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沅陵龙兴讲寺大雄宝殿彩画解读湖南地区明清时期旋子彩画演变规律

龙兴讲寺大雄宝殿是湖南现存最早的地面木结构建筑之一,殿内梁枋彩画丰富,兼有官式和民间彩画的特征,为其他地方所不常见。通过实地调研与测绘,将大雄宝殿梁枋彩画式样与明清时期官式彩画进行比对,同时对不同纹样逐一探源,推断出大雄宝殿梁枋彩画的起源与变迁过程。以龙兴讲寺大雄宝殿为切入点,探究明清时期湖南地区旋子彩画由官式向民间演变的规律。

“内外分际”:明代西南边地土司治理理念与实践——基于孟密安抚司的设立及影响的探讨

天顺、成化年间,云南木邦宣慰司与所辖孟密连年争地仇杀。明廷经遣官勘验和论争,最终应孟密酋长曩罕弄所请设立孟密安抚司,并直隶云南布政司。这一处置结果不仅招致周边土司的不满而离心日重,更使西南边地土司纷争愈演愈烈,极大地冲击了明王朝在西南边地的统治。这与明统治者“内外分际”的边地土司治理理念有密切关系。主要表现在,明廷应对西南边地土司纷争主要采取遣官抚谕与以夷攻夷的策略,而当纷争侵及“边境”之时方出兵征剿。万历年间,八关的设立使这种“内外分际”的治理理念得到事实上的确立。

王阳明为赋取径探赜

明代中期前七子倡导辞赋复古,王阳明与七子虽处同时,但他不以复古自蔽,除法庄子、屈原、汉大赋外,兼学王勃、杜牧、苏轼等人。细论之,他的取径要在法庄、屈,这为其赋注入了旷达、骚怨精神。他效汉大赋的铺陈,以增强其赋的气势。唐宋则取王勃之辞彩,杜牧之盛衰悲慨,苏轼之矛盾消解方式。王氏取径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他个人交游的促进,更离不开他自身的性格和遭际。

明清徽州分家阄书与民间继承关系

分家阄书系诸子均分制度下民间家产分析所订立的格式契约文书。分家意味着分房。分家析产之后,财产上的众存共业颇为常见,法权上的分析而不另立户籍普遍存在,产业交易上的亲邻优先权相沿成俗,明清徽州民间个体家庭之间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独立,家户间往往虽分犹合。并且,明清徽州民间存在女承父产乃至诸女均分家产等分家模式。分家析产不断孕育家庭这一基本形态,对于不同层次的宗族经济来说,具有潜在的瓦解作用。

《四库全书总目》明代子部的佛禅批评——思想史、文学史考察的一个侧面

《四库全书总目》的佛禅批评散见于该著经、史、集诸部,集中于子部。蕴含无限思想潜藏性的子部,到了思想活跃的明代特别是明代中晚期,迎来了它的一次重要发展时期。对明代的佛禅持明确批判态度是《四库全书总目》的倾向。它对明代佛教的贬斥态度,对明代禅宗特别是狂禅的坚决否定,有着清代官学性质,做法非尽可取。在佛禅批评的同时,《四库全书总目》揭示了明代思想发展双线演进的特有情貌与轨迹,对研究明代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子部和子学是中国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四库全书总目》子部为思想史、文学史考察提供了一个重要侧面。

晚明清初督抚辖区的“两属”与“兼辖”

晚明清初,省域巡抚与区域巡抚的辖区是互相重叠,而不是此盈彼缩,出现了较为普遍的"一地两属"现象。省域巡抚总管一省的行政事务,区域巡抚专管辖区内的军事行动,双方有时也会协商处理一些事务。由于两类巡抚长期共存,在实际政务运作中,"两属"地区的道员会同时向省域巡抚、区域巡抚请示、汇报一些民政事务。晚明的总督名义上管辖数省,实际上只管辖一省的军事、行政事务,对其他各省只是"兼辖"相邻区域。

明代析产合户的家庭结构

析产合户家庭是明代家庭结构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析产合户家庭是指业已析产的小家庭在官方户籍上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合用一个户名的情况,其结构特征是在家庭财产上分而在血缘亲情上合,从而暂时缓解了一直困扰中国传统家庭发展的两难矛盾,即血缘亲情产生的向心力和财产私欲产生的离心力。析产合户家庭在明代的发展,既有历史传统原因,也有明代社会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原因。

儒商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晋商昌盛500余年探析及启示

明清晋商之所以称雄海内外商界五百余载 ,其以儒道经商 ,即诚信、重义、简约、勤奋 ,以及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是其获得商界霸主地位的重要原因。晋商实行的股份制和两权分离的经营体制及其运作方式 ,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明代陕西四镇分路防守体制的形成和演变

