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章志基于六经辨证治疗高尿酸血症的思路探析

高尿酸血症为嘌呤代谢障碍所致的慢性代谢性疾病。无症状的高尿酸血症可归属于中医学的“血浊”范畴;高尿酸血症出现关节炎、痛风、高血压等表现后,可归属于中医“痹证”等范畴,现代中医多从“痰湿”和“湿热”辨治。朱章志教授认为,高尿酸血症的病机辨识当首辨阴阳,以阳虚为本,再辨六经,以“三阴”为要,即关注太阴中焦脾胃升降之气机、太阴肺表之邪侵、少阴肾阳之虚衰;高尿酸血症的治疗需立足扶助人体阳气,重视顾护脾胃,不忘祛邪,寒热同调,即注重温助太阴脾阳以复脾胃升降之气机,宣散太阴肺表以祛邪,中后期患者宜温肾阳以利湿,遣方用药特点为寒热同调。朱章志教授基于六经辨证采用经方并重在扶阳以治疗高尿酸血症之思路,可为中医药临床工作者辨治高尿酸血症提供借鉴。

河南汤阴方言古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及演变

今天的汤阴方言中,古知庄章组声母与精组洪音声母合流,读为[■]或[■]。结合周边方言的共时考察,可以发现,汤阴方言知庄章组与精组洪音合一,是在知庄章组开合口归为一组并与精组对立的前提下演变而来的。通过梳理《中原音韵》《青郊杂著》《交泰韵》等韵书知庄章组声母的情况,大致确定知庄章组声母合一发生在明代。汤阴方言知庄章精(洪)组声母合一,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周边合一型方言的影响。

晋冀豫交界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读音类型与分布格局

晋冀豫交界晋语知庄章组声母的今读有合一型、二分型和次二分型三种情况,总体上以合一型为主。晋东南晋语知庄章的读音类型最为丰富,三者都有;冀西南晋语知庄章的发展比较统一,都为合一型;豫北晋语知庄章的读音有合一型和二分型两种。总体来看,太行山和漳河在方言接触中“塞”大于“通”。

《礼记·玉藻》“君赐车马”章辨诂

学界关于《礼记·玉藻》“君赐车马”句的读法、释义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郑玄为代表,认为“拜”“赐”二字当分读,后一句言卿大夫受赐于天子,归必致于其君,待君有命才能使用;另一种以陆佃为代表,认为“拜”“赐”当合读,后一句承接前一句,言没有国君之命则不敢乘服。经考辨,这两句是统言“三赐”之礼,陆氏的读法更符合经文语境,但他对第二句的释义不甚清晰,应释为:若没有得到国君的正式授命,则不可以立即乘服。关于“据掌致诸地”,多数学者认为是解释“稽首”之仪,但实属赘述;段玉裁等人认为是臣受君面赐所行之礼。经考察,臣受君面赐确实应先稽首然后受所赐之物,则“据掌致诸地”应释为:臣稽首而后双手捧所赐之物于地上。

性情·风气·识裁:章学诚论朱陆异同

朱陆异同是理学史上一大公案,与前贤不同,章学诚认为,朱陆异同根源于“沉潜”与“高明”两种性情之差异,而朱陆后学陷入争讼,乃是囿于“循环衰盛,互为其端”的风习而不自知,只有拥有证之于事与理的“独断于一心”的识裁能力,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朱陆之争。章学诚的朱陆异同论超越了宋明理学的论学藩篱,以性情、风气、识裁的观念,打开了朱陆异同的智识主义论域。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与《文始》“孳乳”比较研究

“孳乳”是章太炎词源学的重要术语。《笔记》用“孳乳”系联的同源词共37组,其中与《文始》完全对应的有15组,部分对应的有12组,不对应的有6组,未见于《文始》的有4组。《文始》“于”族用“孳乳”系联的同源词共35组,其中与《笔记》论述对应的有8组,未见于《笔记》的有27组。比较《笔记》《文始》中的“孳乳”,可以对“孳乳”的性质有深入认识,加深对《文始》及章太炎词源学思想的理解。

