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东陵“一号陵园”墓主身份蠡测

秦东陵是研究秦人从封国到帝国丧葬理念发展变化的重要遗址。本文结合2011年以来的考古勘探及出土资料,从秦人陵园形制发展演变过程的角度出发,提出20世纪80年代对秦东陵陵区所划分的第一、二、三号陵园应属同一陵区,原第一号陵园为主茔域,其内南北2座“亚”字形大墓墓主分别为秦昭襄王与其后;原第二号陵园和第三号陵园为原第一号陵园的陪葬区,墓主分别为唐太后和悼太子及妃嫔。

论秦直道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

对于昭君出塞的路线,林干认为是经秦直道北上的。近年来,山西地区的部分学者认为昭君出塞所走路线为途经山西地区的通塞中路。从历史资料来看,秦直道仍然是昭君出塞的最可能路线,因为这条道路最便捷、最安全;呼韩邪单于在迎娶昭君之前,就沿着这条道路往返于汉朝与匈奴之间。秦汉时期,秦直道得到了很好的维护,秦皇、汉武都曾走过这条路线。在昭君出塞之时,秦直道的通行环境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昭君出塞自然不会选择其他路线。昭君出塞没有经过秦直道的理由尚不充分。

秦文化与秦文化余续渊流——广义上的秦文化再审视

秦文化,通常认为是秦族(人)、秦国与秦朝的文化。但是,秦文化的内涵还应该更广泛些。从更广义上看,秦文化应该是"秦"及与"秦"相关的文化的总和。基于此,秦文化还应该包括秦朝之后与"秦"相关的文化,因而具有深远的余续。如十六国时期的"三秦"文化,历代的"秦王"文化,秦地"秦"地名、饮食文化、秦腔戏曲文化等方面皆属之。

从《秦誓》所见秦穆公人才思想看秦国兴盛之因——兼论《书·秦誓》的成文年代及主旨

《书·秦誓》并非学术界一般所说的是秦穆公的“悔过书”或“罪己诏”,它反映的是秦穆公尊贤使能的用人思想。《秦誓》作于秦三帅在崤战败后被遣归来的秦穆公三十三年。此时秦军将士喧哗滋事,其真正原因应是秦国将士借秦三帅失败之机掀起了反对外来将帅及其卿大夫的事件。秦穆公便借机宣讲了他的人才思想。秦穆公的人才思想在春秋中叶历史意义十分重大,它为秦穆公称霸诸侯、战国时秦国能彻底变法而迅速强大以及最后统一天下提供了重要条件。

秦国历代国君的经济措施与王权扩大的关系纵论

秦国从弱到强,到兼并六国,实现统一;君权由小到大,到称皇帝,专制天下,是一代代国君在政治、军事、外交,尤其是经济等方面,和臣下一起不断改革、艰苦奋斗的结果。文章分析了秦国历任有作为的国君推行的经济制度、政策、措施所起的积极作用与局限,重点阐述了这些经济手段与王权增长的关系。

先秦诸子的黄帝观述论

先秦时期的黄帝崇拜肇始于祖灵崇拜,黄帝的文治武功构成为黄帝崇拜的重要内容,并引发出先秦诸子的借黄帝立言。尽管诸子笔下的黄帝不尽相同,却有着本质上的认同。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黄帝成了“成命百物”和“垂衣而治”的圣王,又进一步被尊崇为华夏族的祖先,并由世间走上神坛。黄帝人性和神性的纠葛并不能得出“神话历史化”的结论。

圣王故事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

先秦儒家有关圣王的叙事是儒家圣王崇拜观念形成的重要环节。先秦儒家讲述的圣王故事不是对历史事实的复述,其中掺有许多主观杜撰的成分。在圣王故事中,圣王被描述为道德完美的理想化人物。圣王崇拜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古希腊那样发达的神的观念。圣王故事是先秦儒家全部政治学说的理论依据,通过讲述圣王故事,先秦儒家实现了对道义、至善的理解,从而形成了有关应然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判断。

再读清华简《周公之琴舞》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有诗十篇,其中九篇为佚诗,只有题作成王作的第一篇见于传世本《诗经·周颂》之《敬之》,但文字也有出入。通过对传世本《敬之》古代注疏中有关资料的分析,可以推测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作期大致为周公致政、成王嗣位期间,其性质则为周公及群臣向成王进戒与成王自儆之诗。

后周鲁时代的政治秩序:成为天子的秦王

本文经过对在《史记》《战国策》以及《韩非子》中秦国对外问题相关的记载和论述的分析,试图探讨在公元前256年发生的以周王室的终止和鲁国的灭亡为契机而出现的历史情况,并且藉由将之理解为"后周鲁时代"(post-Zhou-Lu Era)时代,重新诠释此35年秦国的动态的历史意义。本文推论:秦国在攻灭周朝之后虽然还是扩张其领土,秦主同时也努力将自己的地位从"实际上"(de facto)的"天子"提升为新天子,为此,秦廷似乎追求"间接支配周边诸侯和天下人民"的统治模式。然而,进于前230年代后期,随着李斯的掌权,或许也由于为了对付赵国的问题等,秦廷对外政策也从如上模式转换成由直接灭诸侯的方式。因此,所谓前221年"一统天下"应该并非秦国从历来自然推行过的政策,而是前230年代的政策转换的结果而产生的历史新局面。

