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对告子形象之重塑

朱子对告子进行了不同于孟子的形塑。关于告子的记载,现今可考者甚少,大抵只见于《孟子》“知言养气”章、《孟子·告子上》、《孟子》前六章“孟告之辩”处,以及《墨子》少数几篇文章中。由于流传下来的文章太少,且不易解读,因此关于其思想之判定,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有以为告子属前期古传统之儒者,亦有谓其近墨、近道,甚至近似佛学、禅学。朱子对告子进行了一番创造性诠释,而有别于孟子。其中关键之处在于朱子与孟子所欲应付的时代不同。孟子忧心时代风气将如杨、墨之无父无君,而离禽兽不远,因此辟邪说、放淫辞,与告子辩论,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至于朱子则是面对当时禅学之兴盛而欲辟之,故将告子转为近禅或心学的形象,以便一并提出反省与革新。

也谈中国、日本士大夫与朝鲜朝使臣交友中的“情”与“泪”--兼与夫马进教授商榷

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以朝鲜朝通信史元重举与燕行使洪大容为例,探讨清代中、日、朝鲜三国士人不同的“情”世界,认为朝鲜朝使者在日本与中国都与当地的文人保持着深厚的情谊,注意到中、日两国人为情流泪的情况,而朝鲜朝文人很少流泪,并认为朝鲜朝使臣这种极力抑制的精神来自“朱子学的精神”等。通过对当时中、朝、日人士交往的考察可以看出,中国士人自古以来即有“生离死别”与“黯然销魂”的感情,他们在为朝鲜朝朋友送行时的泪眼,都是对这种离别文化下发自内心的自然反应;燕行使所交往的中国士人多为南方人,他们在心底隐藏着“双重的离别”,极易引起感情的强烈共鸣,以至“掩泣汍澜”;燕行使臣所感知到的中国士人“稍过”的离别泪眼,既是真诚的,也颇具表演性;朝鲜朝文人也具有丰富的感情,也经常泪眼濛濛,但很少当众流泪;朝鲜朝通信使在日本有着种族与文化的优越感,不屑于同日本人谈艺论学,只是机械、漠然地应付各种接待仪式。三国人士之流泪与否,与“朱子学的精神”等没有直接的关联。

告子是禅?——宋明理学儒释之辨的一个议题

理学兴起后,辨儒释、攻异端便成为理学家的重要课题。在重新审视儒学史上的孟、告之辨时,理学家发现告子所云诸多言论与禅宗“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作用是性”颇有相似处,因此提出“告子是禅”这一命题,直将告子视为禅宗祖师。不仅如此,理学家“告子是禅”也关联着他们对霸儒、异统的批判。朱子及其弟子屡次将告子之学与陆象山相联系,而李材、顾宪成、刁包、熊赐履等人则将告子之学与王阳明相联系。既然告子是禅,那么陆象山、王阳明无疑也是禅。批驳告子,即可收到清理儒学门户、攻驳陆王的效果。不过,“告子是禅”也引起佛门释子及好佛士人的不满,麦浪明怀、曾凤仪等人曾对此予以严正驳斥。告子是禅抑或非禅,成为宋明时期儒释辩论的一个热门议题。

文化危机视野下的理学建构与道德实践--论朱熹“理”的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在当时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背景下构建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通过理的本体化构建、理与德的一体化、理与治的统一性和理的格物致知等,阐释了“理”在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的演化与呈现过程。他从道德本体论、道德原则、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四个维度,将“理”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在整个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建成了“理”所具有的系统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伦理逻辑体系与道德价值体系,并在传统社会实践中成为指导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对后世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朱子与湖湘学派“心性”观的分歧与成因——基于乾道八年(1172)前后辩论的考察

乾道八年(1172)前后,朱子与湖湘学派进行了一场关于“心性关系”的辩论,双方主要围绕着“尽心知性”的工夫对象与次第展开,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诠释《中庸》“已发未发说”与《易传·系辞上》“寂感说”。湖湘学者主要强调“寂感一如”的一贯性,朱子对“寂感”的具体使用情况则较为复杂:(1)“寂然不动”与“静”形容“未发”的状态,其对象既可指心,也可指性。(2)“寂然”表示“主敬”工夫中的心理状态。(3)以“寂然不动”状性,表示性无动静可言;或以“寂感”范畴说明心统贯性情的结构。(4)“寂然常感”表示本心的呈露时断时续、暂明暂灭。双方论争的根源在于两套观念模式的不同,胡宏强调“即体即用”的超越体证,朱子则引入程颢“易道神”的三元模式作为心性论结构的形上根据。两方争论具体表现为:“神之功用”与“心之神感妙用”之争,及“心以用尽情见义”与“性体心用形著义”之争。

