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紫薇及其新品种紫婵光合特性比较

探究大花紫薇新品种紫婵的光合生理特征,为其栽培与推广应用提供理论基础。以2年生紫婵和大花紫薇幼苗为材料,采用Li-6400XT便携式光合仪,测定2个试验植物材料的光合日变化、光响应曲线及叶绿素含量。研究结果表明:(1)紫婵的叶绿素a(Chla)、叶绿素b(Chlb)、类胡萝卜素(Car)含量、叶绿素含量(Chl)以及叶绿素a/b(Chla/Chlb)均显著大于大花紫薇(P<0.05)。(2)紫婵的净光合速率(Pn)日变化呈单峰曲线,峰值出现在10:00,为17.11μmol/(m^(2)·s);气孔导度(G_(s))和蒸腾速率(T_(r))日变化均呈单峰曲线,胞间CO_(2)浓度(C_(i))为早晚高中午低的单谷型,气孔限制值为早晚低中午高的单峰曲线。(3)大花紫薇的净光合速率日变化呈双峰曲线,峰值分别出现在8:00和12:00,分别为14.41μmol/(m^(2)·s)和13.16μmol/(m^(2)·s);气孔导度亦呈双峰曲线,峰值分别出现在8:00和12:00,蒸腾速率日变化呈单峰曲线,峰值出现在10:00左右,胞间CO_(2)浓度为早晚高中午低的单谷型,气孔限制值为早晚低中午高的双峰型曲线。(4)灰色关联分析表明,2种植物材料的Pn与环境因子关联度排序均为PAR>C_(a)>RH。紫婵的Pn与生理因子的关联度排序为T_(r)>G_(s)>T_(a)>C_(i),而大花紫薇为G_(s)>T_(r)>T_(a)>C_(i)。(5)紫婵的光饱和点为2388.729μmol/(m^(2)·s);光补偿点为55.590μmol/(m^(2)·s);大花紫薇的光饱和点为2080.297μmol/(m^(2)·s);光补偿点为29.871μmol/(m^(2)·s),与大花紫薇相比较,紫婵的光饱和点和光补偿点均较高,具有较强的光合同化能力,但对弱光环境适应性较差。紫婵为喜光型树种,适宜栽植在光照充足的环境。

子产理政对现代社会灾疫救治与公共危机应对的启示

灾疫属于非常危急的公共事件。灾疫救治是一种特殊状况下的社会治理。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子产的理政思想对现代社会公共危机应对中出现的问题仍具有镜鉴意义。子产“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的理政观念启发人们,灾疫防治机制既要事先规划和构想,更要在灾情发生前进行必要的“实操演练”,真正做到“有备无患”。灾疫救治要打破常规思维,“因时制宜,因势而变”,危急时要有子产“坏晋馆垣”那样的果断举措。子产“闻忠善以损怨,不作威以防怨”的舆情应对之道说明强化“显政”是引导舆情的关键。在灾疫救治中,行政官员的责任担当意识和执行能力至关重要。危难之际,“苟利社稷,死生以之”的胆识和魄力是应对危机的关键。

法家先驱邓析之死考辩

杀邓析者何人?驷歂抑或子产,历来争论不止。《左传》记载邓析为驷歂所杀,而《吕氏春秋》《说苑》等文献明确指出子产杀邓析。从文献考证、史实辨析和文字训诂三个角度来澄清这一争论,可得出结论:子产与驷歂并非一人,"杀"邓析者是驷歂,而"诛"邓析者是子产。"诛"并非"杀",争论的出现正是因为混淆了这两个字的意义。其次是邓析因何被杀的问题。有论者认为,邓析是摇唇鼓舌、淆乱是非以谋私利的"讼棍"。事实上,司法与礼法、个人与权威以及逻辑推理与取譬思维之间的冲突,才是邓析被杀的深层原因。法家和名家通常被礼乐文化目为小人,而邓析兼有名家、法家的双重身份,必然为主流社会所不容。

