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再考察

《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的时间、原因、过程等问题,前人已有考述,然尚有不足。经重新梳理史料,发现《明太祖实录》第三次修纂应当始于永乐七年六月,至永乐十六年五月成书上进。朱棣突然决定三修《明太祖实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永乐六年冬,《永乐大典》成书上进,使得朱棣有足够的人员从事三修本《明太祖实录》的纂修工作;其二,朱棣对李景隆“心术”的怀疑是三修《明太祖实录》的根本原因;其三,永乐七年的北巡唤起了朱棣对李景隆的怀疑与不满,是朱棣决定第三次纂修《明太祖实录》的直接原因。此外,《明太祖实录》的三修工作完全在朱棣的控制之下进行,实录及纂修班子随朱棣銮驾在南北两京之间几经迁移。三修《明太祖实录》或于北京太液池焚草,但此时实录成书后即焚其草的惯例尚未形成,因此焚草时间可能并非在上进后不久。

“乱宫之变”:洪武宫闱与胡蓝党案关系抉微

在马皇后去世后的三年丧期中,洪武朝的后宫发生了多起“乱宫”事件,经过多年的追索,大批妃嫔宫人、勋贵及其子弟被杀。所谓“入乱宫禁”,实际上是明太祖对后宫与外朝交结的夸大认知。仔细考察相关史料发现,许多乱宫事件的参与者,是胡、蓝党案中的“罪犯”,由此掀开了明初勋贵之家与皇室、宫廷与政治的复杂关系。研究“乱宫之变”,不仅能揭开明太祖时期宫廷的神秘面纱,也可为深入探究明朝皇室婚姻制度的转变以及洪武朝胡、蓝党案提供新的视角。

试论明太祖的驭武思想

明太祖以武功定天下,其间武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故而朝廷崇其爵,丰其禄,并准其世代相袭,奠定了明初武官较高的政治地位。而在优待武臣的同时,明太祖又以礼法加以约束,要求其遵纪守法、戒骄戒奢、体恤军士、克己复礼。此外,明太祖还极为重视武臣及其子弟的儒学教育,显示出其对武官群体长远发展的注重。明太祖的驭武观念反映了其文武合一、文武并重的统治思想,该思想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明初文武关系的格局以及明代武官制度的制定,对明代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太祖与江南义门的互动模式探究——以浦江义门郑氏家族为个案研究

位于浙江金华的浦江义门郑氏家族,自宋建炎到明初,累世同居,多次被当朝嘉奖,旌表为义门,明太祖甚至亲赐“江南第一家”之称。作为一个样板家族,郑氏家族与中央王朝保持着微妙的互动关系,一方面,郑氏家族凭借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政权,寻求发展壮大;另一方面,明太祖在打压郑氏家族的“地主身份”的同时,更多的是对其“义门身份”的扶持,将其树立为地主宗族的模板,以推行其“以良民治良民”的统治思想。这种互动模式可视作行政外包理论嵌入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二者关系。

圣谕的演绎:明代士大夫对太祖六谕的诠释

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是明代基层教化的指导思想,在明代有许多诠释文本:成化年间王恕的略带训诂色彩的《圣训解》为其滥觞;嘉靖年间因与乡约的结合,各种诠释文本蔚然兴起,并发展出纲目式、说理式、歌诗式等多种诠释形式;至晚明,则多有援引善恶报应故事及律例入诠释中者。明代六谕诠释的历史,既是明代后期基层教化的一个面向,也是晚明思想演变的一个侧影。

明初城隍祭祀——滨岛敦俊洪武“三年改制”论商榷

文章针对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关于洪武三年城隍祭祀“改制”的三篇论文指出:所谓改制背景为“理念派”与“惯习派”之争说法出于虚构;洪武三年二月份祀天神、地礻氏并未造成“两种城隍”;洪武三年“改制”与明朝对道教的政策无关;洪武三年所定祭祀城隍规则曾得推行,后来才发生变化。滨岛敦俊的有关研究忽略了明太祖本人在明初宗教制度、政策中的决定性地位,以两元对立观念考察儒、道关系,忽略明代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契合一面,并根据明中叶以后情形推测明初情形,加以对史料处理简率,因而造成一系列误解。

