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与汉初历法

荆州胡家草场12号西汉墓出土的4 600余枚简牍中包含203枚历日简。这203枚历日简预推了汉文帝后元元年之后一百年的朔日干支(前163年至前64年),是迄今发掘的连续朔闰时长最久的历法材料。将朔日干支进行对比可知,胡家草场墓地历日简所反映的历法与殷历切近,余分仅比殷历大150分左右(每日以940分计,误差大致相当于3.8个小时),其置闰年份也与殷历一致。结合近年来有关秦汉历法的研究成果,以及传世文献中记载的朔闰干支和置闰规律可知,汉初的置闰年份与殷历的置闰规律相符,与颛顼历的置闰规律不符,因此汉初的历法并非史籍所载之颛顼历,实由殷历变化而来。

西汉《易阴阳》对冬至特性的阐发

从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历法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即物候历、颛顼历、太初历。不同阶段对于阴阳、四象、八风、八卦、五行、九宫等学说的解释都有不同。汉武帝太初改历体现着以冬至为中心的四分术历法思想,而作为一种历理准备,《易阴阳》对于冬至特性作出了独到的哲学概括,并将多种学说加以相应的调整,使之构成一种《易》学性质的历法理论。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辩证

《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跟《礼记》中的《月令》文字相同,差别只是十二篇合为一长篇,又被《淮南子·时则训》全文抄录,仅文字上略作修改,其中所记天象、物候多来自于《夏小正》。主要受对《月令》的解读影响,从汉代开始,学者对于《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制的认识便存在着巨大的分歧,高诱、郑玄等认为《十二纪》纪首(亦即《月令》)以孟冬之月,即夏历十月为岁首,所用正是秦朝的颛顼历,而更多的汉代学者囿于经学思维,认为《月令》乃周礼,所行即周制。唐代孔颖达疏解《月令》时,为维护"三礼俱出于周"的正统观念,对郑玄的解说曲加弥缝,承认其说《月令》"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但否认出于秦制,而认为是吕不韦宾客所传的圣王旧章。孔颖达之说深刻影响到后世读书人对《月令》亦即《十二纪》纪首的一般看法。另外,由于《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天下之前,且后世一些学者对"改正朔"的理解过于机械,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十二纪》纪首所行非秦制,甚者以此为据强调《吕氏春秋》与秦统治政策间的矛盾。本文梳理各家论难,辨析各自言说背后的思想背景与材料支撑,在此基础之上,根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字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发现《十二纪》纪首之以十月为岁首,在《季秋》和《孟冬》篇中已明文昭昭,而秦在《吕氏春秋》成书之时已采用颛顼历,也可由《史记·秦本纪》和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得到证明,故《十二纪》纪首确实是以孟冬之月,即《夏小正》十月为一年之始,《十二纪》纪首所用历即秦颛顼历。战国秦汉时期,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不同传本和改写的现象颇为常见,但也因此导致后人在阅读时容易因文本被著录的形式和所纳入的书籍类型而形成若干先入之见,干扰对文本的解读。《十二纪》纪首用历问题聚讼多年仍莫衷一是,即是其例。

颛顼历与秦汉诗歌及《诗》学的时间问题

颛顼历行用时间为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至汉武帝元封七年(前104)。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岁》篇保存的《秦楚月名对照表》,实际是均为寅正的传统秦楚月历与颛顼新历的对照表。根据这个对照表可以解决秦汉(前221—前104)诗学中的一些时间公案,如《楚辞·大招》为高祖病殁之后的招魂仪式而作;《安世房中歌》组诗中的十三首雅歌作于惠帝二年(前193)叔孙通为奉常之时,组诗吸收了高祖唐山夫人的四首楚声作品;《诗纬》“元皇”“四始”“五际”等与颛顼历“建亥”关系密切;《楚辞·九歌》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之后举行的国家祭祀礼仪上的大型乐舞歌辞;等等。这一时期其他文学现象及其时间问题也与颛顼历密切相关。

重黎“绝地天通”与上古历法改革

人们一直从宗教学的角度理解著名的重黎"绝地天通"神话,认为它反映了专制帝王对祭祀权和通天权的垄断。实际上,这一神话应该在上古历法学和天文学的语境下进行理解,它反映了上古时代用天文历取代原始的物候历的历法改革运动,而重、黎之工作则系辨方正位,为天文观测确定正确的方位基准。

张家山汉简历谱的注气问题

1983年12月,湖北江陵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了1 236枚(不含残片)竹简.整篇历谱十八枚简的简文除了各月朔日干支外,只有关于墓主人主要经历的两条记录.残存的十八年历谱中,无一例外不注节气.从多层次、多角度对历谱中的注气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这份历谱并非西汉初年实用历谱,而是一份个人的政治人事档案.

