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校《大学》诠释的学术取向及其意义

魏校是明代中期与阳明并肩齐名的学者,然以往那种以阳明为中心来审视整个明代理学的研究,不仅遮蔽了魏校的学术贡献,也掩盖了明代理学的多元面向。魏校依循朱子、阳明由《大学》而入建构学术体系的路径,精心结撰《大学指归》,首先以还原古文字的形式来试图恢复更“古”的古本《大学》,尔后通过对《大学》义理骨架“三纲、八目”的新诠来构建新的学术体系,显豁出“谴取朱、王,自立新说”的学术特质,成为明代中期“介于朱、王二本之间”的典范学者。魏校此举表征出,明代中期的学术绝非只是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非朱即王。相反,谴取、突破朱、王藩篱,早在阳明在世时就已有端倪,这就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明代中期学术的多元面向提供一个典范的参照物。

宋代《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所载“冠笄礼”述论

冠笄礼为古代成人礼,盛行于西周及春秋时期,唐宋时期已呈荒废之势。唐宋间包括苏辙在内的儒学之士极力倡导冠礼,但已无力扭转这种颓势。《司马氏书仪》及《朱子家礼》是宋代两部重要的私修仪注,其中均记载了冠笄礼。《朱子家礼》中的冠礼多取自《司马氏书仪》但有所创新,如行礼前“告于祠堂”和行礼后“见于祠堂”,明显突显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尊祖敬宗的宗族观念。笄礼较于冠礼要简化许多,未有冠礼中的三加仪式,仅有加冠笄。笄礼也缺少祠堂之制,这反映了古代男女之别。

庄子哲学及其内在主题

庄子的思想世界既涉及庄子其人,也涉及《庄子》其书。作为哲学家,庄子的哲学追求与他的存在方式,往往呈现内在的一致性。从《庄子》其书看,无论就内在的思想系统抑或外在的历史影响而言,《庄子》都首先呈现了整体、统一的历史品格。从哲学思想的衍化看,庄子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首先通过《庄子》一书而实现,尽管在具体篇数、篇目的划分等方面,它曾发生了某种变化,但《庄子》一书始终作为庄子的思想符号和哲学载体而内在于并影响着思想史过程。庄子的哲学沉思以道为内在指向。作为形上之域的对象,道具体表现为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它所实际涉及的,则是广义的存在与人之“在”。

《文心雕龙》是一部子书

《文心雕龙》在《隋志》及以后的目录里多归在集部。尽管也有认为《文心》是子书的,但这种说法影响甚微,不足以改变《隋志》影响所致而形成的普遍看法。由《序志》和《诸子》两篇的对照可见,两文对作者著述用心和《文心》著作性质的表述高度一致,这就证明,刘勰本人是将《文心》当作子书来写的。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认识刘勰撰写《文心》的态度,也有助于理解该书的特点。

民国学人李相显《朱子哲学》述论

作为民国时期最大部头的朱子学研究著作,李相显的《朱子哲学》以动态的方式阐述朱子哲学诸多概念和思想的发生、发展过程,为朱子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通过建构宏大的朱子哲学体系,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并且还对朱子重要书信、著述的年代作了较为详细而深入的考证,从而把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以普遍诠释超越还是以超越架构普遍——朱子哲学理路的再反思

作为两宋理学的集大成,朱子哲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致广大,尽精微”。自其形成以来,历代的批评不绝如缕、代有其人,从陆象山的“见道不明”到王阳明“伯者的学问”再到牟宗三的“别子为宗”、“只存有不活动”等等,清晰地表现了一条从批评、纠偏到抗衡的轨迹。正是这些批评,昭示了理学的另一进路。朱子由于始终坚持以普遍诠释超越、落实超越的进路,因而不仅将道德理性存在化,而且也将人性“生理”化了,这既决定了他对佛禅的忌讳,对理学“向上一路”的回避,同时也制约着他的宇宙论体系及其走向。所以,以普遍意识置换超越精神,既是朱子哲学所存在的问题,同时也是其以后屡屡遭到批评与纠偏的主要原因。

扬弃朱熹理学的阳明心学

王阳明尽管有着不同于朱熹理学的心学架构,但其思维模式、问题意识乃至立论都深受朱熹的影响。阳明心学对朱熹理学的扬弃主要体现在:扬弃朱熹的理本论和心性论,建立良知(心)本体论;摒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先后提出诚意格物论和致知格物论;去除朱熹的知先行后说,提倡知行合一论;借鉴朱熹的立志、静坐、存养和省察的工夫论。

从“以学术杀人”到“以理杀人”——兼谈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

明末何良俊、清初颜元的“以学术杀天下”、“朱学、王学皆杀人”这二个命题的思想内涵与戴震的“以理杀人”,三者的精神脉络是一致的,即反对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专制主义。考察思想史上的这一段进程,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多有启示。

试论儒家思想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影响——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

儒家思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还广泛传播于东亚地区,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以韩国/朝鲜、日本为例,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改造,开创了兼具本民族个性和特色的儒学传统的历史。

论朱得之的《庄子通义》

朱得之的《庄子通义》是现存明代最早的一部解庄著述,其在继承前人解庄成果的基础上,注重吸收阳明心学的思想,以心学解庄,开创了庄学的新局面。而其对《庄子》外、杂篇真伪的考论及对《庄子》、《列子》关系的辨析也对庄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传播与影响

朱子学在新加坡的早期传播,主要是华侨通过创办华文学校、华文报刊和成立华侨社团来进行。新加坡独立后,朱子学受到官方的高度重视。政府大力在学校推行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并开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教化活动,从而提高了新加坡人的文明程度。在现代化建设中,新加坡发掘朱子学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分离出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东亚新加坡发展模式"。

