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之路”视域下的《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考论

以《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的考证为例,说明中日间存在一条“书籍之路”。《随求自在陀罗尼功德经》实为《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的略名,译者为唐代僧人宝思惟,他来洛阳译经之前曾在长安西明寺。结合中日两国后世的佛经目录,分析该经的译者、译时、译地、内容、同经异译状况。最后,从论证经文引用的文献入手,考察中日两国间“书籍之路”的相关问题。

重申《孙子算经》应为孙武所作

数学名著《孙子算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是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学术问题。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孙子算经》是公元400年前后的作品。该观点缺乏对古籍成书过程复杂性的综合考量,以致谬误。详尽研究考证《孙子算经》书中的算法、度量使用、所含原时代信息以及当时书名命名方式等“十大证据”,由此认定孙武应是《孙子算经》的最初作者,是一位优秀的数学家,并在中国数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版本源流考

明代熊宗立所撰《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是首部通俗化《难经》注本。全书语言通俗,浅显易懂,为学习《难经》的门径书。其四卷本系统囊括国内诸传本,六卷本始于原书。本文通过综合考查历代史志、书目著录,结合《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国内外馆藏情况,对其版本源流进行梳理,发现该书国内传本有四仁堂本、富春堂本、种德堂本及存德堂本,上述传本均源自同一四卷本,且与原刻本分卷不同,阙误较多,整体质量较差,皆非善本。日本传本始于谷野一柏所刊天文五年(1536年)本,又有元和三年(1617年)、宽永四年(1627年)、宽永十年(1633年)、正保二年(1645年)刻本,及以和刻本为基础的活字本、抄本。日本传本内容完整,版面清朗,极大程度地保留了该书原貌。此外,该书尚有朝鲜刻本传世。

《针灸资生经》灸法特点浅析

《针灸资生经》以灸法的载述独见其长。就该书的灸法特点作了浅述。书中言及用灸法治疗的病证较广;对腧穴宜针宜灸、宜灸不宜针、宜少灸及禁灸穴都作了记述;所列病证灸方用穴精简,大部分灸方只取一穴施灸;重视压痛穴的应用,作为确定施灸穴位的依据;提倡"先上后下,先阳后阴"的施灸原则;重视灸感,对灸感现象有详尽的描述;灸疗法众多,灸药并用的论述也较多;临证时根据患者身体强弱、年龄、部位、病情选择艾炷大小和艾灸壮数,控制灸量;阴虚燥盛之证及孕妇、产后应当慎灸;该书作者认为治病应以调理脾胃为本,并注重预防。该书对灸法的收录和运用广博,而且实用,对后世针灸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字经》在日本的流播与衍变

《三字经》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状况的重要典籍。《三字经》大约于14-15世纪东传日本,成为日本人的汉学启蒙读物。随着时代以及自身文化的发展,日本人在使用此书的同时,也创编了不少对《三字经》进行改编、注释以及翻译的作品。另外,日本人也模仿《三字经》,创作出不少具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新作品。

重温《三字经》:我国传统蒙学读物对幼儿园课程编制的启示

《三字经》是我国传统经典蒙学课程,它以劝学和教人立志为目的,为儿童在我国文化语境中确立了学习的根本意义;它提供了将来学习的顺序、经典及其大纲与恰当的学习方法,为儿童将来的学习奠定了方法论的基础;它精心设计了大量隐喻,让儿童在反复吟咏中感悟经典的思想精髓,实现了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对克服当前幼儿园课程编制中存在的一些弊端不无当代启示与借鉴价值。

新发现的吴敬梓《诗说》刍议

朝廷功令使程朱理学与八股科举互为表理桎梏人的思想。吴敬梓的《诗说》承顾炎武等重实际、重实证的学风，努力冲破以体悟人伦"天理"为指归的理学途径，转向以知性主体精神和具有实证特点的治学方法来治经，这是他追求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诗说》中《女曰鸡鸣》、《简兮》等章则所表现的对功名富贵的人生态度、人格理想，可以与《儒林外史》互相发明、相得益彰。

