举成“永制”:朱元璋试行荐举后的选择

在征伐期间或甫国初定之时,朱元璋将荐举作为选材的主要手段。洪武三年,朱元璋下诏停用荐举,以科举作为基本选士制度。但科举中式者多为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年轻书生,因此他认为科举不如荐举,下诏停罢科举、使用荐举。随着荐举制度的推行,朱元璋逐渐认识到:荐举无法实现选拔真才的目的,其根本原因是缺乏客观评价的标准;而科举却在牢笼英才、笼络士子之心、稳固统治秩序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因此,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再次恢复科举,科举被确立为"永制",成为明代选士的基本制度。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朱元璋“以德怀之”的民族关系思想

以"以德怀之"来处理民族关系是朱元璋民族关系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这一思想包含诸多方面的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元璋对民族关系的重视态度。"以德怀之"的思想,是对以往民族关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朱元璋把历史经验与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德怀之"思想在明代民族政策中的实践,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朱元璋出生地辨

关于朱元璋的出生地,无论是其本人所说、所写、同时代人所记以及其亲属所留下的记载,都是完全一致,这就是"钟离之东乡",钟离隶濠州,濠州后改称凤阳。所以说朱元璋生于钟离或生于濠州或生于凤阳,证据凿凿,不容置疑。盱眙说、明光说、五河说、宿州符离集说等诸观点或曲解史料、或依据错误史料甚至将传说当信史,因此皆不可信。

刘基死因考

关于刘基的死因,至今众说纷纭,主要有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和正常死亡即病故三种说法。朱元璋指使胡惟庸毒死刘基之说,全凭主观臆测和推理,缺乏史料依据;正常死亡之说的种种论据,也都经不起推敲。细检史料,胡惟庸既有毒死刘基的明确动机,又有指使医生下毒的具体行动,实难逃毒死刘基的罪责。

论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

朱元璋整饬吏治思想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政治遗产,对现实仍有借鉴意义。它具有时代特色,更富于个人创造。它以“重刑治吏”为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它虽行之一时,不能久远,可却耐人寻味。

朱元璋的“植树令”初探

朱元璋一系列植树令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历史上曾盛极一时,并在客观上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改善。由于后世守成之君每况愈下,封建官僚敷衍搪塞,其成果终至荡然无存,历史的宝贵经验和沉痛教训都是今天生态文明建设的精神财富。

朱元璋推行乡饮酒礼述论

朱元璋在明初重新厘定和推行的乡饮酒礼,是依据其"安民为本""锄强扶弱"的治国思想和主张,针对当时经济残破、社会动荡的现实状况而采取的礼治措施之一。它既继承历代乡饮酒礼别贵贱、叙长幼的传统,又将习礼与读律、正面表彰与反面警戒相结合,具有鲜明的特色。明初推行的乡饮酒礼,与朱元璋基于"安民为本""锄强扶弱"思想主张所采取的其他措施一并施行,收到澄清吏治、抑制豪强、缓和阶级矛盾、促进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显著效果,对此应予历史的肯定。

朱元璋与淮西集团

在元末农民战争中,朱元璋利用淮西集团的力量,登上了明代皇帝宝座。当政权取得之后又千方百计打击、迫害淮西集团。这种政治思想和态度,实质上是狭隘的农民思想和封建专制思想相结合的产物。

明初“魏观案”新论

对明初“魏观案”的发生原因,历来有各种不同说法,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魏观案”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场悲剧是由魏观失职和明初法禁森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的。

论朱元璋的国家观念

“君权”、“民利”是朱元璋国家观念的两个基本点,其政府建构、政府运行原则的设定皆基于此观念。然而,由于君权本质上是私人权力,无法消除私人化的官僚集团,从而使官员难以大公去私,顺民情行政;由于民利的实现以君权为中心,君权的绝对性得到强化,而民利实现却很困难。

明代佛教“分寺清宗”政策变迁与瑜伽教僧地位嬗变探究

洪武时期,明太祖朱元璋将全国佛寺按性质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并对教僧颇为重视。而明中叶以后,教内外各种因素的滋长蔓延,使得禅、讲、教三宗分立的局面日渐趋于模糊,以教僧为代表的经忏佛教,日渐成为明清佛教的主流与特色。禅、讲、教的宗际模糊与教僧身份地位的嬗变浮沉,也是佛教世俗化倾向加剧的一大表征。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观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朱元璋与明朝文书档案事业的发展

本文系统地论述了明朝统治者特别是朱元璋重视和加强档案工作的实绩 ,概述了明朝利用档案所取得的突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