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性与民间精神——百年前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传》的文化史价值

赵焕亭小说仿拟水浒故事母题,在武侠文学视野中延续了《水浒传》的艺术生命。第一,仿拟女强人比武耍横:增加了男女混合的比武打斗,善于利用团伙优势挟制官府,与懦弱丈夫组合反暴等。第二,仿拟李逵对李鬼之辈的打假:赵作未忽视英雄的同情心,还注意到冒充者受银后的感恩心理,江湖黑店聚焦也有新开拓。第三,仿拟杨志卖刀:揭示出控方盯得紧、地区“健讼”风气、贪吏敲诈、讼师牵线等。第四,重写解珍解宝被夺猎物,侧重黑恶势力的吞占,突出了侠义英雄的纯粹利他、团体内部正邪纷争问题。水浒类话语再生产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也因这时代战争风云、外强欺凌和内在诸多困扰,使水浒类话语的含蕴有特定政治场域的针对性。

醒世之心与愤世之情——西周生的创作意图与《醒世姻缘传》的批判精神

《醒世姻缘传》写了一桩“阴阳颠倒,刚柔失调”的恶姻缘,丈夫狄希陈懦弱、愚蠢,妻子薛素姐悍泼、狠毒,不仅导致婚姻名存实亡,还气死了狄母与薛父,葬送了狄希陈的仕途。西周生写这桩恶姻缘,就是要劝男人竖起脊梁,女人做贤妻孝妇,其婚姻观相当陈腐。西周生的女性观更为落后,对悍妇极尽丑化之能事,对女性的正当权利也横加指责。小说大量的内容游离于恶姻缘故事之外,将笔触伸向世间乱象,指斥社会弊端,体现出西周生强烈的批判现实的精神。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从“幽人”内涵变迁看苏轼黄州时期的贬谪心态

“幽人”语汇贯穿苏诗创作全过程,而在谪宦黄州时期,“幽人”实现内涵的粉碎、颠覆与重塑。苏轼《东坡易传》丰富了“幽人”的内涵,涵盖了“幽隐”“幽囚”和“幽愤”等义项。从初至黄州的“幽囚”情感,到求道的人生尝试中“幽隐”与“幽囚”心态的矛盾徘徊,促成“幽愤”心态的萌芽,从而彻底落于“幽愤之人”的自我体认,皆足以洞察苏轼演“易”所带来的痕迹,生动地展露其贬谪心态的复杂演变。从易学视角入手,为我们理解“幽人”的多重含义及其嬗变脉络指明方向,由此窥测苏轼贬谪黄州的心态,理解其贬谪心态由惊惧避祸转向自我疏解与自我观省,从而实现自身文化人格自立的内在成因。

易本烺《字辨证篆》“误省”同形分类考察

《字辨证篆》是清代易本烺在文字学方面的代表作。“误省,指本非省字而误作省者。”《字辨证篆·误省》收录了“误省”实例40例,其揭示的同形字类型有: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换声符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会意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简省某些部件的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讹变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通假俗字同形;一个字与另一个字的借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讹字与另一个字的省形俗字同形;一个字的古文与另一个字的音近换声旁简体俗字同形。这些“误省”实例告诉我们要从形音义三个方面综合辨析字际关系。这些同形字以同为形声字的同形字居多;在形声字的同形现象跟假借现象之间有时很难划出一条截然分开的界限;这些同形字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字形简化或字形讹混或字形简化和字形讹混共同作用。“古代汉语”课程学习要引导学生辨析同形字。

交往行为理论观照下的译者行为有效性评析——以《水浒传》两个英译本为例

依据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交往的合理性有赖于遵循交往的有效性原则。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往行为,翻译主体也应遵循交往行为的有效性原则,翻译策略的选择应该尽可能符合真诚性、真实性和正确性的原则。对赛珍珠和沙博理的《水浒传》译本翻译策略的对比分析发现,两个译者都有实现文化间平等交流的初衷,符合交往的真诚性要求,但在交往的真实性原则和正确性原则的符合度上,赛译和沙译各有差异。理想的翻译应该尽可能兼顾交往有效性的诸原则。

《经传释词》“为”字条辨析

《经传释词》在虚词研究上的贡献和不足,前人多有论述,但对其中的义项和例句,则缺乏全面详细的辨析。本文选取其中义项较多的“为”字条,对其义项和例句逐一进行检视,观察其例句的分析是否正确,义项的设立是否合理。文章认为“犹用也”“犹使也”“犹则也”“犹与也”“犹有也”五个义项是不能成立的;“犹于也”“犹谓也”“语助也”虽可成立,其中部分例句分析有误。文章还从历时的角度,分析了“犹将也”“犹如也”“语助也”三个义项的来源。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爻辞中心的《周易》创造精神与著作体例解读

