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文化的力量:张謇教育思想与区域县中繁荣

县中是县域教育的支柱和地方发展的希望所在,但近年来县中的师生与制度结构失去了比较优势,陷入困境。在建设教育强国的蓝图下,县中如何重整旗鼓?本文基于对全国知名县中聚集地——南通市的调查,借助强文化范式框架,探讨张謇教育思想何以成为一种与结构力量互补的地方文化力量助推县中发展。张謇教育思想在改革开放初的南通崛起叙事中被激活,锚定科教兴市的第一战略选择,使政府注意力优先分配于教育,从而塑造了县中的良好外部生态和主体积极实践,两者的适配进而带来区域县中繁荣。从文化社会学视角出发,将县中讨论转向地方性,揭示县中发展离不开由本土社会文化传统和资源产生的强大动力,这为其他地方教育振兴提供了启示。

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反思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整体效应影响,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主学科中学术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从而也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积极寻求研究范式创新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发现,虽然“语言学转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思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资源,但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也存在创新有效性有限、学科主体性困境更为突出以及无法解决“理论贫困”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危机问题异常复杂,除了知识层面的议题拓展、方法创新等问题外,还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与政治学、历史学等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关主学科的研究取向变化等紧密相关,如何让政治思想史研究重获新生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

在当前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教育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的关键因素,“教育家精神”被视为引领教育事业不断前行的核心力量。通过综合运用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方法,全面梳理潘懋元先生在长达87年的教育生涯中所形成的教育理论与实践成果。研究发现,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开拓创新、奋斗不息的精神;勇立潮头、与时俱进的精神;投身教育、无私奉献的精神;以生为本、大爱无疆的精神;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精神。这些精神特质共同构成其深邃而独特的教育家风范,不仅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树立了典范,更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潘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在新时代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坚持立德树人,提高教师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坚持育人为本,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创新实践;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系统传承和弘扬潘懋元先生的教育家精神,将有助于新时代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推动教育强国目标的实现。

“辽学”新探——清初汉族王公科举特权小考

在清初特定的历史形势下,统治者为照顾吴三桂等汉族王公及其属人在教育和科举方面的权益,特地设立“辽学”。随着汉族王公在顺治年间纷纷建藩出镇,以及清初科举考试“另编字号,定额录取”制度的成熟与细化,“辽学”所呈现出来的具体面貌不断发生变化。其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藩下附学向汉军看齐,最终并轨;永平“辽学”向民间靠拢,最终消亡。对于“辽学”兴衰过程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我们了解汉族王公及其属人这一群体在清初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权力。

董仲舒正谊明道的思想影响初探

正谊明道,是董仲舒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以来,学者以正谊明道解释《周易》《春秋》、诸子等思想,阐释其内容,发掘其意义,追根溯源,古今融通,体现出正谊明道继往开来的地位与影响。以正谊明道与义利观、治学、道德、佛教、报应等思想相联系,提供衡量尺度,解释其思想,衍生出新思想,相得益彰,促进了相互发展,扩大了正谊明道的影响。前贤今哲对正谊明道思想,既有颂扬、弘扬者,又有质疑、批判者,不同的观察视野,相异的看法主张,形成研究正谊明道的合力,推动正谊明道研究的深化,丰富其思想内涵,扩大其传播领域,使正谊明道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思想影响。

南宋永嘉学派的经世思想与批判意识

永嘉学派作为锐意事功的学术流派,以务实黜虚为治学特点,侧重经制之学,尤其注重探讨宋代社会经济制度。他们重视研究货币流通思想、专卖政策、财税政策和会计制衡作用等,批判两宋王朝对百姓肆意盘剥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旨在不断完善国家的治理政策和措施。这充分体现出他们密切关注现实的经世旨趣。随着研究兴趣的不断拓展,永嘉学人愈发密切关注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把对历史的借鉴继承与对现实的批判反思有机结合起来,将历史考察与现实探究并重,最终奠定了永嘉学派在两宋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浙江省乡村书院空间探析

宗族社会的发展需求催生了乡村书院的兴起。乡村书院是具有典型民居特征的文教空间,具有文化与教育合一的功能属性,它通过空间、装饰、象征、场景强化其文教意义,形成了乡村文教系统的核心,并在演化中保持了强韧的生命力,成为基层传统社会中知识与思想的孵化器。在此,系统梳理浙江乡村书院的形态特征与演化现象,以推动文教空间在地性研究的深化与细化,旨在丰富浙江地域的文化格局和文明语境内涵,为社会文明全面提升提供时代定义与精神资源。