朱章志“首辨阴阳,再辨六经”论治糖尿病思路探讨

朱章志教授认为中医辨治糖尿病(DM)时不应拘泥于以往气阴两虚的简单分型,而应遵"首辨阴阳,再辨六经"的辨证纲领。朱教授根据六经辨证变化的规律,进一步将DM证型分为阳证三型和阴证四型,分别包括"阳明肺胃热盛,兼气阴两伤证"、"瘀热互结,兼气阴两伤证"、"少阳失枢,胆火内郁证",以及"太阴—阳明虚寒证"、"少阴阳虚寒湿证"、"少阴阴虚证"、"厥阴经脏虚寒证"。临床上朱教授立足"首辨阴阳,再辨六经"治疗DM,针对不同证型采用经方灵活论治,取得良好疗效,可为临床提高DM疗效提供思路。

章太炎黄侃先生的文字学研究

章黄在音韵学和训诂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 ,相对而言 ,文字学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 ,至今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本文就章黄的文字学研究情况做了考察 ,从总体上讨论了章黄文字学研究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一 )材料上以文献文字为正统 ,对出土文字持慎重态度 ;(二 )方法上以关系论为主导 ,归纳了汉字的属性关系、表达关系和演变关系 ;(三 )目标上以语言学为归宿 。

折衷钱、朱二注:张世炜《读杜管窥》稿本考论

南京图书馆藏清吴江张世炜稿本《读杜管窥》成书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此时距钱、朱注杜公案的发生已有四十余年。张世炜著《读杜管窥》之主要目的是试图折衷钱、朱二注,其对钱、朱二注斟酌损益,取长补短,通过独立思考提出许多新见,对杜诗本意之理解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当然,其在折衷钱、朱二注时亦存在某些主观臆断之弊。总的来看,《读杜管窥》虽然对朱注亦有所驳斥,但却从未对朱鹤龄的人品进行过攻击;相反,此书却对钱谦益的核心观点乃至人品颇有微词,甚至不惜挖掘其阴事以攻击其性格之“深刻”。从中可见张世炜在钱、朱注杜公案中所持的立场和态度。

李鸿章致李瀚章家书二通释读

李鸿章写给兄长李瀚章的亲笔书信,通常每月有数封,信中将近期经手公务、交往人员、所闻朝野臣僚动态,或应对各事策略,以及子弟教育、家族事务等,无不坦诚直言,反映了他各个时期真实的思想动态和内心世界。可惜这类家书存世甚少。新披露的两封,正可见李鸿章在同光时期处理政务和家事的种种考量,尤其是在子弟教育方面的思想基调,对今天评判李鸿章教育思想仍有借鉴意义。

“私意”与“私欲”之间:张栻、朱熹解《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之异同

朱熹《论语集注》解“克己复礼为仁”,将“己”解为“身之私欲”,“克己”解为克胜私欲,受到阳明后学以及不少清儒的反对。与朱熹多有交往的张栻解“克己复礼为仁”,讲“克尽己私,一由于礼”,主要就克尽私意而言,并没有直接讲克胜私欲,显示出与朱熹强调克胜私欲不一样的解读。与此同时,朱熹虽然批评胡宏讲“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而强调克胜私欲,但又与张栻一样接受胡宏所言“天理人欲,同行而异情”,并非完全拒斥人的欲望;晚年还较多把“克己”解为克尽私意,与张栻的解读多有一致。可见,朱熹的解读与张栻又是相通的,而各有侧重,其中还包括他们对于“公”“私”的不同理解,体现了二者不同的价值取向。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章门弟子与中国近代史学转型

在章太炎的熏陶下,沈兼士、朱希祖、钱玄同等章门弟子以北大史学系与国学门为依托,从学科体制方面积极致力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他们一方面秉持章太炎具有近代意义的“六经皆史说”,主张“捐除经学之名”,缘此大大动摇了经学的垄断地位,促进了史学的独立;另一方面,他们还充分弘扬了章太炎“以新理言旧学”和“熔冶哲理”的学术精神,号召借鉴西方近代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史学,并强调史学研究必须注重条理系统,由是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第二次课程约结束于1909年3月。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钱一"的整理来源,是朱宗莱汇录后的五人笔记,"钱二"则直接据朱希祖第一次笔记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史实、梳理笔记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从来前贤畏后生——重评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

