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与牟宗三对朱子中和学说的研究

钱穆与牟宗三的朱子学研究观点绝异。在朱子中和学说问题上，钱先生认为朱子从旧说到新说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牟先生则认为朱子中和旧说本来蕴含先秦及宋明儒正宗的纵贯系统义理，但由于朱子对“天命流行之体”及孟子所说的“本心”无真切契悟，又因其混本心或良心发见之发与喜怒哀乐已发之发为一，故终于自疑而放弃中和旧说。本文对钱、牟二先生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和评论。

褒贬是非:船山对朱子阳明性情论之批判与重构

性情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重点之一,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的王船山,他的性情论框架是承宋明性情论而来,但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在"四端性情"上,船山是王阳明"四端是性"而非朱熹"四端是情",从"情善显性善"之逻辑、"情显性难"之视角、"四端人禽之辩"三个方面否定"四端是情"之无效,揭示性情必然与或然之分;在"性情体用"层面,船山非朱子以动静言性体情用和阳明以"以本体做功夫"言性体情用,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性之用",故可"于情复性",从"功夫言本体"呈现"性情合一"之特色;在"心统性情"上,船山非朱子心、性相混和以"主"、"兼"解"统",是阳明"心性情合一"之合理而非"宠情配性",坚持"性主心—心主情",以心之"正心"、"持志"贯通性情,促情之善,消情之罪,以发性之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视域下元代理学发展的条件与意义

元朝时期的中华民族经历着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这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元朝统治者大力推行汉法、尊崇儒学,并通过设立国子学、恢复科举、优待儒户等政策促进了元代理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元朝时期文化环境宽松,对各民族采取“各从本俗”的原则,对士子思想也并不干涉。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元代各民族文化的繁荣。由此,元代理学在南北方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元代理学家们既通过传播程朱理学推动民族交流与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又通过“和会朱陆”的方式克服朱陆两派的弊端,开辟了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而元朝也在元代理学的发展中实现了文化认同,成为继承大统的中央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