章氏伤科传承脉络及“和合”思想渊源探析

[目的]探析浙派中医章氏伤科传承脉络及“和合”思想的渊源,总结其学术特色,丰富和发展章氏伤科理论内涵。[方法]通过走访章氏伤科后人及传承人,搜集整理其现存手稿、验案等文献,查阅古代相关伤科医著,凝练总结其学术思想及特色。[结果]章氏伤科秉承道家文化之琼浆,汲取儒家思想之精华,上承佛家正骨之要术,中继民间疗法之特长,结合现代医学之技术,潜心医道两百年,济世情怀代相承,形成了以“和合”思想为核心,整体辨证、杂合以治、气血平调、筋骨互用、动静互补、防治结合、形神合一等理论体系为特色的中医骨伤学术流派。[结论]章氏伤科博采众长,守正创新,中西并重,形成了一套完整、独特的“和合”理论体系,总结其学术特色,对充实浙派中医骨伤流派学术内涵,推动中华民族“和合”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法治赋能:司法警官院校基于行业生态特色办学的反思与重构

培养高素质的应用型法治人才对于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现代法治赋能的背景下,作为应用型、实战型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司法警官院校应立足于服务社会、行业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基于行业生态的发展要求,在学生思政、教学内涵、校园文化、社会服务、对外合作交流等多个办学层面突出特色优势,打造优质品牌,培养更多更好的法治建设、平安建设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发展中的作用

19世纪俄罗斯的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和社会运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通过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反思,推动了俄罗斯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本文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观点和实践的分析,探讨了他们对俄罗斯民族意识的贡献和影响。俄罗斯知识分子是民族意识的塑造者、文化传承与继承者、思想的引领者、爱国的反思者、言论自由的倡导者和社会改革的推动者。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与临证经验

河南孟州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是河南中医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之一,创立者卢昭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形成了以温中祛寒、通络回阳为治则;温补心阳、温补脾阳、温补肾阳为方法的温阳通脉学术思想。第二代传承人卢作斌擅长在温阳通脉学术思想指导下,使用附子、干姜、吴茱萸、当归、黄芪、白术、香附、川芎、丁香、续断、茯苓等药物,以化瘀通经、温经散寒、温阳止痛等法,治疗闭经、崩漏、不孕、痛经等妇科疾病及中医内科杂症。第三代传承人卢敬业擅长诊治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等疑难杂症,并积极传承中医临床经验,培养基层中医药人才。第四代传承人卢海涛擅长治疗心脑血管及肝胃病。第五代传承人卢晓峰擅长治疗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风湿骨关节病、肝胃病、中风后遗症,以及眩晕、头痛等疾病。学派以卢氏“本仁堂”药铺为依托,临证诊病,阴阳为纲;治病疗疾,注重扶阳;宗师仲景,推崇经方;回阳救逆,重用附子;兼辨阴证,综合而治,特长显著,流派特色鲜明,在治疗胸痹心痛、风寒湿痹、骨痹及妇科疑难杂症方面具有独特经验。

论张景岳治郁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

[目的]探析明代王阳明心学对张景岳治郁思想的影响。[方法]借助辨章学术与考镜源流的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梳理张景岳基于阳明心学本体-体用-工夫修养的宏大视域,创立中医郁证治疗新理论的发展脉络,阐发张景岳治郁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结果]人心与人情、心性与情志是阳明心学关注的核心议题,张景岳创立情志合称、情志致郁、因郁而病、从虚论郁、知行疗郁的郁证诊疗理论,体现了其医学思想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与发挥。[结论]张景岳治郁思想继承与发挥了阳明心学的奥义,发展构建了极具创新意义的中医郁证诊疗理论,剖析其阳明心学思想进路下的治郁思想,有益于中医郁证的诊疗实践。

论马克思中学时代的启蒙主义新闻观——兼论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自觉

马克思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形成一种并未言明但深层支配的启蒙主义新闻观。该新闻观念的再现得益于研究者的方法革新。我们要反思传统马克思新闻思想史研究中的教条语录情结,采取文本学方法透过显性字句发掘隐性逻辑。19世纪早期德国社会与新闻出版业处在“精神上的大斋期”,而自由理性的成长氛围塑造了少年马克思最初的启蒙新闻思想形态,这在其留下的三篇中学毕业作文中得以见微知著。尽管启蒙主义新闻观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但是其中蕴含的可贵思想质点撬动了马克思随后的新闻思想发展。