解读《周易》经文应以爻辞为主,爻辞是文王及其集团的政治思想与人生智慧,实乃孔子学《易》的文字对象。《易经》之形成,始于卦名之取得,它并没有固定的原理,然则有若干形成思路。其间极具特别意义之处,当属单阴五阳与单阳五阴的卦名构建,此十二卦最能展露六爻爻辞之位阶角色思想。《易传》诸篇与爻辞解释直接相关者,当属《小象传》与《文言传》二篇,及《系辞传》上下各一章阐释孔子的解经文字。疏解《易经》首当揣度卦名之由来,次之乃探赜爻辞,之后方可索隐卦辞之谛。《彖传》与《大象传》均可仅视作后学之创作,与爻辞意旨的疏解关联不甚紧密。而《序卦传》与《大象传》乃与卦名之由来无甚关联,不必据此二者解析卦名,此皆儒家哲学之义理发挥。

中古汉语副词“转”语法化连续性环境研究

文章以东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译佛经为主要语料,从语法化环境具有连续性的理论出发,讨论了中古汉语时期“转”的各种副词用法演变的语法化环境。这一时期“转”有程度副词、情状副词和语气副词三种用法,它们都是由“变化”义的动词“转”语法化而来,新的语法功能经桥梁环境、在转换环境中最终形成,而“转换环境”是可以采用一定的形式标准将其识别出来的。文章最后还讨论了基本见于佛经的“转复”“转便”“转更”的副词用法,指出它们源于不熟悉汉语的译经僧人(二语习得者)的学习偏误。

程颐《春秋传》及其《春秋》诠释学

程颐乃《春秋》宋学之推助者,视《春秋》为“圣人之用”,以为学者只观《春秋》亦可尽道。其曾揭示治经之要领,如“《传》为案,《经》为断”“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凸显了《左传》解经之功能。晚年著《春秋传》,阐发正人伦、谨名分、尊周王、攘夷狄诸大义;且持天理、人道取代微辞隐义,进行创造性诠释。对于《春秋》或书或不书、或称或不称之笔削,与夺进退、褒贬劝惩之指义,抑纵、微显相反相成之笔法,事同则辞同、事同而辞异诸书法义例,观百物、聚众材与张本继末、系统宏观之比事属辞解经方法,程颐《春秋》学多有具体而微之提示。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论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对朱子《诗集传》的阐发

胡一桂《诗集传附录纂疏》为羽翼、阐发朱子《诗集传》而纂,编纂始自熊禾的倡议,并一定程度上受《周易本义附录纂注》的影响。为阐发《诗集传》,胡一桂在其书中主要做了五个方面的工作:其一,选取朱子语录、经说为《语录辑要》编于书前,为阐发《诗集传》张本;其二,选朱子语录编为附录,试图以朱解朱;其三,集诸家解说编为纂疏,以疏解《诗集传》;其四,下按语阐发自己见解;其五,附王应麟《诗考》于书末,羽翼朱子废《小序》之举。

“起承转合”与“正反合”的比较

“起承转合”是中国传统的章法学术语,而“正反合”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概念。前者是文法形式,后者是思想形式。两者在具体的运用过程中,都试图不断地提高其普遍性的价值,但也都遭遇到不同的质疑和批判。对两者进行比较,进而发现其共同的问题,从而在理论思考方面有所推进,这是非常必要的。无论是“起承转合”还是“正反合”,都是人类特定认识阶段的思想总结的产物。它们作为一种“形式”的局限性本源于人类自身的局限性,也因此,我们讲论“形式”的时候,总是遭遇有限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它们之间也并没有向对方过渡或转化的态势,这种现象耐人寻味。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论《醒世姻缘传》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醒世姻缘传》和《儒林外史》两部名著之间存在着多重联系,有学者认为,前者在创作内容和创作思想上对后者具有一定的先声作用。诚然,不论是在士人百态的刻画上,还是在社会风貌的表现上,《儒林外史》都与《醒世姻缘传》表现出了或多或少的相似性。同时,《儒林外史》在创作思想中批判意识的表达和社会理想的阐发,也表现了对《醒世姻缘传》遵礼复古思想的反思与继承。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河山传》与贾平凹长篇小说的现实主义新变

《河山传》以时间为经,以洗河和罗山杂糅共生的双线叙事为纬,建构了以日常生活时空为架构的美学体系。在垃圾、女性等叙事基础上推进了实与虚,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日常生活诗学。日常现实主义直面日常生活断片,还原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全貌,关注金字塔的社会底部和生活流的历史细部,在事件和细节变换中实现了现实主义的转换。《河山传》以混杂的日常重建美丑统一的审美理想,打破了好坏和正邪的固有判断模式,书写了以洗河和罗山传记为寓言的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史。随着民间、民俗、民工甚至民国等叙事范畴的生产和传播,现实主义的内生动力与创新活力被不断激发。贾平凹意识到机械处理生活真实的僵化现实主义做法的无力,试图将被意识形态遮蔽和筛选过滤的社会生活真实,重构为敞开的原生态日常生活真实。而被压抑的作者也随之被解放和赋能。社会现实题材的精心选择,平实细腻的日常用心与直击现场的心灵真实,建构了在传统二元对立结构的城乡图谱中精神融通的可能性。《河山传》是贾平凹回望和致敬改革开放时代的树碑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