子产与孔子在思想上的契合与冲突

子产与孔子是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很多方面两人的认识出奇地一致,思想上存在很多相契合的地方。如在天人观上,两人都主张重人事;在为政治国观上,都主张德刑兼施、宽猛相济;在礼制观上,都主张重礼。但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思想视角的差异,子产与孔子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上,也存在龃龉和冲突,最突出表现为子产铸刑书,而孔子则反对与铸刑书性质相类的晋国铸刑鼎事件。总体看,子产与孔子思想是契合多于冲突的,尽管侧重点不同,可谓和而不同、大同小异。

沈云翔籍里考

楚辞著述家沈云翔的籍里存在争议。结合文献,指出了"庆城说"的错误,辨析了"鹿城说"的混乱,论证了沈云翔与金蟠的关系,得出了沈云翔(金蟠)为明末清初苏州昆山人的结论。

试论儒家语境下“水火之喻”的本义消解

子产的政治观念与执政实践都趋向猛政,“水火之喻”原本是对其猛政主张的说明,“宽猛相济”自非是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然而在传统儒家的宽政语境下,学者对子产猛政的历史存在要么漠然视之,要么权变调停,要么根本否定其真实性,子产“水火之喻”的本义因而也不断被消解。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动因是,子产在春秋政治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而隆崇地位,儒家试图将子产思想作为资源纳入其宽政思想体系,其结果是史实屈从于观念。

子产礼义与变法新诠--《左传》与清华简《子产》互证

传世春秋《左传》摹写子产最工,出土《清华简》则详于郑史及子产治道,二者互证可对子产之礼义与变法再作诠释。既被誉为“春秋第一人”,子产之礼义与变法对中国传统政法思想影响深远。子产通巫而明礼,将礼奉为“天经地义”的自然秩序,蕴涵礼仪分疏之社会规范思想。当国之时作封洫、作丘赋、铸刑书,均是在周礼体制中展开的契合社会变迁、凸显政治权力的救世变法,形成《清华简》所述“令刑并举”“国野分制”的公开成文法。其时世卿世禄已然松动,子产“择能使之”与“不毁乡校”分别从政治分工与平民议政的角度彰显贤能政治之道,亦形成《清华简》所述子产有师有辅之政府模式。子产执政虽以宽惠为著,却留下“莫如猛”的政治遗言,对后来儒法思想各有启示,构成中国传统法思想的一个基础理念。

重令型国家的观念建构——与朱腾教授商榷清华简《子产》的定位

“令”上升为固定执行的“律”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也是中央重组自治性封建族邑聚落、建立分工官僚管理体制、调配人力资源及规范制令的强效国家衍生史。朱腾教授的论文为重新解释清华简《子产》提供了契机,借此可以摆脱“德刑并重”等儒家惯性思维,是重新认识《子产》简所提供关于“令”伴随着集权行政模式兴起的重要思想史料,由此也可完善朱腾关于战国令制的叙述。《子产》的内核正是建立配合战国时期高强度动员令的意识形态,旨在打破分散的族治自保,调动人力资源固防,形成君民上下协同的机动兵力。《左传》中的子产和战国中后期《子产》简所处理的问题,就是地方宗法分封贵族向集权型君主的治权转移。

子产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研究

子产是中国历史上最早针对变法舆论管理问题展开专门论证、集中阐述的政治家。他一方面尊重人们议政权且能包容负面舆论,另一方面既已认定变法利国就不顾反对声音和干扰一往无前。两种思想交织在一起,决定了子产舆论管理的实践方式和特点。子产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及实践不仅是郑国变法成功的重要保障,而且对战国变法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变法舆论管理思想不足之处在于其无法准确地回答舆论如何被政治系统有效利用、怎样判断变法者的政治辨识能力高于舆论主体。这两个难题在中国传统政治理论思维框架下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几乎每次变法人们总要围绕舆论问题有所争论。

冲破史料藩篱的时代颂歌——谈豫剧《春秋相国》的文本创获

由河南编剧王明山创作的豫剧《春秋相国》充分立足河南地域文化,敏锐捕捉历史题材与时代精神的同频共振,为历史题材戏曲的编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创作思路。《春秋相国》在历史题材方面删繁就简;在文本创作方面拿捏得当;在主题意指方面深挖历史事件的时代精神映射价值。豫剧《春秋相国》冲破了史料历史性的藩篱,努力地寻找到了"历史"与"新编"的平衡点,同时也为新编历史题材戏曲的编创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创作范式。