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传播的基础、阶段与路径

海峡两岸四次代表性的考古发现,实证了两岸同根同族,有着深厚的血缘亲缘文缘关系,这是朱子学传播的适应性和选择性的文化人类学基础。明清时期大陆文化的规模移植与朱子学传台三阶段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标志着朱子学在台传播的文化认同环境已然形成。明清时期,朱子学在台湾的传播主要有两条传播路径——显性传播路径和隐性传播路径。

南宋孝宗崇佛的史料、思想及影响

有关南宋孝宗的崇佛史料主要有《原道辩》、《咸淳临安县志》、《宋会要辑稿》、《续传灯录》等。孝宗的佛教思想可概括为:三教合一、融会诸宗、重佛事护僧尼。孝宗的“三教合一”、“融会诸宗”思想,对朱熹的理学思想直接产生影响,即“援佛入儒”。

黄以周《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的遵从与批评

黄以周是清代后期浙东学派的殿军人物,著名经学家,其代表作《礼书通故》对朱熹礼学多有征引。他本着"实事求是,莫作调人"的学术立场,超越乾嘉以来汉宋门户之争,对朱熹礼学给予了正反两方面的客观评价,代表了清代后期礼学界对朱熹礼学接受与批评的高度。

褒贬是非:船山对朱子阳明性情论之批判与重构

性情关系是中国哲学史上讨论的重点之一,作为宋明理学的总结者的王船山,他的性情论框架是承宋明性情论而来,但又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在"四端性情"上,船山是王阳明"四端是性"而非朱熹"四端是情",从"情善显性善"之逻辑、"情显性难"之视角、"四端人禽之辩"三个方面否定"四端是情"之无效,揭示性情必然与或然之分;在"性情体用"层面,船山非朱子以动静言性体情用和阳明以"以本体做功夫"言性体情用,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性之用",故可"于情复性",从"功夫言本体"呈现"性情合一"之特色;在"心统性情"上,船山非朱子心、性相混和以"主"、"兼"解"统",是阳明"心性情合一"之合理而非"宠情配性",坚持"性主心—心主情",以心之"正心"、"持志"贯通性情,促情之善,消情之罪,以发性之用。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

当前,朱子学的研究已是一种超越国界、超越历史的学术活动,朱子学研究的全球化早已成为一个既成事实。朱子学是行动的哲学,实践的哲学。早在700年前,朱子思想积极参与了东亚思想一体化进程,此时的朱子已经是世界化的朱子。立足于当代与未来,全球化需要什么样的朱子学?朱子学的精神怎样参与人类精神的建构?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朱子关于"全体大用"、"理一分殊"、书院教育、身心修炼、家礼、关爱弱势群体、文化谱系的承传等理念仍具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只有把朱子学真正落实为一种全球共同遵循的生活方式,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朱子学的全球化。

庄子哲学的文学特质及其生成机制

对抽象而又深奥的哲学道理进行艺术化的处理和加工,使《庄子》一书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也是其区别于一般哲学著作的首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哲学理论的形象化,《庄子》总是借助于众多的艺术形象催活一个个僵化枯燥的哲学思想与观念,从而使抽象哲学观念与具体艺术形象相结合,最终使文本呈现出鲜明的诗思融合、道艺相间之特质;二是哲学概念的生命化,在庄子那里,不仅深奥的思辨理论和玄虚的思想义旨是借助寓言的形式传达出来的,就连一些本来是十分抽象、极具概括力的概念和范畴,庄子也能用文学的笔法把它们描绘成具有丰富思想感情、富有生命活力和灵动感的人与物,从而使抽象的概念获得了生命化的展现;三是哲学语言的诗性化,在庄子的语言系统中,虽然言是意的符号,但却不是一般的哲学符号,而是文学符号和审美符号,具有明显的模糊性、象征性、跳跃性、情感性、音乐性等诸多既密切相关又互有区别的特征。庄子独特的语言哲学观念及相应的隐喻言说实践则是促成这一特质生成的内在机制。

朱子学与江西之学

理学是中国传统儒学发展的高级阶段,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理学有诸多学派,朱熹之前已有濂洛关闽之分,在朱熹之时,亦有江西之学、湖湘之学、浙东之学诸派。朱熹之后,历朝同样有诸多学派。朱子学派称"闽学",但朱子学不等于"闽学"。朱熹称二陆之学为"江西之学",但陆象山之学不等于"江西之学",江西之学发脉于欧阳修、曾巩,经李觏、王安石,而成于周敦颐、张九成、陆象山。"江西之学"以二陆心学理论特色得以"孤行于天下"。江西是理学开源、心学萌生之地。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上饶。朱子学不入于江西,但江西是他讲学论辩任官施教的地方,朱子学与象山学同样在江西广泛传播,历宋元明而不衰。所以,江西是宋元明时代理学发展的核心区域。

韩国《近思录附注》学术价值探究

韩国朝鲜时代金平默所辑《近思录附注》,链接朱学著述及历代朱子学家的注释札记,接续韩国性理学传道谱系,是中韩性理学交流与联系的重要文本,其所搜集的注释、校勘迄至目前最为全面。该书对叶采的卷目结构、文本集解提出了较多的质疑,充分展现了韩国朱子学的"自主"特征。由于退溪与栗谷对《太极图说解》中"理"与"气"的意见分歧,这一差异反映在师门传述上,由此构成了性理学的演进脉络。《近思录附注》所构筑的"传心要诀",是《近思录》传播发展的成熟境界,代表了韩国性理学史的理论构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