从《诗文自警》看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

《诗文自警》辑佚十五则,系统地反映了元好问的散文审美理论。儒家的"中和"思想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理论的基石,"不随人后,自成一家"是元好问散文审美的创新追求。在立意与遣辞的关系上,元好问凸显"意"的表达。同时他运用辩证的思维方法,处理散文写作艺术技巧问题,提出许多精辟见解,表达独到的散文审美接受理论。

滋阴补肾填精法治疗卵巢功能低下52例临床观察

目的:探讨滋阴补肾填精法对卵巢功能低下的影响。方法:将99例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服用滋阴补肾填精中药汤剂)52例与对照组(服用知柏地黄汤)47例。观测卵巢功能低下患者服药前后血基础雌二醇(E2)、促卵泡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结果:治疗组服用滋阴补肾填精中药后FSH、LH降低,E2升高,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组总有效率与对照组比较亦有显著性差异。结论:滋阴补肾填精中药干预卵巢衰退疗效确切,对改善卵巢储备功能、预防及延缓卵巢早衰(POF)的发生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论帛书《二三子问》中的“精白”

本文讨论帛书《易传》第一篇《二三子问》的时代问题。依据传世文献材料和出土文献,并根据思想观念的发展规律,指出《二三子问》中出现的"精白"一词,已见于《冠子·度万》,进而分析在孔子的时代,有可能出现"精白"这样的概念以及出现押韵的占语,对于《二三子问》的年代作出了新的推测。认为此篇时代当较早,并没有受到黄老思想的影响,有可能就是孔门弟子录所闻于夫子,整理成篇。

《儒林外史》的末世情怀与自况情结

作为一个落魄的世家子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流露出浓重的末世情怀和自况情结,而贯穿全书的也是作者抑郁的情感基调。由于移情作用,作者描写了各色各类失败的士人,展示了他们的种种美德与恶行,对他们都给予了深深的同情。因此,自胡适、钱玄同、陈独秀、鲁迅以来的反科举说、反封建说,自1949年以来的民族思想说、反儒说、丑史说都有必要加以重新审视。

学官情缘与吴敬梓的小说创作

学官又称教官,是指古代主管教育行政的官员和官学教师。吴敬梓的科举功名仅为秀才,后来放弃科举考试,反对八股取士。但他与学官的关系非常密切,具有深厚的学官情缘。学官情缘对吴敬梓《儒林外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学官世家、随父宦游学官的经历影响了"修祭泰伯祠"的情节构建;学官情缘直接影响了《儒林外史》的人物塑造;李塨的思想对吴敬梓及《儒林外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学官世家助长了吴敬梓的门第意识。

《文木山房诗说》对“七子之母”的伦理说解

自汉代以来《诗经》研究既成统系 ,并各有家门。“三家诗”亡而《毛诗》独传。《毛诗》一系盖以伦理为尚而说《诗》,一直延续到清代。吴敬梓所著《文木山房诗说》虽择要而论 ,但所论者皆有所本。书中关于“七子之母”的论述亦然 ,明显受到前人季本、何楷的影响。

秦汉时期的汉字规范

秦朝所推行的“书同文字”政策,是我国由国家最高行政权力所推行的一项汉字规范政策,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秦王朝实施“书同文字”的具体办法是成功的,有效的。西汉初期中央朝廷将用字的规范作为选拔、考核官吏的重要标准,从中看出,汉字规范政策的推行实施,从一个方面也是国家政权是否安定、社会经济是否繁荣、文化教育是否发达的体现和标志。许慎之作《说文》,旨在是正文字。《说文》之为书及其成就,实与汉字规范化问题有着非常直接而密切的关系。

从孔子的音乐美学思想看孔子对待郑卫之音的态度——兼论“思无邪”作何解

“思无邪”为孔子“净化论”音乐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 ,应理解为反邪归正 ,不虚假。《诗经》对郑卫之音的保留证据可信。