章学诚对戴震的批评可以从三个方面看,一是章学诚在伦理观方面持比较保守的态度,无法理解戴震对程朱学术的批评;二是章学诚在历史哲学方面持动态的发展观,从道的历时性角度揭示了道的开放性,从这一角度出发,批评戴震的"道在六经"的观点,有其学术的合理性;三是章学诚在地方志编纂方面批评戴震的地方志思想。因为二人的地方志观念不同,各有所是,故对此应作具体分析。

试论章士钊《中等国文典》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章士钊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学者,他唯一的语言学专著《中等国文典》是汉语语法史上的名篇。章士钊较早地认识到了汉语语言学研究近现代化的历史趋势,他迎合了这一趋势并为之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简要论述了《中等国文典》的特色和它对汉语语法学的贡献。

《九经直音》中所反映的知、章、庄、精组声母读如|t|现象

《九经直音》中直音部分出现的知、章、庄、精组声母读如t的现象,说明在赣方言的发展历史中,上古时期见组发生颚化变成t、t‘,一部分字演变为精庄母字,另一部分字继续颚化与来自端组音t、t’的字合流,这部分中有些经历了喉化的过程读如[h],但很快就消失了。而精、庄、知、章组受共同语的影响,很快又从喉音中分离出来,一部分与原来颚化后读如t、t’的部分合流,一部分发展到ts(知)、ts(知),与共同语的精、庄、知、章同音。

朱丹溪与张景岳对阴虚认识以及滋阴治法之异同比较

[目的]梳理总结朱丹溪与张景岳的滋阴理论,探讨二位医家对阴虚的认识以及滋阴治法的异同。[方法]通过文献学研究方法,研读朱丹溪和张景岳主要著作中与“阴虚”有关的内容,查阅相关文献,分析两者滋阴理论、阴虚分类、滋阴治法的异同之处。[结果]朱丹溪治疗阴虚之证以“阳有余阴不足论”及“相火论”为理论基础,以相火妄动为阴虚证产生的主要病机,治法上重视苦寒降火,善用知母、黄柏等苦寒之品,补阴与降火并重。而张景岳以“阴阳一体”“真阴为阳气之根”为理论基础,认为真阴不足既可导致阴虚,又可阴损及阳而致阳虚,并提出阴虚有二,阴中水亏与阴中火衰,治疗上重视纯补真阴,重用熟地黄等甘温填精之品,提倡阴阳互济之法。[结论]无论是滋阴思想还是具体治法方药,张景岳对朱丹溪既有继承又有突破,进一步完善了中医学的滋阴理论及温补学说,并创制了一系列以填补真阴为基础的方剂。研究两者思想理论与临床证治的异同,对于梳理滋阴治法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常生活中把“章”拆成“立早”并非错误——与《是“音十”而非“立早”》的作者商榷

张凯在《是"音十"而非"立早"》一文中,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将"章"字拆分为"立早"提出批评,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有悖于造字原理。这从造字的角度来说当然是对的。但汉字的拆分,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修辞。在汉字修辞中,人们为了表达的需要,可以不拘"六书"法则。将章拆分为"立早"虽然不合"六书"的要求,却正好体现了汉字修辞在汉字形体利用上的特点,因而并非错误。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的“心学”内涵——兼与陆九渊的“心学”比较

朱熹《大学章句》"格物致知补传"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而朱熹又讲"心具众理",并强调在格物致知中要以敬为本,"六分内面,四分外面",而且在心的"豁然贯通"中,达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把格物致知的过程看作明白心之本体的过程。朱熹强调"心"在格物致知中的主导作用以及格物在于明心,与陆九渊的"心学"多有相似之处。因此,朱熹理学与心学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往学术界多讲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相对立,恐多有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