朱熹论曾子——兼论朱熹的子学建构

曾子历史地位的升格,朱熹于此贡献最大。他系统论证了曾子的道统地位,认为在“十六字心法”之外,独属于孔、曾之间的道统之传为“忠恕一贯”,并有着实质性影响。在他的视域中,曾子资质“鲁钝”“刚毅”,实则仁义礼智兼备,其孝亦“大矣”。朱熹对曾子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完整地确立曾子的圣贤人格形象和道统地位。综合来看,朱熹理学中理应存在一个子学系统,但基本为学界忽略。其子学体系的建构源于经学、子学、史学与哲学的互动,根本主旨在于对儒学道统、治统与学统的维护。

在论诗与论理之间《:朱子语类》论诗的话语意义

《朱子语类》论诗有其独特面貌,朱熹有意选取语录体诗话的方式进行言说,着意呈现诗歌创作中面向生活审美的浑融气象,在论诗观念上体现出诗话语境下诗与理的互斥互塑,并在此基础上着力推崇豪壮诗风,体现出朱熹系统性的审美观念和话语策略。康德对崇高审美的分析将朱熹原本诉诸审美经验和直觉体悟的文本呈现进行理性化理解,合理解释了为何朱熹所推崇的豪壮诗风较之其他风格更能体现“近道气象”,更为具体地揭示出朱熹理想诗风的重要特点。《朱子语类》论诗不仅体现出朱熹不同于一般理学家的审美修养,更是系统地体现出他在审美层面对体道方式的根本性探索及其对此种话语方式之于体道意义的自觉。

程朱的超越境界

宋明理学发明内在超越理论,取代了佛教的外在超越理论,将其挤到后排。程颢、程颐、朱熹是内在超越理论的主要创造者。二程依据天理论,弘扬价值理性,搭建儒家的精神世界,视儒家伦理规范为天理的直接体现。朱熹以二程天理本体论为根基,把张载、周敦颐、邵雍的学说都纳入理学体系之中,成为集大成者,与二程连称为程朱理学。

“浙学”:一种修辞惯例及其阐释

南宋士大夫对“学”进行了各种政治与学术的语言建构,创造出了多种多样的范畴性集合名词,形成了一种关于“学”的修辞惯例。当朱熹提出“浙学”一词时,这仅仅是对修辞惯例的一种应用。这一类推式的镜像表述,使“浙学”能自动地成为可以汇集信息、突出主旨和设定的类型词汇。朱熹以“浙学”作为其思想演绎的方法,他对浙学的概写与定位关乎的是自身的范式性话语,是在关于自身的内在视角之外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视角,以达成巩固自己学说的优越感与认同感的目的,最终将自我的学术视为道学的唯一合法性话语。他用多种修辞方式对浙学进行直接且明确的批判与矫正,将之作为一种异论之学,表达了“无法同己”的情感与态度。“浙学”这一类的修辞依据,不仅有助于构建群体观念,还提供了一种认知思路。在历史的沿用过程中,通过挪用和转译的方式,“浙学”的词义本身及其引申的意涵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相当大的差异与变化。

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自我拯救及其学术史意义--以李元春为中心的探讨

清代中晚期是朱子学趋于势微、日渐羸弱的时期,以李元春为代表的朱子学者以道自担,奋力自救,力图从卫朱子之道、辨心学之偏和斥考据学之僻三个维度展开对朱子学的拯救,呈现尊朱而不佞朱、谴取心学和考据学的学术取向,并仰赖其在中晚清朱子学营垒中的学术地位,相应地涵具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一是提振了朱子学的地位,推动学术思潮由汉学独大向汉宋(朱子学)兼采转进;二是促使关中地区成为中晚清朱子学研究的重镇;三是力促关学的学术形态由崇尚阳明学向尊奉朱子学转进。以李元春这一典范学者为切入口,不仅可以具体而微地呈现清代中晚期朱子学的学术样态,更可以弥缝以往学界研究的缺漏之处,进一步完善清代朱子学演进、发展的学术图谱,从而呼应和落实“明清朱子学将是宋明理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的学术主张。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刘子翚生命的最后17年5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20余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季本的《大学私存》与中晚明的“朱、王之争”

不同于阳明其他弟子主要以讲学形式介入“朱、王之争”,有“王门的经学者”之称的季本则从“朱、王之争”的肯綮《大学》入手,倾力撰写《大学私存》,从文本和义理两个层面展开深入辨析。在《大学》文本上,季本在双谴双取朱子、阳明的基础上,构建颇有特色的“季氏改本《大学》”;在《大学》义理上,他大体沿袭阳明的思想主张,而与朱子相差甚远,开显出“立足经学、宗本阳明、兼摄朱子”的解决“朱、王之争”的学术方案。他的方案一方面折射出阳明心学内部绝非已有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皆是陵夷经典式的,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早期的“朱、王之争”中,朱子学始终是“在场的”,以参照物的形式影响着阳明学的演进。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早期“朱、王之争”的学术样态,也有益于理解经典诠释与学术思潮之间的双向互动。

朱熹对白鹿洞书院的重修与道学思想的复兴

重修白鹿洞书院是朱熹道学思想的具体实践与展开,朱熹借此以官方力量宣扬周程道学,建立道学思想的根据地,对此后道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意义。朱熹力主周程道学,批判佛老之学与儒门内部王学、苏学,以扭转道学的弱势地位。朱熹复活书院的活动与其弘扬道学的目的紧密结合,他采取了请求朝廷支持、刊刻道学文字、撰写诗文、开展讲学、确定学规等多种形式。朱熹竭力树立周敦颐在理学道统中的开创地位,确立了白鹿洞书院作为道学重镇的意义。

