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家礼》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

«朱子家礼»作为朱熹的礼学著作,卷一论祠堂部分和卷五整卷主要规定了祠堂奉祀和各类家祭礼的具体要求,体现了祖先崇拜、宗法观念和礼下庶民的价值取向.《朱子家礼》于14世纪前半叶传入朝鲜半岛,对朝鲜朝前期家祭礼的影响极为深远.《朱子家礼》厚植了朝鲜士民的儒家祭祀观念,促使朝鲜士民重视家庙祭祀并建立起祠堂建制,进而使得朝鲜士民树立起家祭礼上的宗法和家族观念,朝鲜社会的家祭类型与仪式基本遵循《朱子家礼》.

文本与行为:朱熹《家礼》与其家礼活动

对朱熹的家礼行为进行清理并与其《家礼》文本进行比照 ,发现其言行相顾 ,《家礼》的规定基本上在其家庭生活中得到了实现 ,但由于现实境遇和思想的变化 ,朱熹的一些行为也与《家礼》的要求明显不合。而最受后人重视的《家礼》“祠堂”

濂溪祠堂考

后世尊称理学鼻祖周敦颐为濂溪先生,随着他在思想史上地位的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濂溪祠堂的地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地,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濂溪祠堂的兴起不仅是理学发展的结果,也客观上对理学的兴盛起到了助推作用。

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

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清代徽州女性葬礼程序与性别伦理

葬礼是最复杂烦琐,也最受重视的一种礼仪,男女皆然。传统礼制和学界的以往研究,均很少涉及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的葬礼,而从清代徽州文书中可以看到女性葬礼的大致过程。与国家礼制规定相比,清代徽州女性的葬礼程序有所简化和改变,遵循着传统文化中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性别伦理原则。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家礼》与明清徽州男子伦理生活定位

《家礼》是南宋朱熹撰写的一部礼学专著,分通礼、冠礼、昏礼、丧礼、祭礼5个部分将古代礼义充分糅合于其所制定的礼仪规范中,对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地方伦理生活,具有深刻的影响。以明清时期的徽州为典型区域,以徽州男子为特定人群对《家礼》的实践理路加以探究,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徽州男子伦理生活的定位,以朱熹《家礼》为旨归,其孝行、悌友、义举等伦理生活,与《家礼》中的孝道、悌友观以及义利观等一一对应;另一方面,《家礼》对古代地方伦理生活的影响展示在礼义和礼仪两个层面,对我们今天所倡导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于生活中的推广也颇具参考价值。

丧礼中的女性——以《仪礼》《朱子家礼》记述为例

丧礼是传统礼仪的重要部分,主题是"慎终追远",以庄重的仪式表达对亡者的悼念,寄托亲友的哀思。在中国的礼仪记述中,《仪礼》和《朱子家礼》书写了女性在丧礼中的社会分工与角色安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理想,表达了制礼者规范社会行为的目的;两部典籍通过各种活动和细节展示了当时社会现实与建构之间的关联。

论朱熹与田愚的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是朱熹《家礼》与田愚《艮斋礼说》的核心,而嫡长子继承制又是宗法思想的核心。朱熹《家礼》中的礼仪形式,也正是为贯彻和执行宗法制度服务的。每一个家庭和家族都应该按《家礼》的标准来执行,做到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各守名分,进而统驭整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使其全部纳入"天理"的轨道。田愚同朱子一样,不仅注重宗法制度,而且还有所发挥,"发前未发为多",即是在《家礼》的基础上有所充实和发展。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明清家礼变迁的内在逻辑——以《家礼·昏礼》为考察中心

朱熹《家礼》深刻影响了明清家礼的编纂,促成一种不同于礼学研究的知识门类——家礼学的形成。《家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门学问,重要原因之一是该书本身的不完备。作为朱子“早年未定之本”,《家礼》不但对古礼存在误读、曲解之处,还有不少不易施行、不合人情的仪式设计。其中,《昏礼》删“六礼”为“三礼”,回避了他所理解的六礼矛盾;设计“从下做上”的亲迎礼序,以体现先卑后尊的礼义;改三月庙见为三日,混淆庙见之礼与拜祖之俗。这些问题成为明代家礼聚讼之处,学者试图补完六礼以全古意,却发现《家礼》对六礼名义的理解无法包容问名、纳吉;试图补入拜祖礼俗以安人情,却发现《家礼》无处安置两次庙见。明中期之后,学者对《家礼》的质疑与反思愈发深刻,终于在清代汇集为一场批判、重构家礼的风潮。随着相关问题的穷尽,家礼学在清中期后丧失理论活力、归于沉寂。

试论朱子的礼俗观——以《家礼·昏礼》为例

礼与俗的关系,是礼学思想落实于社会生活实践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面对古礼繁琐难行,俗礼有违经义等现实问题,朱子重新制定《家礼·昏礼》以重整夫妇之大伦。首先,立足于古礼之基本精神,朱子大幅删减婚礼的繁文缛节;其次,严厉批评民间流于轻浮的鄙俚婚俗,但也酌情吸纳其中不害义理的仪节。最终,既契合古礼精神又切于人伦日用的《家礼·昏礼》在民间社会广泛流行开来,并由私家礼仪逐渐上升为国家的婚姻之礼。朱子通过“以礼化俗”的方式,使得儒家礼仪落实于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实现化民成俗的目标,这对于当今重建儒家礼仪文明与人伦价值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朱子《家礼》思想在越南陈、黎、阮朝的传播与影响

