痤疮宝口服液的急性及长期毒性研究

痤疮宝口服液急性毒性试验，昆明种小鼠口服给药最大耐受量为178．4g／kg，未见明显毒副作用。长期毒性试验，大鼠按33．9g／kg·d，1784g／kg．d的剂量连续给药4周，各组无动物死亡，动物外观、体重增长、血象、肝肾功能又脏器指数与对照组比较无异常。病理报告高、低剂量组与对照组比较，对胃肠粘膜有一定毒性作用，停药2周后再查，病检正常，提示此种毒性作用是可逆的。

从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看文学史如何定义《小鲍庄》与“文化寻根”

说到《小鲍庄》与"文学寻根"的关系,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毫无疑问地认为《小鲍庄》该归属于这一"思潮",这是今天的文学史给我们的结论。事实上,当我们重新翻阅80年代有关这部作品的文学批评时,会发现这个结论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理所当然,而是经历一个被反复推翻又重新建立的过程,对这个过程的解读会为我们展现一个真正的有关文学的历史,告诉我们结论从何而来。

人性与道德的冲突——对《白鹿原》、《小鲍庄》中“仁义”的反思

"仁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是引导和规范人的行为的伦理道德。仁义促使人性升华,使人们在道德的规约下认同并承担了个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但是在历史现实中,人性欲望常常违背伦理道德的要求。在矛盾对立中,道德与人性表现为相互制约的实质。

《陈仓迎驾辨》考辨

光启二年韦庄往"陈仓迎驾",以为其目的是"向襄王劝进,似乎更为可信",此论不确。详考史实,无论是从韦庄得到僖宗西狩的时间看,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看,还是从此次西行北上的行程看,韦庄不可能向襄王劝进。

论广西北路壮剧从说唱到演剧的转变——以《太平春》与《农家宝铁》为个案研究

在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从形态、功能与观演关系三个方面论述广西北路壮剧从说唱到演剧的转变,力求为学术界关于中国戏剧发生学的探讨和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

唐代的状报

状报起源于唐代,是伴随着进奏院的产生而出现。进奏官把获取到的关于朝廷信息和其他地方藩镇的动态,编辑成状报传递给各自所在的藩镇,让节度使可以及时得到消息,并且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状报成为唐代中央和地方联系交流的媒介,对信息沟通起一定的作用。

《莊子·齊物論》“葆光”新解

《莊子·齊物論》有"葆光"一詞,舊多解爲韜光養晦之義,與上文"注、酌"之義不符。本文認爲"葆光"當讀爲"浮觥",指罰酒之觥。古代飲酒多以犀牛角爲之,須一飲而盡,其器謂之"兕觥"。本文對於"兕觥"的形制和用途進行了梳理,認爲"浮觥"之制是原始民族以獸角杯敬酒和罰酒的禮俗變遷。

覃保霖学术思想初探

覃保霖是我国著名的壮医药专家,致力于壮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实践,治验富赡,著述颇丰。其学术特色鲜明突出:重视《黄帝内经》与医易研究;开创壮医药研究之先河;首次系统论述壮医理论体系。临床上自创覃氏针法,长用草药施治,善用陶针疗法,重视甲象辨证,对壮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鲍子鼎与鲍子镈

春秋时期鲍子所作的铜器有新发现的鲍子鼎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的鲍子镈。鲍子鼎的作器者"鲍子"被认为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铭文中的"子思"是子产之子国参,但从器形、纹饰和铭文看,它与齐侯器、夆叔器等有铭齐器的年代接近,铸造于春秋中期后段或春秋晚期初;作器者可能是鲍庄子和鲍文子中的一位,不会是春秋晚期后段的鲍牧,"子思"也无证据证明是国参。鲍子镈的作器者自晚清以来一直被认为是"■",因而被称为"■镈",这实际是错误的,镈铭中的"■"并非作器者之名,而是一个表"长久"之意的副词;根据鲍子镈的器形、纹饰和铭文,可推测它也是春秋中期后段到春秋晚期初的产品,与鲍子鼎的年代比较接近;其作器者并非鲍叔牙的孙子,更可能是鲍庄子或鲍文子。鲍子鼎和鲍子镈的器主可能是同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