分路防守体制是明代九边形成后出现的参将分区防守制度,从正统年间开始,相继形成并运行这一体制,后经不断调整和重新布局,到万历时期最终形成比较系统和稳定的结构。但陕西四镇各自分路防守体制形成和演变的历程并不完全相同,相关历史文献的记述,或者只是其中某一阶段历史的反映,或者只是最终形成的制度著录,二者均未系统、完整反映这一问题。

推崇与抵制:明代不遵循《朱子家礼》现象之探研

明政府尊崇程朱理学,推崇《朱子家礼》,但社会上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仍广泛存在。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朱子家礼》自身存在不足,不良风俗的阻挠、地理位置的限制、人情、恩义、宗族以及人们认识不同等主客观原因导致的。从礼制史角度来认识明人不遵循《朱子家礼》的现象,使我们更为深刻地了解礼制诸多共性,即礼制有时代性的特征、变通创新是礼制发展的规律、礼制的普及需要破除恶俗、礼制的实施需要考虑社会现实等。有"礼仪之邦"美誉的中国社会正遭遇礼仪的缺失,建立既适应当代社会,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礼制,是需要学界乃至社会各界人士共同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谭贞默与他的《谭子雕虫》

《谭子雕虫》是我国明朝末年谭贞默记述家乡常见虫类的一部著作。全书以赋结合"传"的形式记述了近百种这类动物。既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明代以前人们对虫的认识成就,同时记载了不少前人较少注意的昆虫行为和繁殖等方面的新知识,是我国古代第一本记虫的专门著作。文章简单介绍了作者的生平,分析了这部著作的特点和成就,并对成书的背景做了简单的探讨。

明清时期土司国家认同——以滇西陇川宣抚司为视角

陇川宣抚司置于明朝正统九年,为滇西众土司之一,自首任宣抚使恭项始,至多永安结束,历时500余年。其间该土司认真履行朝贡义务,臣属王朝国家的统治并维护国家的大一统地位;担负着守土戍边的职责,为国家领土完整和边疆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缴纳税收以及维护国家颁发的印信号纸,遵从国家的至高权威;积极学习和吸纳王朝国家的主流文化,体现出较强的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这种不以国家投入力度大小而改变国家认同的例子,对今天的边疆治理和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从分职到分防:明清州县佐贰官略论

明代州县佐贰官除了辅佐长官处理日常政务外,更多的时候负责分管州县的各项职能事务。根据职能的不同,明代州县中设置了诸多的职事官,由佐贰官们来担任,其中也有部分负责在外分防的佐贰官。在明末清初,因为主官负责制确立和大规模裁员等因素,分职佐贰官被大量裁撤,而分防佐贰官反而得到增加,导致分防的佐贰官从少数成为主流。清代保留的州县佐贰官大多负责分防,其分防区起到了类似次县级政区的作用。

憨山德清注《庄》动机与年代考

明代文人于《庄子》情有独钟。憨山德清注《庄》不同于明代士人的“以佛解庄”,而是别出机杼“以佛化庄”——通过憨山德清的解读,老庄哲学俨然属于佛教庞大思想体系中的一部分。憨山德清注庄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打破儒、释、道三家互不相融或限于浅层交流的局面,从深层次上发掘三家的内在关联。憨山德清《庄子内篇注》在明代士大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佛教与士大夫沟通的桥梁和媒介。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丛林论《庄》与明代学风

佛教自从传入中土就和《庄子》有着不解之缘,然而佛门与《庄子》的关系又与各个时期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联。明代前中期,朱子之学独盛,《庄子》在学界难以容身,丛林对《庄子》也异常冷落。晚明三教高度融合,丛林则重新接纳了《庄子》,在判别释、道高下的同时,佛化《庄子》,为丛林所用,而这又是从批判搜奇猎艳的学风开始的。

清末民初分税制思想述评

清末民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兴起，分税制思想在中国产生并获得发展。这一时期，分税制思想由清末国地两税订立的先后问题和划分标准的初步讨论等，发展到民初系统化的划分标准和炽热化的田赋归属问题。清末民初是分税制思想的提出和发展时期，并非分税制的实施时期。

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研究——以西南地区为例

依省划分是民族划分中常见的一种方式。民族行省划分,发端于明清之前的民族政区划分。明清时期,在许多史籍中频频出现按行省划分民族的方式,西南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民族行省划分思想在当时盛行起来,成为一种普遍的民族划分方式。明清时期民族行省划分的产生和盛行,既是对民族政区划分的沿袭,更和当时实行的行省制和土司制有关。此种划分方式易被人们所接受,因而民族行省划分的思想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宋元明诗三百首》考论

朱梓、冷昌言道光年间所编的《宋元明诗三百首》是清代刊行最广的童蒙性宋诗选本。诗选面世后,为之笺注、翻刻、评点者达数十种,亦有日本刊本。兹编依循孙洙《唐诗三百首》体例,以续其阙,并作为民间士子的童蒙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