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枝词四论

竹枝词源于古代巴人之巴渝舞和民间的竹枝歌,后经文人墨客传播发展为一枝中国古代诗歌奇葩,历代相传并进一步发展。观历代较有代表性和今人所写部分竹枝词,竹枝词主要反映了生产劳作、风俗民情和爱情三大题材,写作特点主要表现为语言通俗、口语化且又不失诗歌的艺术性。

竹枝歌与“啰儿调”之关系溯源

作为民间俚曲的竹枝歌面貌早已模糊不清,但是在和古竹枝歌有着相近流传地域的现代民歌中仍然能寻到些许蛛丝马迹。文章从流传地域和演唱场合、结构形态和命名方式、宗教信仰和衬词蕴意等方面来论述重庆石柱土家"啰儿调"是民歌竹枝歌在传承过程中的嬗变和发展。

古代巴楚《竹枝》的歌声形态

从入乐的角度来说,"竹枝词"创作原本就是古代巴楚《竹枝》乐歌的歌辞记录。在歌声形态方面,古代巴楚《竹枝》乐歌于传唱过程中就出现过单曲短歌、由若干单曲连缀而成的联章之歌、由若干单曲连缀且具备"艳"、"解"的联章之歌等几种主要的类型,而这些歌声形态都对《竹枝》歌辞文本形式的定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巴渝竹枝词的雅俗文化互动研究

竹枝歌是源于巴渝一带的俚歌野唱,亦称"巴渝竹枝"。中唐以降,文人参与竹枝仿写和创作,通过对民歌音韵的革新性传承与弱化、民间语言的文学性仿摹与改造、民俗主题的功能性延展与升华等,使巴渝竹枝由俗趋雅发展为文人竹枝词。文人竹枝词既保留民间竹枝歌古拙率性的特点,又兼以文人创作的清新雅丽,自成一体。民间竹枝歌与文人竹枝词的雅俗互动,终至缘于巴渝民间竹枝歌的文人竹枝词蔚为大观。

唐后乐府诗的界定与分类

由于历史、文化、审美等多方面的原因,宋、辽、金、元、明、清六朝的"唐后乐府诗",与传统的"汉唐乐府诗"相比,具有明显的质的变化与不同。从立题名篇的角度来看,唐后乐府诗可分为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新题乐府系由即事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等所构成,应对各自的界定与类别特点进行甄别与考察。研究唐后乐府诗,不能以研究汉唐乐府诗的眼光进行审视。日本学人松浦久友提出的"非乐府歌行"说,与唐后乐府诗的实况严重不符,不能用以界定唐后的"乐府歌行"。

浅析竹枝词的地域风格和文学色彩的流变

竹枝词是由民歌发展而来的一种绝句体诗歌,从流传范围的广度和抒写生活的深度来看,其发展大体经过了三个大的时期:唐宋的移植期、元的壮大期和明清的繁荣期。本文简略地梳理了这一发展线索,突出竹枝词从民间来到民间去的轨迹,力求揭示出其繁荣至今的原因。

论李东阳《竹枝歌》的艺术特色

人们对李东阳的研究主要侧重其诗歌理论及其散文,很少关注其诗歌的内容,尤其是缺乏对其《竹枝歌》的重视。他在湖南写的20首《竹枝歌》,突破了当时台阁体独霸诗坛的格局。不落时俗,另辟蹊径,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湖南的人文景观及民俗风情,蕴涵了丰富的文化意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同时,其《竹枝歌》也实践了李东阳提倡主情,力主自然的诗学主张,从而也就形成了李东阳《竹枝歌》独特的艺术特色。

谣俗传统的承继与创新——试析以竹枝词为中心的民俗诗

从文学史的角度而言,"歌"、"谣"、"诗"的概念在不断变化,以致竹枝词的归类不甚明晰。以民俗学的视角关注竹枝词描述地方风土的内容,可打破固有的范畴限定,阐释竹枝词中描写的民众生活与文本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民俗诗的概念。这一构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豪迈、昂扬赞南荒——论刘禹锡贬谪四州时的诗歌创作

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先后被贬朗、连、夔、和四州达23年之久。这些中唐时的南方荒远之地,在刘禹锡的笔触下,展现出了新鲜、可爱的一面。这一时期刘禹锡的文学创作,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刘禹锡对民间文学的学习,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上海开埠通商后商人阶层的生活风尚——上海竹枝词的社会史解读

通商开埠后,沪地的商业气象最为引人注目,商人阶层发展壮大、社会地位日渐上升,轻商、贱商的旧观念逐步被趋商、慕商的新潮流取代。大量的上海竹枝词中所反映出的商人阶层崇奢抑俭的生活面貌,透视出开埠后沪地社会风尚的变迁;竹枝词中所反映出的商人阶层崇拜财神的信仰习俗,透视出他们的群体心理和价值取向;从开埠后口岸知识分子的多样情感,透视出商业化大潮中时人的复杂心态。

《江南歌》中的拟古诗学与风土书写

祇园南海所作《江南歌》十二首为日本近世竹枝词之鼻祖。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初,拟古诗风席卷江户诗坛,以拟古为作诗技法的拟古诗学成为主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祇园南海模拟竹枝词体式而作《江南歌》,富于民歌式的俚俗色彩和乡土趣味,并通过对中国诗歌话语、意象的组合拼贴,描绘了日本和歌山城周边的地方风土景观,形成了拟古诗学与风土书写的交响。《江南歌》所呈现出的“雅俗融合”这一特征,又与南海诗论中的“雅俗之辨”密切相关。考察竹枝词在江户汉诗中的接受与变异,有助于我们从中日比较文学角度,重新审视日本汉诗的审美特征和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