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在论诗与论理之间《:朱子语类》论诗的话语意义

《朱子语类》论诗有其独特面貌,朱熹有意选取语录体诗话的方式进行言说,着意呈现诗歌创作中面向生活审美的浑融气象,在论诗观念上体现出诗话语境下诗与理的互斥互塑,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崇豪壮诗风,体现出朱熹系统性的审美观念和话语策略。康德对崇高审美的分析将朱熹原本诉诸审美经验和直觉体悟的文本呈现进行理性化理解,合理解释了为何朱熹所推崇的豪壮诗风较之其他风格更能体现“近道气象”,更为具体地揭示出朱熹理想诗风的重要特点。《朱子语类》论诗不仅体现出朱熹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审美修养,更是系统地体现出他在审美层面对体道方式的根本性探索及其对此种话语方式之于体道意义的自觉。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朱熹慎独思想的创造性及其廉政意义

慎独是儒家人生修养的重要方法。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的汉唐经学家,强调个体在闲居、独处的生活情境下,保持自律和克制;朱熹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遏人欲于将萌”,实现慎独由外而内的转化。朱熹的慎独思想,对廉政建设具有现实警示意义。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朱熹题刻“溪山第一”考略

朱熹一生足迹遍布长江以南,所经之处,留下不少题刻,其中又以所题“溪山第一”为最多。现今见于史料、文献记载及各地题名的,福建境内8处,浙江境内2处,广东境内1处;此外,尚有3处待考证,另有2处已被证实非朱熹本人亲题。朱熹对“溪山第一”情有独钟,有受其父朱松熏陶和影响的原因,也与小时候生活环境、其理学思想实践、晚年政治挫折等密切相关。

基于浸润式阅读的师范生美育培养理论和路径探究

以美育浸润为导向推进全覆盖的阅读美育,既是美育浸润行动的实践渠道之一,也是提升师范生美育水平的必然要求。中国传统的读书修身之法如朱熹的“朱子读书法”等相关理念对浸润式阅读美育有深刻的启发。在具体实践中,可以在遵循师范生学习能力和实际阅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科学技术领域重要文本,探索阅读美育的路径与方法,并通过教学实践检验浸润式阅读的美育成效,进而在理论上厘清浸润式阅读与师范生美育的关系,论述二者结合的可行性。

共同体理论视角下朱门师生关系及当代启示

师生共同体是教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思想共同体的统一。运用共同体理论对朱门师生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可以发现在南宋书院教育场域中的朱门师生,既是在问难论辩、善思质疑的教学交往中生成以教学相长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共同体,又是在相交以礼和融之于情的生活交往中生成以拟亲人关系为标志、以尊师爱生为伦理共识的情感共同体,还是在著书讲学和传扬理学的学术交往中生成以志同道合为特质、以追求真理为旨归的思想共同体。针对当今高校师生交往内容单一化、交往工具网络化和交往边界扩大化等问题,三位一体师生共同体可为高校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朱熹的理性精神及其对数学教学的启示

理性精神是数学内生的精神文化,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和变革的动因之一.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精神品格中蕴涵有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理性智慧.试以理性精神为切入点,通过研析朱熹理学中理为本体的思想体系、穷理的认识方法和居敬的道德修养方法,构建朱熹理性精神的基本涵义和价值旨趣.然后从中析取出3点面向数学教学的启示:帮助学生构建结构化的数学知识体系、追求并开展有深度的数学探究活动、涵养学生“敬”的数学学习态度.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意蕴及其当代价值

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基本原则、基本范畴是朱熹民本思想主要内容和政治实践活动的理论内核。“天理论”是朱熹民本思想的政治哲学基础,“得民心”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原则,“尊君”与“民本”是朱熹民本思想的基本政治哲学范畴。朱熹民本思想的这些政治哲学意蕴,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思想借鉴。

论朱熹、王阳明“新民”“亲民”之辨——基于人性论的立场

《大学》的“亲民”与“新民”之争以朱、王两家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朱熹基于理气二元的思想,演化出人性二元论,主张“自新—新人—新民”的“新民”说。“新”的三个层面次第展开,呈现为以教化手段复归“明德”之“明”。但在人性二元论中,善恶被赋予先天性,导致个体涤除身心染污的能力存在差距,最终造成主体难以自为地进行道德实践的理论困境。王阳明基于“万物一体之仁”,以人性即“至善”的天命之性,主张“亲亲—仁民—爱物”的“亲民”说。阳明消解了朱熹理论中善恶皆有先天来源的问题,将朱熹收摄于先觉者的道德自觉返还给常人,使得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自律成为可能,“明德”之明的复归则落实在“反求诸己”、去除私欲的简易方法上。