子产思想来源及特征探析

子产是春秋末年的重要人物,其思想也相当重要。但过往成果多侧重其政治、法律等思想研究,较少涉及子产学术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我们基于传世文献和清华简《良臣》与《子产》,探讨子产思想的来源,认为其思想来源多样:一是礼乐传统思想;二是刑名事功思想;三是其他来源,如通过“子产之师”(或“老先生之俊”)等获得的知识与思想。子产思想来源多样,思想本身也相当复杂。子产在承载传统思想的同时,努力进行革新,运用理性,将部分传统观念进行合理化解释,同时认识到人的有限性,出于“救世”,着重探讨人道,推动了人文精神的发展。这些体现了子产思想的复杂性,我们称之为“双重变奏”,一方面是传统与革新的双重变奏,另一方面是“天道”与“人道”的双重变奏。

春秋子产思想新诠——基于天道、鬼神、德礼三大维度的考察

子产处在春秋晚期的大变动时代,其思想复杂且具有代表性。他的思想不仅深受西周以降的文化影响,还拥有时代所赋予的新因素,体现在天道、鬼神、德礼三大维度中。在天道维度,子产为星象等天事规律附加了赏善罚恶的价值倾向;在鬼神维度,子产对鬼神存有持认可态度,既有“不同神灵分管不同领域,不能盲目禳灾”的认知,也有继承传统的立祀止厉思想;在德礼维度,子产不仅统合礼义和仪节为郑国争取安定的生存环境,运用礼仪分疏弥合礼与改革间的张力,还将德直接与国政兴衰、人事祸福相联系,表现出不再囿于天或天道谈论德的思想动向。

子产生卒年考

子产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因子产之生卒年月文献阙如,故只能依据点滴史料对子产之生卒年作大概之推测,经考证推测子产大约生于公元前581年,卒于公元前522年,在世约五十九载,在郑国执政达二十余年。

子产治郑

子产是春秋后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他在出任郑国卿士、执政期间 ,镜意改革 ,择能任贤 ,广开言路 ,积极开展外交活动 ,使弱小的郑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

论清华简《子产》篇的法政思想及其学派归属

清华简《子产》篇是一篇抄录于战国中期的古文献,主要记载郑国执政子产的道德修养、施政业绩及法政思想。简文围绕“得民”这一核心观点展开论说,内容涉及“修身”“为政”“任贤”“制法”等多个层面;其法政思想的基本理念可以概括为“政在得民”“得民以信”“取处于身”“固身谨信”“求贤用法”。通览全文,《子产》篇整体上表现出明显的传统儒家“效法先王”“为政在人”“以身治国”的政治治理模式,与黄老之学所主张的“效法天地”“政在道法”“以法治国”的政治治理模式明显不同。因此,虽不能确证其为传统儒家的早期文献,但其思想倾向应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主。

“子产以幄幕九张行”辨

对于《左传·昭公十三年》中的“子产以幄幕九张行”,不应理解为“子产[以幄幕九张]行”,而应当理解为“子产[以幄幕九]张行”。其中的“张”不是量词,而是动词,表“张设”之义。

子产铸刑书新考:以清华简《子产》为中心的研究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六）中的《子产》篇内容关涉春秋晚期郑国政治家子产制定法律的史实,是难得的法律史资料。子产铸刑书之事,《左传》侧重记录晋国两位贵族叔向、士文伯的反对言论;清华简《子产》篇则将此次立法活动作为当政者安邦定国、顺天应民的举措予以表彰,两者叙述基调全然不同,这实际是春秋战国之际两种思潮碰撞之体现。《子产》说子产立法时需要依据＂天地、逆顺、强柔＂,是为东周出现的新理论,而此理论与黄老学说的天道、刑名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子产》篇中的刑当指型效先王、垂范后世的法律形式,而令当指因具体事项而颁行的命令、法令。刑、令的国野区分,印证了之前学者关于两周国野族属有别的论断。结合各种资料后推测,法律的一元与多元之争才是子产铸刑书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