近代以来日本学界阳明学解读的文脉

近代以来的日本阳明学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明治时期到二战结束,这一阶段学者或将日本阳明学视作“明治维新的精神动力”,或将其作为“东洋文化”的一部分加以否定;第二阶段,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这一阶段学者从近代化角度为阳明学赋予积极意义,代表人物是岛田虔次;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沟口雄三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日本根本就不存在阳明学。近代日本阳明学解读的变化与日本在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密切相关,既受到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影响,又反映了日本在西方与中华两种强势文明之间难以自处的复杂心态。当代学人应辩证地看待近代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在东亚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中考察东亚阳明学乃至东亚儒学的特点,从而为客观认识东亚传统文化提供有益启示。

张英《浮山·十坐处》自然美学思想探究

张英是桐城派开创者之一,他前半生身居庙堂,后半生寄情于山水之间,尤推崇峰、岩、洞、壑俱美的家乡枞阳浮山,并写下《浮山·十坐处》组诗颂扬浮山之美。诗中蕴含着“空灵、奇峭、幽隐、变化”的朴素自然美学思想,与他归隐山林后的赐金园、芙蓉谿、双溪园林等园林营造实践遥相呼应,开辟了桐城派文人造园的先河。

尺牍视域下姚莹的文学理论简析

姚莹的文论思想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其中,“文以载道”“文以经世”“文无古今”等文学理论散见于其尺牍中,是组成姚莹文学思想不可或缺的部分。具体而言,“文以载道”体现了姚莹的儒家道统思想,代表了桐城派文人的基本观点;“经济”一说首次出现于姚莹尺牍,其核心要义是为文应当利于社会发展,逐渐成为主流;“文无古今”的观点也在姚莹身上发生多层变化,实际上也是当时文人心态的缩影。作为嘉道年间的“在场人”,姚莹的文学理论中折射了当时大量的文学事实,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

金华文派诗歌创作及诗学思想研究

金华文派作家群是元明之际诗坛上一支重要力量,其诗学思想在崇尚平易正大诗风、注重自得之趣的同时,强调诗歌关照历史现实、体悟山水自然之美。他们追求“合乎法度”与“本乎性情”的辩证,重视自我感情的抒发,主张人品与诗品相结合,由师古而师心,自成一派。金华文派的诗论不像宋代由于理学的兴盛将诗学导入艰涩,反倒是他们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成果引导诗学走向深入,为明代诗学批评的发展注入多元活力。

晚清以来董仲舒形象的转变(1893—1949年)

晚清康有为撰写《春秋董氏学》并确立董仲舒汉代“教主”地位以来,各派学者对其身份应如何进行定位不断展开争论。章太炎等人在董仲舒学说来源上的质疑,经胡适、顾颉刚之手落实为阐明阴阳五行学说对汉代儒学进行渗透的史实;董仲舒在儒学发展上的事功,被唯物史观派解释成儒学日趋僵化的重要原因;结果使董仲舒在近代完成了由汉代“教主”向帝制代言人的形象转变。在这一过程中,董仲舒既因学说来源驳杂不被儒家所认可,也因与汉代统治者高度合作的历史而不见容于在近代勃兴的诸子学,丧失了在近代存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董仲舒形象在近代的再安放是各派学者合力的结果,也是传统文化的近代转型与时代价值导向艰难磨合的具体实例。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解析

元好问《东平府新学记》一文是金国灭亡后儒家文化在北方世侯的保护下逐渐恢复的时代大背景下写就的。元好问在《东平府新学记》中首先指出了东平府学在唐宋金历史上一脉相承,在金国时有过辉煌的办学成绩,东平府“不替问学,尊师重道”的地方风俗强大。将风俗提升到国家元气的高度,体现了元好问独特的文化历史观。在当时,东平府学既是州学,也是孔府家塾,还暂时扮演了太常寺的功能。东平府学培养了元朝第一批重要的文人官僚,并使东平率先成为了大蒙古国及元朝的文化高地。文章最后讨论杀身之学与异端杂学的种种表现。总之,该文是体现元好问文化立场的重要文章,值得认真研究。

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研究述评

元代由吴澄创立的草庐学派,向来被认为是在接武朱子学的同时,对陆九渊心学也有所吸收。百年来关于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多立足于此重点分析学派思想中的朱陆关系。按时段与进度,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民国时期,多以哲学史书写的视角,简要辨析吴澄思想中的朱陆成分;第二阶段为1949年至1980年,主要以我国台湾地区及海外讨论吴澄在元代的身份问题为主;第三阶段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在研究深度、广度方面,均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绩;第四阶段为21世纪以来,突出了去“朱陆”化、重群体的新变。百年来吴澄及草庐学派的研究呈现出从无到有、从个人到学派、从思想单一到多元面向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