论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以土地政策和税粮征收为议题

明太祖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产品分配和灾害救济三个方面。一是大力兴农：以解决民食,并在政策、体制、组织、方法上多有创新;二是征税于农：为了权力也为责任,既有经济剥削的一面,也有一些合理因素;三是减税济农：活民命保治安。减免赋税非常态化、临时性的多,常态化、固定性的少;局部的多,全国性的少;民田多,官田少。明太祖大力兴农,又征税于农,有时也减税济农,这三者看似矛盾,实则互相关联,不可分割。贯穿于其中的指导思想,是＂以农保国安民＂。他较好的处理了与农民的经济关系,为子孙承业治国奠定了基础。

建文帝有实录吗

史学界长期流行明建文帝有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说法，并广泛见于研究或介绍《明实录》的专著、教科书、工具书和论文中。该说直接源于《明史·艺文志》的记载。本文通过追朔其史料来源和考辨史实的方法，得出建文帝并无实录附于《太祖实录》的结论，并指出《明史·艺文志》所以致误的原因，以求正于史学界同仁。

消极与积极并存:明朝建国前后祭祀活动述论

祭祀是明太祖从政治国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从政后的祭祀活动,经过元至正十二年闰三月至二十三年、元至正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冬、元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至明洪武三年十二月、洪武四年正月至三十一年闰五月凡四个阶段的演变,由最初的偶或进行,逐渐发展为成体系地、制度化地进行。从总体上看规定严格,内容复杂,参与祭祀者包括各级贵族和臣民,祭祀对象包括自然存在之物、各种人造器物、各种古今正面人物以及各类神灵鬼怪,祭祀时间与规格各有差异。历史环境的制约、鬼神迷信的影响、宣扬天命自我神化、维护等级秩序强调君主至上、恐吓臣民巩固统治秩序、宣泄对先祖的追慕情感等,是其从事祭祀的原因和目的,为民求福是其祭祀活动的一大亮点。明太祖的祭祀活动包含着浓重的消极成分,但其积极因素亦不可忽视,消极与积极交织并存,需仔细分析、小心总结。

明初方外诗坛生态论考——以明太祖与诗文僧的关系为中心

明初方外诗坛的生态,与洪武朝的佛教政策的变迁休戚相关。洪武前期,明太祖对佛教主要采取尊崇、怀柔的策略,很多有影响的诗文僧都出入掖庭,广泛参与国家事务,甚至与明太祖赓诗唱和;而洪武中后期则逐渐转为整顿、抑制为主,一些诗文僧或惨遭流放,或罹"文字狱",或坐"胡党案",丛林一时噤若寒蝉。此种丛林生态,深刻地影响着明初诗文僧的创作,他们一方面以"善世"、"遍应"等庄严佛曲歌赞新朝,另一方面则曲晦地表现出畏祸的心态。

“多封众建”—明太祖的治藏方略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期。明朝建立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在全国恢复封建秩序，缓和社会矛盾，在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君主专制制度，从而使明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得到了空前的强化。而对西藏，明太祖则采取了“多封众建”，即对藏僧进行分封“国师”等形式，取得了较好的实效，促进了西藏的稳定与祖国的统一。

明朝开国皇帝神话传说的政治建构与民间记忆

明朝开国皇帝的神话传说与民间记忆,是在复杂的社会政治境域与形势下建构和固化的,具体地源于元季政治的变幻风云、社会各阶层对"天生圣人"出世靖难的期待、明初皇位争夺及消除北虏寇关威胁的政治需要,并由此自上而下流传开来,最终形成了官方文本、地方史乘、民众述说的三者互动。

