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子思学派作品考

郭店楚简中的儒简是孔子至孟子之间的作品,其中有多篇与子思学派相关,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考证,《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语丛二》八篇当归于子思学派。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的作品对认识先秦儒学有着重要的价值。

孟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探析

孟子是我国古代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学者。他身处战国中期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以“正人心,息邪说,距盶行,放淫词”为己任,“讲道德,说仁义”,建立起别具特色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体系。这个体系以“性善论”为其思想基础、以在“民本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政”说为其主要内容,以“反省内求”为其入德之方,把孔子的思想道德教育学说,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对我们民族的思想道德教育和文明进步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思孟学派考辨

思孟学派是儒学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一直以来由于文献不足征而无法深入研究。近年来先秦儒家材料的不断出土,使思孟学派再度成为学界探讨的焦点。何为"思孟学派"?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结合先秦文献中对"学派"的划分标准,可以看到,思孟学派的成立是以思想的相近性为基础,旁及师承关系。通过对孔门弟子思想的分析及去向的梳理,思孟学派可以看作是以子思、孟子为代表,其可溯源于孔子、曾子,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仲弓、子游等人思想影响,在战国前中期儒学发展中占有较强优势的一个儒家学派。

子思学派新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子思的生卒年代及子思学派的组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在子思生年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无论孔子逝世时子思是几岁还是十几岁，都不能把这一条件看成确定子思从学于孔子或是其他孔子弟子的标准。子思之学应该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但其中孔子和曾子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另外，子思学派的组成也是比较复杂的，世子应是子思学派中的一员，在思孟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颜氏之儒考述

《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之说,其中"颜氏之儒"所指是否颜回一派,学者多有分歧。而之所以出现分歧,其中一个原因便在于颜子生卒年存在多种异说。通过对各种意见的分析考辨,我们确定颜子当少孔子三十岁,卒时为四十一岁。而且,颜子当有门人,其学得以传承,可以形成一派。韩非所谓"颜氏之儒"当指颜子一系。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颜子与曾子、思孟,颜子与庄子的学术思想关联问题。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探微——以孔、孟、荀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人们多从佛、道两家进行挖掘、开发,实则儒家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比之于佛、道,儒家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于今更富有契合性。不过,由于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乃是根植于"仁"之德性之上,通过"仁"心之存养、拓展逐至展开。这无疑使得儒家的生态思想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在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荀子可谓儒家思想的代表,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于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性"、"命"概念的演化看《易传》的著作年代及思想渊源

本文通过对先秦儒学"性"、"命"概念之演化与发展的历史考察,指出:《易传》的性命之论与《中庸》、楚简、孟学相契,而与荀学不类;《易传》的创作年代是在荀子之前之思孟学派形成和兴盛时期,而不是在荀子之后。

从“三纲五常”看程朱理学对孔孟儒学的背叛

“三纲五常”并非起源于孔孟,而是对孔孟儒学平等和民主精神的背叛和践踏。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天理,就是要维护封建皇权专制主义的等级制度和纲常秩序。

名辩逻辑家公孙龙师承渊源儒家的逻辑明辨

公孙龙是先秦时期名学思想家、逻辑学家,又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诡辩家。关于公孙龙的启蒙师承与学术渊源问题,从晋朝墨学家鲁胜开始一直到当代,或墨家或道家或儒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在解析、排除了公孙龙墨家说、道家说的论据及其主张的基础上,全面梳理、深入考据了公孙龙的师承渊源出自儒家的文献论据和逻辑推论,证成了公孙龙学术师承出自儒家子思一派的观点,他的有些理论主张也与儒家思孟学派存在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思孟学派的正义观——兼与亚里士多德公正思想比较

思孟学派的义是一种仁之义,它虽然含有合适、合宜、公平、正义等思想,但其精神实质是亲亲、尊尊,它追求的合宜和正义是建立在血亲宗法等级制之上的合宜和正义,而不是一种绝对的平均和平等;同时,也是一种礼义,礼是其外在表现形式,也是仁义得以实行的外在保证;同时,还是一种智义,是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之上的义,是一种智慧和进步的体现。义虽然也体现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但它是以情感,即有等差的爱及其推广为基础的,这样的正义观往往会导致徇私枉法,使整体的社会正义淹没在亲情之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完全抛弃情感而沉溺于没有情感的纯粹智慧法律中,我们当代合理的正义观不应该是对情感的弃置,而是应该追求在新的形势下新的适当的情理契合点。

郭店竹简研究成果及反思

二十世纪末,湖北荆门郭店楚简的出土,对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哲学史和学术史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也引发了新的争议,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对思孟学派文献的新考证,对争议不绝的思孟学派的历史面貌有了新的认识,孔孟之间思想发展的缺环得以衔接,而中国早期的南北文化关系也并非如我们之前猜测的那样势如水火。

《性自命出》:以思孟为主流的综合学说

《性自命出》简文昭示着儒家思想在孔门之后新的开拓与发展,而其叙述风格和行文模式颇合道家思维,战国中后期儒道等各学派初步合流淡化了简篇所反映的学派性质,使得简文的解读与定位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此时期的主要的理论范畴及哲学命题进行全方位考察,不难发现学术思想的渐进化及相互渗透性使简文的主体精神与儒家思孟学说契合,进而导引出"人性论"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论辩艺术,事实上已成为孔孟之间学术传承的津梁。儒家外"礼"内"仁"的处世哲学通贯于简文的全篇,而心性观念到礼乐教化的内外互修,深化了其仁义思想在道德修养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于哲学视阈下形成"性""命""道""情"论的完美结合。