颛顼历三事考

通过颛顼历的合天年分，求得其测制年代为公元前３７８±３２年。颛项历是在先进的四分历术创立后不久，由三晋的夏历移植到秦国，只是改用了秦国的岁首，属于人正系统，后又传入楚国，为楚人所用，并改用楚国固有的若干月名。颛顼历从创行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止，除秦武王二年一度改变外，始终以十月为岁首。

说“元二”——兼论数术背景下的汉代历法

《后汉书》、汉碑有"元二之灾""中遭元二"等说法,其"元二"长久以来不得确解。实则"元二"的说法,与数术背景下汉代的历法有关。汉代阴阳谶纬学说盛行,当时历家推定历法,也受到阴阳家思想观念的影响。汉人"以律起历",历家又迷信特殊数字,以《易》数来算律历,并以律历谈灾异。西汉前期官方实行《颛顼历》,武帝元封七年改行《太初历》,两者有所龃龉,历家为了弥合两者矛盾,于是在新历的一元中加入阴、阳二种灾岁,阳旱阴水,即一元之中有水、旱二种灾害,是为"元二之灾"。

秦王朝国庆(“十月朔”)与新年的合一

秦统一中国后,规定"朝贺皆自十月朔"。因为秦以建亥之月为岁首,采用《颛顼历》,所以就把夏历十月一日作为一年的开始,十月朔也就成了全民欢庆朝贺的法定节日。但随着历史上多次改历与置闰,秦原来形成的节庆活动也深深地融化在中国人的文化现象中了。

迁正黜色:试析居延新简EPT4:90所见“连小月”现象

1972~1974年甘肃甲渠候官(破城子)遗址出土的简EPT4∶90记载了较为少见的“连小月”现象,即连续两个月仅有二十九日。理论上根据秦汉时期的颛顼历和太初历,朔策均大于29又1/2日,在大小月的交替组合中产生的余数积累后出现“连大月”现象,与“连小月”相违背。由于中央颁朔至地方有一定的时间差和民间自行制历的存在,即使在武帝太初改历之后,地方上可能仍存在着各自的制历系统,在中央颁朔未到达的时间里填补用历的空白。本文推测如果两种历朔出现矛盾,则可通过调节月份长短予以弥合,由此产生“连小月”现象。地方性制历在调整月份大小、记日干支的过程中向中央颁布的历朔靠拢,从而纳入统一王朝的时间秩序中。

胡家草场汉简《日至》初探

已公布的胡家草场汉墓竹简《日至》有节气干支48条。以前同类材料去掉重复后,与之合计共为54条。经过合历分析,52条与颛顼历所排一致,剩余2条不符,但亦可得到合理解释,由此说明汉初历法的节气是依据颛顼历推排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朔闰却与颛顼历不侔,表明汉初历法的气与朔并不齐同。另外,《日至》简中每年的节气干支只有分至和四立,说明这“八节”较为重要,这也是《吕氏春秋》十二纪中没有出现二十四节气的原因。

荆州胡家草场涉历西汉简校议——兼论颛顼历的连大月、连小月和置闰法

胡家草场西汉简牍,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简牍数量巨大,已经编号的有4642枚。这批简牍内容丰富,可分为岁纪、历日、律令、医方及杂方、日书、簿籍、遣册等几类。2019年以来,发掘整理者已经发表了《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墓地M12发掘简报》[1]、《湖北荆州市胡家草场西汉墓M12出土简牍概述》[2]等成果,陆续公布了部分简牍的图版和释文。

《素问·阴阳类论》“一阳为纪”渊源考释

二里头文化含有"甲"字的两个铜器图案内涵与《素问·阴阳类论》"一阳为纪"有渊源关系。二里头文化之十字形"甲"字源于立表测景,《黄帝内经》与"甲"相配的胆经在人体中的作用也被比作立表测景样的作用——"一阳为游部";二里头文化中铜越图像内周布列6个甲字,举"甲"字以赅六十干支纪日之义,旨在强调干支纪日法必须与圭表结合才能准确厘定一年四季。《黄帝内经》以"甲六复而终岁"表示三百六十日干支纪日法与人体的四时五脏阴阳系统相对应,而三百六十日干支纪日法的四时五行对应的人体脏腑系统必须在具有如圭表测景一样功能的胆的配合下,才能精确反映一年的四时变化,故曰"凡十一脏,取决于胆也"。二里头圆形铜器图像每周各布13个"甲"字,象征闰年13个月,旨在强调立表测景定向是太阴历法与太阳历法和谐的关键。《黄帝内经》则以"十二脉应十二月",而能够让十二脉"积气余而盈闰"与四时相合相应,需要具有"推余于终"作用的中正之官的胆与具有立表测景一样功能的胆经的和调作用完成,故有"少阳主骨"之说。

江陵张家山出土汉初历谱考

19世纪以来，学界多将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或董作宾的《中国年历简谱》等历谱奉为圭臬，虽然其中所记东汉后期迄今的朔闰，一般说来相当可靠，但仍偶见有与当时实际行用相异的情形，如在唐代采行麟德历的63年间，经比对分析墓志铭等金石资料上的纪日叙述，可发现目前坊间各历谱竟然有约50个月的朔日于支可能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