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子晚年定论》看阳明学和朱子学的历史联系

王阳明一生为学与朱子学相伴。《朱子晚年定论》作为王阳明学习与研究朱子学心得的记录,凝结着阳明继承朱子理学内容的心血;同时,它也标志着阳明学在朱子学史发展过程中开始获得独立地位。阳明继承和发展朱子学的关键在于提出“朱子之心”。“朱子之心”可谓阳明研究朱子学数十年的理论结晶。它表面指朱熹的内心世界,但在阳明的语境中,实际上多指朱子的本心;它落实于朱子学,也指朱子的思想主体、宗旨和精神,以及朱子学发展成熟、走向定型的趋势;它还指朱子的学术信心、真心和公心。这表明,阳明有一颗“朱子之心”,这决定了阳明学和朱子学在根本和主体上都相同,其间的差异只是具体见解不同,而非学派冲突。阳明学源于晦庵而非象山,是朱子学在明代发展的产物。世谓“陆王”,只是心学名号,而非师生授受;在阳明心中,他和朱子才一脉相承,心心相印。

日本朱子学与反朱子学之关系--伊藤仁斋及其周边

江户时代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的正式对抗,始于伊藤仁斋。在这一时期日本出现了两股思潮:对朱子学纯粹化的真正追求与反朱子学的思潮兴起,即朱子学与反朱子学同时并行。其中反朱子学有一共同的思想特征,即否定朱子学的理气论而以气为核心,又以"性"为"气质之性"。仁斋与素行皆以朱子学为基础,同时又对朱子学展开批判。仁斋及益轩受到明代吴廷翰及郝敬等"气思想家"的影响,然而仁斋将天道与人道加以分离,主张人道的独立性,故而与"气思想家"在思想结构上存在着差异。仁斋与荻生徂徕都否定以理、气、心等观念为共同前提的天道人道一以贯之的主张。在江户时代前,日本人难以对日常价值观进行思想性的表达,而古学派思想家在以朱子为敌之同时,利用朱子学的问题意识以及思想表现的手段,最终实现了思想表达的理论化。

略论郭庆藩《庄子集释》的学术成就

郭庆藩《庄子集释》10卷,是清代《庄子》考释的杰出著作。其主要成就在于：精密校订《庄子》本文,既能辨析古本异文正误,也揭示了某些前人未知的讹误；精心辑录散佚旧注,对陆德明《庄子音义》所录司马彪注多有补充；精确考释字词名物,在辨识通假字、训释疑难字及古代名物方面都有创见。在清代学术史上,诸子学是十分重要的学术分支。《庄子集释》能够代表清代《庄子》考证的最高学术水准,在清代诸子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论陈埴《木钟集》的研究价值

陈埴是南宋理学家,曾师从叶适,然最终却以朱子学为归属。他为朱熹传《易》弟子、传《诗》弟子,得其真传,接受朱子之学"最有原本"。他对程朱之学敬奉有加,是后朱熹时代传播朱子学的得力干将。《木钟集》反映了陈埴的主要学术思想,呈现出语录体理学著述的文献、学术思想价值。陈埴解答之语,"语约事举",乃"载道之器",很好地诠释了程朱垂训之旨。陈埴独辟蹊径,大体依据南宋之前"十一经"的内容来编撰此书,为我们考察木钟学派思想学术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依据。其蕴藏的文献学、诠释学、朱子学研究价值,对我们探究南宋学术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朱子学与阳明学的会通

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宋明理学中分属不同的义理形态,两者难以融通。不过引入康德"自然的辩证"思想可以发现,朱子学与阳明学都对道德实践中的感性的反弹有清楚的认识,并提出自己的解决之道。在朱子学,是从"常知"经格物而进入到"真知"来克服;在阳明学,是强调"无善无恶心之体",达至"无善之善"来克服。从克服"自然的辩证"来理解,两者是针对同一生命问题的不同解决理论,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由此及彼:钱穆的立国论与宋学观

钱穆以比较文明而致思现代中国。他所提出的安顿现代的中国方案,根柢于史学研究。钱氏以社会本位的立国论通观全史,实质是注重历史文化承续的文化-立国论,这对历史政治学的展开与政治思想史的重估均有启发。在立国论视野中,钱氏宋学观彰显文教维度,《朱子新学案》更提示了朱子学之文教-国家理念的线索。在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谱系中,无论立国论抑或宋学观,钱穆与港台新儒家之间均有深刻歧异。

江户时代神儒一体化思想的构建

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家思想就开始传入日本。在江户时代,从战乱上建立起来的德川幕府百废待兴,儒学因满足了其政治统治的需要,而作为意识形态得以蓬勃发展。同时,日本本土神道的发展也成为江户时代意识形态的另一大趋势。儒学和神道的互渗,触发了江户时期儒学家以及神道家们神儒一体化思想的构建。

从高攀龙的《大学》诠释看其对“朱、王之争”的回应

在《大学》成为“朱、王之争”风暴眼的境遇下,由《大学》而入回应“朱、王之争”已然成为中晚明以来学者共享的学术途辙。作为晚明东林学派的集大成者,高攀龙同样借助对《大学》的诠释介入晚明的全国性学术议题“朱、王之争”,以“尊奉崔铣改本《大学》”“辩难阳明”以及“推阐朱子”的学术取向,开辟出根柢朱子、批判吸收阳明的回应模式。这一模式深刻影响了明清之际的学术走向和学风递变,表征出晚明“朱、王之争”的学术态势渐趋由阳明学独盛向朱子学日兴转进,从而为朱子学在清初的复兴起到先导之功。

朱子《小学》流衍海东考

朱子的《小学》一书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朝鲜的文化史上同样有很大影响。其在海东文化史上意义绝不仅仅是一部蒙学教材,还具有科举考讲的实用目的、化民成俗的政教意义、修身治家的模范作用等等,并对朝鲜蒙学教材的编写产生了影响。因此,从该书的流传和影响来看,它在海东被推崇的时间跨度和波及的影响领域可以说超过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