二仙益坤汤对围绝经期抑郁模型大鼠生殖激素及5-HT受体mRNA表达的影响

目的:观察二仙益坤汤对围绝经期抑郁模型大鼠部分生殖激素水平、神经递质及相关受体的影响,探讨其抗抑郁作用机制。方法:采用孤养结合慢性轻度不可预见性应激复合造模法制作围绝经期抑郁大鼠模型,选取符合条件的雌性围绝经期SD大鼠70只,随机分为正常围绝经期对照组、模型组、补佳乐组、百忧解组、中药二仙益坤汤低、中、高剂量组,连续给药21天后,称量子宫、卵巢湿重,并计算脏器指数,酶联免疫法检测各组大鼠血清中生殖激素促卵泡素(FSH)、促黄体生成素(LH)、雌二醇(E2)及海马、下丘脑中神经递质五羟色胺(5-HT)含量,RT-PCR法检测下丘脑5-HTR1A、5-HTR2A受体亚型mRNA表达。结果:与正常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大鼠子宫、卵巢指数降低,血清E2水平降低,FSH、LH水平升高,海马、下丘脑中5-HT含量均降低,下丘脑的5-HTR1AmRNA表达降低,5-HTR2AmRNA表达增高(P<0.05);二仙益坤汤各剂量组与模型组比较,子宫、卵巢指数及E2含量升高,FSH水平降低,海马、下丘脑中5-HT含量升高,5-HTRIA受体mRNA表达上调,5-HTR2A受体mRNA表达下调(P<0.05),结论:二仙益坤汤能通过调节部分生殖激素水平和神经递质及其相关受体亚型的表达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

“徒法不能以自行”究竟何意——兼与张岱年、郭道晖等先生商榷

“徒法不能以自行”出自《孟子·离娄上》第一章 ,原句是 :“故曰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能以自行。”对孟子这句话的解读 ,学界历来众说纷纭 ;但宋代大儒朱熹和清代张岱、焦循等以及不少近人的解读 ,都是值得认真商榷的。据《孟子·离娄上》的上下文甚至《孟子》整本书以及孙、赵岐等人的有关注疏 ,“徒法不能以自行”不是指“法”离开了“善”就不能“行”,而是指“法”离开了人的运用就不能“行”,就不能自己运作起来。孟子这句话的意思不是强调“善”的重要性 ,也不是强调“法”的重要性 ,更不是强调“善”与“法”相结合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人的“推行”的重要性 ,强调人的“运用”的重要性 ,强调人“行先王之道”的“行”

从“学出集部”到“识通四库”——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

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现代学科,“文学批评”这一新语虽取之西域,其学理及文献却出自四库集部。如果说集部五大类典籍为“批评”准备了海量文学文本,那么诗文评类叙及文献则为“文学批评”提供了理论、方法及范例。从“集部”出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其开创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率先收获的是“史”的辉煌。在历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曲折和沉寂之后,逐步从开创期的“学出集部”走到新时期的“识通四库”,形成“经史子集”四大范式互济共进的大文论景观。史学范式,以“史”的重新书写和各种理念、风格及体量之史著的再度辉煌开其局;经学范式,以“经”之“文以载道”式的本体阐释和“词以通道”式的范畴辨析积其力;子学范式,以“子”之多元文化视野的思想争鸣和博明万事的知识纂集拓其疆;集部范式,以“集”之诗文评性质的各体批评和各种方略筑其实。“经史子集”,作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识形态及话语体系,构成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思想灵魂、历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评方法。考察百年批评史研究的范式演进,可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理论提供中国经验、中国话语及中国范式。

从《汉书·儒林传》看《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

《儒林外史》题名中的"儒林"和"史"字都透露出它与史传文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儒林外史》的艺术构思在人物出场的线索设置、人物退场方式以及主旨确立等方面受到《汉书.儒林传》的诸多启发。《儒林外史》虽曰"外史",却是依托"正史"进行艺术构思,从而探索出了一条汲取历史营养进行小说创作的新路。

论老子《道德经》中的为官之德及其当代价值

老子《道德经》中提出了“上善若水”、“少私寡欲”、“上德若谷”的为官之德。这为我们如何根据新情况、适应新形势、解决新问题、化解新矛盾,解决好“当干部为什么”、“有权后做什么”、“身后留什么”的领导干部从政道德建设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