朱子社仓与南宋乡村共同体的形成

随着宋代土地兼并造成的社会分化加剧,乡村贫富矛盾日益尖锐,这在南宋初年的乡村社会尤其明显。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各种单一共同体成为小群体的生存策略,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乡村共同体反而受到削弱。在一些生存困难的地区,由常规性春荒引发的贫富对立就足以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分裂,更在饥荒期间造成乡村共同体的崩溃。为此,如何建立一种能够纾解民困、缓解贫富矛盾并修复乡村共同体的有效机制,成为南宋士大夫们尤其是理学家们重点思考的问题。朱熹的方案是:通过建立由士人领导的立足乡村的公益设施——社仓,构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贫民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所需口粮,乡里借贷利率也得以整体降低;富民尽管做出部分让步,并投入大量精力从事公益服务,但避免了社会崩溃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在这一体系中,士人作为儒家传统的代言人为系统注入道德内聚性,公益服务与慈善活动增进了结构的精神属性。由此,一个在官方监督下的由士人领导的建立在乡里社会场域上的地缘共同体得以成立。这种模式尽管并非尽善尽美,但在应对乡村社会分化导致的地缘共同体分裂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被后世所继承,这无疑是朱子社仓超越南宋时代的价值所在。

“四端不中节”何以可能?——兼论中韩儒学视域下的“中节”概念

韩国儒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发展了宋明理学,这是一个尚未得到充分阐释的问题,而围绕“四端不中节”产生的一系列争论则是其中颇为重要的切面。“四端”在《孟子》的语境中无疑是纯善的,然而在理气与性情的框架中,却难逃“不中节”的质疑。对于“四端”,文章通过言说方式的视角还原了《孟子》所论“四端”的意涵。对于“中节”,以往学者多关注“中节”在性情论意义上的“情合于性”,却忽视了其在制度层面的“合于礼乐”,而二者皆与“中礼”关联甚深。正是道德和制度之间的张力,才使得四端不中节成为可能。这不仅提示出重新审视韩国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连续性的必要,也在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儒学不同文本之间概念拼接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全”与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对“朱子式”方案的修正

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对身处困境之人施以救助的行为是道德上“应当”的?对此,全林强博士认为道德心理学所提供的外在主义与内在主义方案均有缺陷,他调动朱子的思想资源提出了一个为援手行为进行道德辩护的“朱子式”方案。然而,这一“朱子式”方案依然不充分,因为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它对“援手”行为的道德辩护将会遭遇失败。“朱子式”方案须进一步基于朱子“全”的思想,补充一个对私意私欲的排除机制。这一理论结果表明:在当代哲学视域下,“全”所代表的朱子伦理学的思考方向,还有众多思想资源值得进一步发掘。

论朱熹对《史记》的研读与传播

朱熹对司马迁与《史记》,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他称赞司马迁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精神,并从体例、史料价值等方面对《史记》进行客观评价。在研读《史记》过程中,对《史记》记载失实的地方进行了批评,记载错误的地方进行了精心校勘。为了反对浙东学派推崇《史记》,朱熹对《史记》进行了刻意批评。正是在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在书院的教学中,他时而鼓励学生学习研读《史记》,时而又反对学习《史记》。朱熹对《史记》的研究与传播,与他的理学思想、南宋书院的发展和印刷业的发达等文化背景分不开。

共同体理论视角下朱门师生关系及当代启示

师生共同体是教育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思想共同体的统一。运用共同体理论对朱门师生关系进行新的解读,可以发现在南宋书院教育场域中的朱门师生,既是在问难论辩、善思质疑的教学交往中生成以教学相长为主要特征的教育共同体,又是在相交以礼和融之于情的生活交往中生成以拟亲人关系为标志、以尊师爱生为伦理共识的情感共同体,还是在著书讲学和传扬理学的学术交往中生成以志同道合为特质、以追求真理为旨归的思想共同体。针对当今高校师生交往内容单一化、交往工具网络化和交往边界扩大化等问题,三位一体师生共同体可为高校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并称考——兼谈崇德的勉斋书院与传贻书院

朱子门人黄榦与辅广为何并称“黄辅”,本是关系朱子门人后学与朱子学史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事实上,黄、辅二人之间曾有过交游与论学,特别集中于性的善恶之辨。此外他们都曾在浙江崇德(今桐乡)任官或讲学,后人为了纪念又分别建有书院。黄榦在崇德石门酒库曾有近三年的任职经历,除了专心酒务外,还关心灾荒等事,亦留下许多诗文,故后人为了纪念他而创设勉斋书院。辅广安家于崇德县城,晚年担任县学主学并创办传贻堂,传贻堂后来成为绵延七百多年的传贻书院,为浙北历史最为悠久的书院且影响深远。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