宋明理学的性说

北宋王安石承继唐代韩愈彰显孟子、肯定孟子的性善说,与程颢、程颐开创的道学派学者具有共同的性论基础。与王安石、程颢强调伦理意义上的善恶只是已发阶段的概念不同,南宋朱熹依据张载的心统性情与程颐的性即理,建立性情二层构架。同时,《大学》“身有所忿懥”的身、心理解反映了道学家不同的思想特色。有关性本善与无善无恶、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反映了理学家不同的思想重点。尤其是尊德性与道问学对立的思想史叙事不断地再生产,直至今天仍保持着生命力。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为代表,这样的叙事非常稳妥,但也因此需要保持警惕。一方面这样的叙事容易忽略不同学者思想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即使强调“朱陆和会”的学者也不可避免地局限在朱陆对立的理论前提。

论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研究

动态图形是集文字、图片、动画与声音为一体的数字载体和数字媒介。通过对动态图形的概述,分析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朱子文化研究的现状,提出利用动态图形对朱子文化信息进行传达,分别从传达主体、传达符码、传达媒介、传达意义几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构建朱子文化信息传达的新范式。

论“五经”在朱子理学建构中的地位

“四书”在朱子理学的建构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的学者认为通过朱子的努力,“四书”在后世凌驾于“五经”之上。这样一来,“四书”与“五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仿佛出现了截然的翻转。然而,这并不是朱子的初衷,也不符合朱子学的实际情况。当代朱子学研究有必要对作为理学的朱子学和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进行区分。就作为经学的朱子学而言,朱子主要通过“五经”诠释回应了其他学派的挑战并完成了对汉唐经学与北宋理学的融合;就作为理学的朱子学而言,《易经》构成其重要的经学基础,不能简单地认为是单纯建立在“四书”的基础上。

儒佛分工模式批判与《大学》经典地位的确立

宋代新儒学的成立关联着儒家经典系统从《五经》到《四书》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大学》的地位变化最为剧烈。《大学》升格运动的背景是儒家学者不满于“以佛治心,以儒治世”的儒佛分工模式。基于对这一模式的批判,儒家学者试图重新开掘儒家的治心之学,并重建治心与治世的关联,正是《大学》提供了一个打通治心和治世的思想架构。故而,韩愈以来的诸多儒家学者重新发现和诠释《大学》,最终经过朱子之手,《大学》被确定为《四书》之首,其经典地位得以确立。

中和辩证:朱熹文道观的新探解

朱熹在传承“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基础上,提出“文从道出”“文便是道”的观点。他主张“文”与“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形成中和辩证的文道观。这种文道观决定了他对待“文”的辩证态度。在文辞方面,朱熹主张“义理从文字中迸出”,强调文辞是义理的重要载体;又宣称“视言语诚如糟粕”,认为领悟义理后可以忘记文辞本身,秉持的是“得鱼忘筌”的态度。在“文采”方面,他主张“文字奇而稳方好”和“文以伟辞”,注重文辞技巧、文法、修辞的综合运用;同时他又轻视或反对“胭脂腻粉”“妄言绮语”“用意崎岖”的“巧”文。理解朱熹的文道观,不能以“文道分离”“文道合一”或“重道重文”“重道轻文”单一观点进行判断,而应回归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进行辩证地分析。

王船山对饶双峰《孟子》说的批评与接受

王船山《读四书大全说》对朱子再传饶双峰的《孟子》说加以深度剖析,从解经方法上严厉批评饶双峰过于分析的区别法“自误误人不小”,简直是“石田中求罅隙”;在理气观上,船山倡导理气不相离、理势不可截然分的理气相因观;在人心论上,船山严格辨析真心、本心与佛老之别,对双峰以人心为仁之解极表赞赏;在仁与礼乐、仁与不仁、孝与义等问题上,船山提出新的看法,批评双峰“谕父母于道”说违背了孝道精神。船山对双峰的反思与接受,表明船山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建立在对朱子后学继承与批判之上,朱子后学构成船山思想的重要来源,显示出船山学的朱学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