大明国号与朱元璋信仰关系研究

学界曾以朱元璋参与过明教,并以"明王出世"而认为大明国号也由来于此。实际上,通过对朱元璋信仰体系的考察检视,可以发现,朱元璋一生对佛教、道教、明教、儒学等宗派或学派都有涉猎,其信仰体系缺乏连续性。基于此,大明国号的由来不是源于明教,而与佛教密宗关系更为密切。

明太祖话语权对通俗文化的影响

明太祖的权力话语在洪武朝形成强势,通俗文化成为其政策的一种特定表现。戏曲是当时主要的通俗文化形式。太祖多次颁布律令榜文,制定了一系列对戏曲影响很大的政策、禁令法规,这些政策与明太祖推行的道德教化政策相关,伦理倾向显然。太祖推行的教化论影响了戏曲的创作和搬演,使之适应政治教化的需要,甚至影响到明初的戏曲创作,使明初创作的戏曲成为"风化""载道"的政教工具。

明朝洪武时期胥吏任官状况论述

朱元璋对官府中的胥吏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但因为开国初期科举人才的缺乏,也由于朱元璋不拘一格的用人路径,使他从胥吏中选拔了很多人才,这在明朝其他时期是不曾有的现象,这些人官居要职且有惠政,对明初经济恢复发展、政局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朱元璋在任用胥吏的同时,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教育和制度约束,然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这些措施收效甚微,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胥吏的贪腐问题。

明太祖与江南佛教上层的关系

元末明初,江南地区为汉地佛教中心,法门兴盛,人才济济。名僧大德普遍淹通佛儒,与士大夫阶层有着广泛交往和密切的联系,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出于稳固明王朝统治和安定社会秩序的政治需要,明太祖重视对江南佛教上层的结纳与笼络,名僧大德普受征召,并择拔"通儒僧"出仕,径为所用。然而,在明太祖竭力强化专制统治的背景下,江南佛教上层累受各种"党狱"之祸的株连,政治压抑和迫害的阴霾常常笼罩在这些人的头上。经历了洪武一朝,江南佛教人才迅速凋零,僧团萎靡,江南佛教上层作为一股有影响的社会力量由此而消散。

试论明初入仕元官的境遇与心态

元末官僚系统的崩溃及朱元璋的拉拢与笼络使元官入仕明朝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他们在明初享受的待遇较元末也相对优厚,但其入明后的心态却显得矛盾和复杂。无所适从的贰臣角色和政治羁绊下的卑微人格使他们的心态日益压抑与苦闷,也预示了其结局的不可琢磨。入仕元官虽对明初政治和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但对明代政治走向的影响却微乎其微。

刚柔相济:明太祖治理腐败的两面性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腐败十分严重的一个时期,从明初到明末,腐败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洪武时期,腐败猖獗,为了消除这一弊政,明太祖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刚柔两方面施政治吏,以重典严法和说教考核相结合,欲求吏治清明。明太祖治理腐败的措施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了作用,惩处了一些贪官污吏,有利于澄清吏治,但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

明太祖对藩王的钳制措施及其成效探析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稽仿古制,推行分封,具有由朱家子孙共享富贵与藩屏皇室的双重目的。然而诸王大多顽劣不堪、为非作歹,为此,他采取了亲身说教、委任王府官教导、编纂训诫书籍等手段加以劝谕,但因缺乏强制性,这些手段效果有限。同时,由于诸王屡教不改及其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朱元璋同样在实际限制藩王权力上用力颇勤。其一系列举措使得藩王部分人身自由遭到限制、部分法律权与人事权被收回、礼仪尊卑秩序被重新厘定、军事权发生一定程度萎缩。尽管如此,由于分封制与大一统中央集权背道而驰的特性及其实际限制藩王权力措施的缺陷,还是为尔后的靖难之役埋下了隐患。从长远来看,日益浩繁的宗室供给更是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进而成为明亡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