秦“北边”战略与统一进程

秦始皇实现统一,其功业并不限于"禽灭六王",亦包括向北河和南海的军事拓进。而秦帝国版图的规模,于是也远远超越了秦本土与"六王"故地。秦对于"北边"的关注,在统一进程中亦有显现。秦昭襄王时代"伐灭义渠",据有上郡,对于"秦地半天下"以及"昭襄业帝"历史变化的形成有重要意义。而秦始皇时代蒙恬经营"北边"对于东方史乃至世界史的影响,也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

秦简《归藏》与汲冢书

历史上确曾存在殷易《归藏》,汲冢书面世之前汉晋学者已见到过《归藏》。亲身参加整理汲冢书的荀勖于《中经新簿》中另著录《归藏》13卷,可见当时确已另有与汲冢书之《易繇阴阳卦》不是一种书的《归藏》存在。时人郭璞注《穆天子传》诸书所称引的《归藏》,当即晋中经所藏之《归藏》。以为王家台秦简《归藏》即《易繇阴阳卦》或以为秦简《归藏》内容本事多出《穆天子传》的看法都是不符合实际的。

“任得敬”史事二则再认识

本文在史籍记载和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对任得敬封爵"楚王"、"秦晋国王"及其与李仁孝"分国"疆界两个问题深入考察后,认为不能排除"秦晋国王"是任得敬欲借"施经发愿文"佛教活动抬升自己地位的政治行为;任得敬大致沿着灵州—天都山—河湟一线,将西夏一分为二,而李仁孝事实上的活动范围被挤压到今河西走廊一带。

关于《大招》的写作时代和背景

游国恩先生曾据《大招》中的“青色直眉”句,谓其至早为秦末之作。本文在此说的基础上,考证《大招》作于秦亡前夕。其时战国楚怀王之孙被立为楚怀王,并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反秦军队的领袖;《大招》之作,既以招战国时楚怀王之魂,更对楚的复兴满怀希望与信心。

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辨正

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虽为人所熟知,但对其通常的理解却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偏差和含混之处。先秦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中的“外王”指的就是“平天下”“明明德于天下”“平治天下”或者“安百姓”“安天下之民”。成就这样的“外王”的最佳人选无疑是“圣王”,而“圣人成为王者”最为合理的制度化路径就是“禅让”。当“禅让”的理念由于缺乏实际的可行性而被排除之后,“王者”与“圣人”的合理结合方式就是荀子所说的“尊圣者王”或者“圣君贤相”。“外王”的成就必然需要“内圣”的“客观化”,“外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仁政”,“仁政”的首要意蕴就是“圣王之制”,而“圣君贤相”之“存神过化”的政治效应当然也是以“仁政”的制度之维为背景和基础的。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探讨

战国至秦,东北地区华夏人口有几个类型:郡县官吏、驻军、军政长官家属、燕秦长城修建者、移民、退守辽东襄平地区的燕王喜和太子丹之众。还有两支进入朝鲜半岛。大部分是长住人口和准长住人口,人数超过前代。由于种种原因而造成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调。他们与各少数民族共同开发东北边疆。燕国的努力经略和秦朝各项统一措施,既有力推动各少数民族华夏化进程,又致使汉族的民族意识最后形成。

老子不是太史儋考证

古今一些学者，将老子老聃混同于太史儋，荆门郭店楚墓 竹简《老子》出土后，又有某些学者宣扬“老子太史儋同一人”论。本文详尽考证了太史儋 其人其事及其思想特征，证实他是活动于战国中期的具有历史循环论思想的东周王朝一个史 官，与主要活动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道家创始人老子老聃绝非一人，确论他们是不同时 代、不同学术和思想特征、不同姓氏祖先、不同名字并不同身世事迹的两个人。

清华简《系年》“周亡王九年”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周亡王九年"指的是"幽王死后九年",两周之际没有出现过无王当政的时期。狭义的"二王并立"是指携王9年至携王被杀的12年时间,广义的"二王并立"是指幽王死后至携王被杀的21年时间。传世文献和《系年》简文的立场均认为平王为正统,后世史家整合史料时将平王元年前移了9年,这是导致《史记》中秦襄公纪年与《系年》简文不合的根本原因。

从《礼记·王制》看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制度

《礼记·王制》对先秦时期的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和总结,涉及到积蓄防灾、养老和残疾人救助等方面。这些有关社会救助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已得到了实施,并对后世传统社会救助思想和救助制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较为重大的影响。

荀子的“天下”观与“后周鲁时代”的秦国

本文旨在阐明《荀子》思想的特质和历史意义,而由此探讨其"天下"观和对当时秦国的看法。借此欲阐明《荀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历史意义。本文先将荀子的"天下"观整理为如下三种特色:其一,荀子所构想的国家从头开始就是治理天下领域的国家。其二,在荀子"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的动态。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原来只有"方百里"领土的小国理论上也能成长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其三,荀子在叙述周朝巩固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赞扬周公的关键角色,并将他称为"大儒"。基于如上三点,荀子在观察秦国的现状之际,认为其威势和领土已经不必要再扩张,而极力鼓励秦廷聘用"大儒"或"聪明君子"来推行"义术",即安抚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政策。荀子一方面似乎认为实际上唯秦国具有在近未来能够治理天下的可能,但借由强调任何领土方圆"一百里"的诸侯只要聘用"大儒"也能够治理天下这一点,提醒秦君别错过聘用他的机会,否则聘用这样人才的其他国家会取代秦国的角色。

《穆天子传》文学特征探析

《穆天子传》作者疑为周穆王同时或稍后的史官。其所记“多夸言寡实” ,绝非信史 ,而是主要以虚构手法写成的文学作品。《穆天子传》塑造了一个积极从事和平外交活动的周天子形象 ,表达了西周时期人民热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