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圣经解释学

朱熹的解经学认为圣经(圣人之言)体现着融贯一致的天地之理,这是解经得以可能与必要的先验条件,也表明解经的目的是通过圣人之言把握天地之理。就具体方法而言,朱熹一方面充分吸收汉唐注疏的训诂成果,但也认识到注疏学之陋,不足以理解圣人之意和天地之理;另一方面他与其他宋代学者一样强调义理之学,但却也十分警惕宋人好为高论新说的空疏之敝。一方面主张随文(经)解义,另一方面也强调理会意味,切己体验。虽说追求圣人原意和圣经本意是朱熹解经的首要目标,但他也认为有的解释未必是圣经本旨,却也是一极有价值之解释,因为它揭示了某种道理。虽说朱熹具有强烈的圣经贤传意识,但他也认为对于以往错误的解释不应当由人情回护,而应辩其是非曲直。在不疑与有疑、训诂与义理、原意与发明、善意原则与人性原则之间,朱熹总是保持着某种张力与平衡,使得解释成为一项既有规范亦不乏创造的意义活动。

朱熹易学观述论

朱熹易学思想影响很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其易学观,朱熹易学观是对易学总体的反思,它包括易学史观、对易之结构的认识,以及对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及其关系的整体反思。易学史观包括一对核心概念:本意和言说,它们描述了易学原初状况和后世易学发展的关系。易由"理"、"象数"和"辞"三重层面构成,这是朱熹对易之存在结构的最终认定。以易学史观和对易之存在结构的认识为前提,朱熹进一步思考并融合了象数易学和义理易学。朱熹易学观为易学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经济伦理思想与德性的媾和——朱熹经济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在朱熹思想的研究中,过度渲染的德性论遮蔽了朱熹经济伦理思想真实面目的呈现。朱熹以"天理"为核心构建了德性思想体系,其实也是以"天理"制约"利欲"为经济活动的形上总特征,进而把"仁、义、礼、智、信"作为经济活动的具体准则而展示了其经济伦理思想与德性的媾和。朱熹这一思想对纠治当代社会德性在经济活动中的缺失有着借鉴意义。

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多重关系论

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蕴含的有关新闻舆论工作中的多重关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西方新闻自由观的关系、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舆论引导与正面宣传的关系、正面宣传为主与舆论监督的关系的论述,事关新闻舆论工作长远发展的根本和全局,为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坚持党性原则、坚持正确的舆论引导等,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指南。

宋明理学与明清实学知行观比较

朱熹理学的"知先行后"和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的知行观,说到底都是在做格心的工夫。明清实学实现了从德性之知到闻见之知的转变,强调要从不断变化的"气"中去探求自然界、人类社会的规律,提出了"知行相资,以行为贵"的知行观,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接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

清末陈澧《东塾读书记》对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在深入阐述朱熹学术思想的过程中,通过对朱熹有关科学的言论的梳理和研究,提出"朱子知算学""朱子讲求历算""朱子之讲求地理",对朱熹科学思想作了扼要的阐述,为朱熹科学思想的研究开了先河,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可供超越的学术基础。

朱子理学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及其局限性探析

儒家文化的发展脉络是从"天"向"人"、由"人"向"天(理)"、再由"天(理)"向"人"的辩证发展过程,而朱子的"理学"思想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朱子"理学"思想使儒家思想中"天"的本体更加抽象化。朱子将程子的"天者理也"以及"物我一体"的思想继续发展,形成了"天理"的本体论思想。对"天理"的高扬,人的地位却有所下降。"理"成为了统治一切的最高主宰,最终造成了见"理"不见"人"的严重后果。客观的"天""天道""天理"与"人""人道"的互动,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旋律,在这个主旋律之中,"人""人性"的张扬可谓是它的"最强音",而对"人""人性"的抑制所带给历史漫长的"灰暗"也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朱熹性理之学与诗歌创作的会通