陈朝时,越南思想界逐步改变重佛轻礼的国策,朱子学“家齐而后国治”“纲常名分”等思想被接受。明初性理本《家礼》南传,对后黎朝治国理想、知识阶层价值观念以及民间社会礼俗产生了深远影响。黎圣宗等通过圣谕向家族与村社普及《家礼》的忠孝观,《黎贵惇家礼》一书更成为政府与民间冠婚丧祭仪的蓝本。阮朝时,《寿梅家礼》整合《胡尚书家礼》与《捷径家礼》,其丧祭礼在18世纪至20世纪初被知识阶层与民间社会反复传习,衍生出大量具有汉喃文献特征的礼俗写本。越南在《家礼》的继受上汉喃并行、礼俗不分、儒释杂糅,加之大量写本的创制,从而呈现鲜明的本土化、仪文化与宗教化的特征。

朱子齐家思想的哲学建构——以朱子家庭教化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在朱子齐家思想意涵中“家”不仅是社会组织的概念,而且是一种伦理范畴的本体论建构,折射出宋明理学对于“齐家”环节基于存在论意义的审思。朱子齐家思想从宇宙本体论的发生视角透视了家现象的哲学根基,揭示了“家”在中国传统中重要文化地位背后的存在论基础。朱子的齐家思想涉及家族规训、童蒙教育与礼俗建制等内容,从理与事、教与学、公与私的辩证互释中获得理解周遭世界的基本模式。由朱子齐家思想出发考察中国哲学基于“家”的本体论和存在论建构而延展出意涵丰厚的家文化,对于当代中国家庭道德建设与社会美德弘扬具有重要的现实启发意义。

《朱子家礼》对现代陕北婚俗影响探析

朱熹所纂《朱子家礼》传世,深刻影响到现代陕北人的婚仪礼程。主要表现在仪式和思想两方面。试将《朱子家礼·昏礼》置于陕北历史背景下,从婚前礼、正婚礼、婚后礼三方面具体论述两者的传承关系及影响。

朱熹《家礼》一书在徽州村落空间形成的体现

徽州传统村落的空间生长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选择朱熹《家礼》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思想在徽州村落建设中的体现。以村落空间、祠堂建筑空间布局、住宅建筑空间布局以及置祭田制度四个方面为切入点,系统的解读了《家礼》这部礼学著作对于徽州村落空间形成的重要影响。

君子行礼,亦求变俗——北山学派的礼仪传播与实践

北山学派传自朱门高足黄榦,继承了朱熹晚年重视践履的治学特点。作为学派的开创者,何基以"居敬持志"为教,将"敬"作为功夫的着落处。王柏则益之以"博文约礼",把内在的"敬"进一步外在化为礼仪实践。通过北山之丧,学派树立了考礼、议礼、行礼的礼学实践品格,实现了学派的"礼学转向"。此后,北山学者以章句训诂考订礼,以文学创作传播礼,积极参与到地方家族礼仪的建设中。金履祥的弟子柳贯及其再传弟子宋濂与浦江郑氏义门交往密切,不但主持、参与了不少典礼,还教导了郑涛、郑泳等杰出学者,编纂了《家范》《家仪》等家族礼书。这些礼学实践经验最终促使北山学派由金华走向全国,塑造了明初洪武儒学的经世品格。同时,《家礼》所代表的朱子礼学也由地方实践推广到全国,深刻影响了明清时期的社会生活。

《朱子家礼》在近世日本的接受与实践——评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

田世民所著《近世日本儒礼实践的研究——以儒家知识人对<朱子家礼>的思想实践为中心》一书以近世日本的儒家知识人对于儒教礼仪规范之书《朱子家礼》的接受方式及多样形态为研究对象,以详实可靠的文献资料为支撑,从儒礼实践、特别是丧祭礼的表象,提炼出深刻的思想内涵,且历时性地比较分析了近世日本知识人在丧祭礼上的同与异,充分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影响力与生命力。与此同时,该书还体现了作者敢于颠覆传统、挑战权威、提出新见解的创新精神。

越南家礼学研究概况与意义试析

位处东南亚的越南,历来深受传统中国文化、南亚占婆文化等多方影响,越南礼学自有不同于日、韩的特殊性,值得留意。越南家礼学有其渊源,却也与《朱子家礼》互动密切。以目前所存17部汉喃家礼文献为例,其性质以指导行礼目的为多,较少有礼学知识类之作。除《朱子家礼》外,《寿梅家礼》对各书内容亦颇具影响。唯今碍于语言隔阂,越南家礼学较少受到汉语学界关注,仍值得努力发掘。以《清慎家礼大全》为例,与《朱子家礼》等书比对,明显可见该书有意将亲族细致化分类,并融合道法术数与儒礼于一。学界可以借此对儒家礼教之性质与局限,进行反思。

情理之辨——论宋代家礼中的墓祭

墓祭风行于宋代,并展现祭祀时令多样化、墓上建筑多层次性的新特点。墓祭习俗的盛行与宋人对坟墓的认知有关,展现出宋代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对此,儒者态度十分严谨,多以经典文献为据,展开对墓祭起源的历史考证与鬼神魂魄之理的思辨。朱熹与张栻虽有重"情"与重"理"的差别,却都同意将墓祭融入理学系统,编入新时代家礼。从"以礼论俗"到"缘情制礼",宋儒将原本不合古礼的民间俚俗转化为有礼可依、合乎义理的新礼,对后代家礼民俗影响深远。另外,宋儒对具有佛教色彩的坟庵、坟寺作功能化解读,将其转化为儒家孝道的守护者。在这些诠释与转化的过程中,儒学展现出强大的阐释力与广博的包容性,为当代儒学的复兴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