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

作为一门学科 ,中国史学史是在 2 0世纪 2 0年代提出的 ,至 4 0年代初步形成。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产生的学术背景 ,与“史界革命”、文化史的兴起、通史与专史关系的认识等有密切的联系 ;梁启超、朱希祖、李大钊、何炳松、柳诒徵等人 ,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产生与形成有着开拓性的贡献。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第二次课程约结束于1909年3月。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钱一"的整理来源,是朱宗莱汇录后的五人笔记,"钱二"则直接据朱希祖第一次笔记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史实、梳理笔记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朦胧的新旧易位:民国初年太炎弟子入职北大与“旧派”之动向——以朱希祖为中心

在民初北大的人事变动中,朱希祖作为正牌章太严弟子先于他人入职,颇充当了排头兵的角色。其入职并未引起旧派人士的强烈反应,旧派众人其后渐次离开北大,与朱希祖并无直接关系,原因亦各自不同,但均对校长何燏时主政下北大未来的趋向怀有背离之感。虽然后来更多太炎门生进入北大,代替桐城派等旧派人士居于核心地位,但以历史的眼光加以评判,此番新旧更替实有"以旧易旧"的意味。这说明在民初数年里,新旧世界虽已有移形换位之势,但"新"、"旧"之间的关系还有些朦胧,其清晰的标准尚在确立与制定之中。

朱熹与张栻、吕祖谦互动述略

朱熹与同时代的思想家张栻、吕祖谦等围绕共同尊奉的儒家经典,在治学方法、道德思想和政治目标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讨论。20世纪及以前的学者对朱熹同时代学者的研究大多着眼于朱熹对他们的看法,此外这些学者倾向于将朱熹刻画成独特的思想家,同时对其天才式的思想表示赞扬。即使有学者对朱熹思想体系表示不满,也仍倾向于反映朱熹对其同时代儒者的批评。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个重要的转折,东西方学者开始关注与朱熹同时代的儒家,并具体结合时代背景对他们开展研究,学界不但对朱熹同时代的儒家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而且还认为他们对朱熹及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巧”在文道并进——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

朱熹用“东莱之弊尽在于巧”,批评吕祖谦之学问“投机取巧”。学界关于“巧”具体何指,聚讼纷争,且莫衷一是。回归具体历史语境,吕祖谦之“巧妙”,主要在于其文章工夫,表现在其对文道并进的重视与修辞技法的推崇。此种“巧妙”的文章工夫,彰显了吕祖谦重建文统的旨趣为了实现文以传道、文以经世,他建构了以修辞技法为门户,以文道并进为堂奥,以经世致用为旨归的宋学之文统。

“二朱”与中大史学

"二朱"同时执掌中大文史学研究所和史学系,共同制定史学系课程,协力创办史学专业刊物,以现代史学研究为学术实践,积极倡导文化史研究,以"文化学派"自居,并将人才培养视为纽带,逐步形成了从治学志趣、学术实践和教学方针三位一体的所(系)建设框架,对中大史学学科的建设和史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丰富了民国史坛的内容。

朱希祖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罗香林、朱倓夫妇任职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注重馆藏,创办刊物,保护文献,贡献不小,其父朱希祖应有提点之功。文章拟从办馆、购书、办刊和护书等方面,揭示朱希祖与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从中亦可略窥其诱掖女儿女婿为学处事之苦心。

吕祖谦与朱熹交游述论

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两宋学术堪称我国传统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高峰,尤其在南宋中期,诸子学术争鸣把两宋学术推至峰顶,而推动此期学术频繁交流的学者就是南宋著名史学家、理学家和文学家吕祖谦。朱、吕两人有三山之会、婺州之会、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两人长达十九年的学术交流,终使朱熹成为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吕学术交流实为我国古代学术交流之典范。

王逸、洪兴祖的方言训释比较及其影响

根据王逸《楚辞章句》和洪兴祖《楚辞补注》中的方言材料,归纳和分析两家《楚辞》注本方言训释的对象、地域及各自的训释特点,比较其异同,可以发现王、洪二人的方言训释对后世《楚辞》注本如朱熹《楚辞集注》和戴震《屈原赋注》都有深远的影响。

论《四库全书》提要准以朱子春秋学观及其影响:以《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主

《四库全书荟要提要》、文津阁与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判所收录春秋类典籍,多以朱子《春秋》说为据,然朱子自称五经中最不能理会的便是《春秋》①,朱子亦无春秋学专著,那么以朱子《春秋》说为标准的实质内容为何?本文试就三部提要称述,与引以为评判指标之朱子《春秋》,条理其内容,以说明编纂《四库全书》选书与形成评价的基本要项与内容,对朱子说的接受与其影响。

论朱希祖的《臣瓒姓氏考》

臣瓒《汉书音义》研究是《汉书》旧注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向为古今学者所重视。臣瓒姓名存在六种不同说法,迄今尚无定论。朱希祖曾提出臣瓒为“裴瓒”说,而其文在海外已难寻觅,这自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项研究在海外的顺利进展。朱希祖认为,裴氏为河东名门望族;裴瓒之官职“秘书郎”与“中书郎”职可互通;《晋书·裴瓒传》不载其集解《汉书音义》乃因史笔所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