朱熹身兼理学家与诗人的身份,将诗歌与思理结合是其诗歌创作的特色,其诗歌据此具有伦理道德与哲学观念的载体功能。其“感物而动”“辞以情发”的诗歌观念,体现着文是道的必然产物与文是道必然流露的哲理意蕴,于诗歌创作中系统地呈现了朱子的天理思想,流露出道德、知性与情趣美感三种不同的自我境界。诗中即象见理,意在言外、寓理于象、情理交融,诗歌创作与性理之学营造了一种和谐统一的特质,成为沟通“诗言志”与“诗言情”两种迥然有别的创作思想的重要途径。这为我们解析朱子哲学提供了一条重要途径,使我们能更加立体、生动地窥视朱子在阐发义理与人格至境之时的内心期许和信念。

三代以下折衷于朱子——张履祥对《四书》的新诠及约礼之学

明末清初是《四书》学发展演进的重要时期,在“由王返朱”思潮之中张履祥是一位值得关注的学者,他还在《四书》的诠释上对朱子学多有发明。他一生的治学以《四书》为核心,“祖述孔孟,宪章程朱”,将《论》《孟》《学》《庸》贯通“一辙”,其宗旨为“约礼”之学,《四书》其他道理如“视听言动”可谓“约礼”之“目”;《中庸》之义“须臾不可离也”,故“行准中庸”而强调须落实于“伦常日用”。就如何笃实践履而言,他对于《四书》的新诠,使其成为“朱子以后五百年来闻知之一人”以及入祀孔庙的儒家圣贤。

朱熹天理观的道德价值论

天理为善而人欲为恶,这是朱熹天理观的道德价值论的基本理论表达。道德价值论是任何一种道德理论体系的基石,探讨朱熹天理观的道德价值论,对于深入研究朱熹的天理观有非常重要的帮助。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以古学派对“无欲说”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欲”和“人欲”是不同的范畴,其讲“灭人欲”“去人欲”并非要人“灭欲”“无欲”,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但日本近世对朱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忠实介绍者”当中,至古学派兴起后,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然而观点不尽相同:山鹿素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贬周而褒朱;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认为“主静”不合于“天地生物之心”,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荻生徂徕、太宰春台则考究“人欲”在《礼记·乐记》中的内涵,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严格主义演绎有关,藤原惺窝、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欲”“人欲”的区分,而阳明学者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历史文脉。

论朱熹对程颐、苏辙“思无邪”观点的扬弃

程颐、苏辙作为北宋时期洛学与蜀学的代表人物,政治立场和思想理念皆有不同,尤其体现在《诗经》学方面,诸如《毛诗序》存废、说《诗》方法,亦体现在解经的立论依据上,这一根本性的思想差异可由二者对"思无邪"的阐述上凸显出来。对于程、苏二者的观点,朱熹兼而用之,其《诗集传》征引了诸多苏辙的《诗》学观点,但多为具体问题阐释方面的认同,根本的理论指导依旧是程门的天理观。朱熹就是在扬弃的基础上,对传统的《诗》学观发起了强烈的冲击,从而力图实现《诗经》学在南宋时期理学化体系的建构。

比较法视野中的证据裁判原则

在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的重要时间节点,证据裁判原则应该随着《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而确立。为了防止法官在认定犯罪事实中的恣意与滥权,欧陆启蒙立法中确立了证据裁判原则。该原则之确立以纠问诉讼中已经形成的法官独立性为前提,以检察官制的引入为突破口,以启蒙思想及其对应的证据理念为支撑。我国传统诉讼中缺乏证据裁判原则的生成基因,习近平法治思想对刑事司法的引领,司法的“去行政化”改革等的成效,为《刑事诉讼法典》的制定乃至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助力。为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刑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为了实现公正司法,需要法官公正审判,法官公正审判的关键在于遵循证据裁判原则。在《刑事诉讼法典》中确立证据裁判原则,需要在一审普通程序中贯彻审判中心主义,需要在审前公诉程序中克服侦查中心主义,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同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