试论董仲舒的“义利”思想

义、利关系论是儒家伦理经济思想的一个主要论题。在儒家学者中,董仲舒最为全面和深入地论述过义利问题,但他关于义利的思想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却是基本被否定的。文章力图通过董仲舒原著的第一手资料,揭示董仲舒义利思想的真实内涵及其历史价值。

从出土《五行》版本差异看子思著作与道家的关系——兼论先秦儒家学派争鸣初始阶段的特点

由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版《五行》及郭店楚简版《五行》的差异,可以判定子思的思想与道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由于各学派间的分化和对立,后世儒家学者对前辈产生了一定的误解。但与后世各家学派之间有目的、有计划的激烈斗争不同,儒家学派的初始成员对其他学说还是持一种包容和学习的态度。他们之间的误会,可归结为遭遇性的误会。而随着世新俗异、学派纷起,儒家被迫参与到各派的争鸣之中,并注意维护自身学说的权威性和强调自我继承的正统性。

明清时期鲁南乡村儒学建筑孟子祠的调研

对明清时期鲁南乡村儒学建筑孟子祠进行调查和研究。孟子祠始建于明崇祯七年,是鲁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所乡村宗祠,也是北方最早的义学旧址之一。通过对孟子祠的实地调查以及对其布局和建筑的分析,研究了明清时期鲁南乡村儒学建筑的建筑风格。研究发现:明清时期鲁南乡村儒学建筑在立庙选址、庙学合一、中庸布局、恪守礼制四方面与其他中国儒学建筑具有同构性;而在雕刻彩绘、空间处理、墙体材料三方面具有地域性。

孟子与儒家——命与道德自主

孟子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是其代表著作。本文试根据《孟子》原文解读孟子"命"的内涵,分析孟子对待命运的态度及对道德自主性的强调,从而阐述孟子对命运与自主之间关系的看法。第一,孟子认为"命"的主要性质与特点是"命"的限制性、"命"的不可知性和"命"的外在性。第二,孟子对待命运的态度是强调不应让道德实践受到命限的影响,应当重视自身的道德自主性。第三,孟子认为不可改变不可预测之命与人的自主性是分立的两个部分,即"求在外"与"求在我";君子能够将"命"之限制作为彰显内在德性的一个契机,即君子能够"见命知义",彰显一种承担精神。

从简、帛《五行》看《荀子·不苟》篇之“独”--兼论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关系

《荀子·不苟》篇“养心”章具有明显的思孟化理论倾向。具体到对“独”的认识,它与简、帛《五行》有两点相同,即都认为作为实体的“独”专指纯粹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心,作为工夫的“独”是指养成此道德心的专一工夫。在此基础上,荀子又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的第三层意涵,即作为此道德心之流行和展开的社会政治实践。此外,在对“养心”进路的分析、对“善”“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对“君子”的定位、对“轻”“形”等概念的界定上,“养心”章与简、帛《五行》也存在理论相通之处。

再论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渊源

过去学者对王安石变法思想来源的研究多聚焦于王安石与法家或者儒家孟子的关系,较少关注王安石与儒家荀子之间的联系。熙宁变法虽长期以来被标榜为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然而富国强兵并非法家所独有,儒家同样也有富国强兵的理念。王安石虽处处称赞孟子,但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并不十分符合孔孟的理念。王安石更多的遵循了荀子之道,司马光等反对派人士则是孟子理论的坚定拥护者。变法派与反对派的斗争可以被看成是孟荀之争,熙宁变法的失败说明了《孟子》富民论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牢不可破的地位。

怀念李泽厚先生

李泽厚是我国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西体中用”,为改革开放、实现四个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根据。他所写的中国思想史三论,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郭店竹简公布后,他对竹简的思想定位及学派性质的看法,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他晚年提出“举孟旗,行荀学”,引起学界热烈讨论,推动了荀学的研究。本文作者回忆了与李泽厚的交往,以及所受李先生的影响,对先生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乡村儒学”的由来与乡村文明重建

乡村儒学是民间儒学的特殊形态。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荀子那里,儒学没有官方与民间、精英与大众、城市与乡村之分别,却包涵着向多向度分别发展的可能性。作为理论形态的乡村儒学可以追溯到孟子。两汉以下,历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等朝代,政府推崇的官方儒学和经生文士之业的精英儒学占主导地位,然而民间儒学尤其是乡村儒学通过私塾、家学、私人书院等不断发展、深化。北宋时期乡村儒学实现由理论图景到生产生活实践的转化。真正的儒学民间化运动始于明代。泰州学派的崛起,标志着民间儒学、乡村儒学、乡村教化走向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完成体系化建构。泰州学派因此成为乡村儒学的真正源头。20世纪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建运动,作为解决中国强盛问题的一种方案,是泰州学派的新发展。21世纪初期在山东各地出现的"乡村儒学"既是儒学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实验,也是一种示范。作为一种实验,它是对儒学在当代社会能否焕发生机与活力的一种实验。作为一种示范,乡村儒学在山东可做,在全国也可做;在乡村可做,在都市更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