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船山《读通鉴论》公私观的伦理向度与价值指向

王船山《读通鉴论》中的公私观对历史上的公私观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批判性评析,并将公私从人的内在道德意识延伸至治国安邦、国家大义和文明延续的论域,使公私观包括个人修德、国家治理和文明发展诸方面的要义,将中国伦理文明的公私观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王船山公私观的伦理蕴含和价值指向表现在将公私观与义利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刻论述了“古今之通义”的至上价值;将公私观与兴衰观联系起来分析,深入探讨了“社稷轻而民为重”的价值机理;将公私观与历史观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深度揭示了“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的历史理性。弘扬王船山公私观的合理因素,对于我们培育社会主义公私观,培育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道德观,建设中华民族现代伦理文明,具有精神启迪和价值滋润的时代意义。

郑振铎与铁琴铜剑楼藏书捐献

郑振铎是著名藏书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奠基者,抗战时期因为国家抢购珍贵文献而与瞿氏结缘。1950年,郑振铎通过动员瞿氏捐献藏书、表彰捐书者、人员安置等一系列工作,将铁琴铜剑楼藏书化私为公。他推动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图书捐献热潮,为国家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由“敬”至“用”:《御批通鉴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及变化

《御批通鉴辑览》(简称《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历经三个阶段的变化:其一,乾嘉至道光初年,被奉为官方权威,并在清廷重塑明末历史记忆的活动中充当依据之书。此阶段《辑览》政治意蕴凸显,人们的态度以“敬”为主。其二,道咸以降,《辑览》囊括古今、论断权威、部头适中的特点,适应了太平天国战后恢复文教的需求,成为官书局优先刊刻、学校重点藏贮的史籍,人们逐渐认可其历史教育价值,成为士子学史必读书目,几有超越《史》《鉴》之势。其三,清末颁布科举新章,《辑览》因被定为乡、会试史论题的核心命题参考书而获得士人追捧。科举制度废除后,《辑览》仍被新式学堂使用,在新旧学制迭代的过渡时期充当历史教科书。《辑览》在清代的社会境遇总体呈现由“敬”至“用”的变化趋势,展示了官修史书走出书斋、服务社会的路径,是中国传统史学发挥社会功用的典型案例。

“文丐”之外的诗人面相:周紫芝在南渡临安诗坛中的诗友交谊书写

周紫芝于南宋绍兴年间入职临安后,除为秦桧歌功颂德的谄谀诗文之外,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个人交游酬唱的诗人写作。在临安重逢故交之作体现了诗人经历国家剧变、生离死别后对真挚友谊的体验与感悟;私人宅园的走访唱和之作则意味着他从日益亲密的酬唱中获得了诗人身份的自我确认。通过这些诗作,可以看到其真实细腻的友谊书写与自然清丽的创作风格,还原其“文丐”身份背后的诗人身份形塑,并揭示出这种诗人写作对临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以及其在南渡时期临安诗坛中的特殊意义。

《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的版本流变

刘剡所编《通鉴节要续编》,在明代被多次刊刻和改编,并远传欧洲,为明代通俗史书中影响较广者。约在明宣德四年,本书由建阳翠岩精舍刘文寿初次刊刻,分三十卷。现存诸本中属于此初刻本系统者,包括双桂书堂本、善敬书堂本与司礼监本。其后出现大量添加字音字义类注释的版本,较早者为宣德九年尊德书堂刻本,后世流传不广,而弘治年间集中出现的一批带有“释义”的版本,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明代后期诸本的面貌,但其卷数仍为三十卷。约在明嘉靖年间,又相继出现了二十一卷本与二十卷本两种版本。前者曾经官方刊刻,以吉澄福建刻本为代表,后者则是最早传入欧洲的中国历史类典籍之一。二者都与弘治年间出现的“释义”本有密切关系,并都衍生出了改换书名与作者之本。弘治年间为本书文本变化的关键点,而嘉靖年间则是卷数变化的关键点。随着史学风气的转换与纲鉴类史书的兴起,本书在清代迅速消亡。

周紫芝题画诗的内容和美学特征

周紫芝是两宋交际的重要诗人,现存69首题画诗。运用文本解读和美学分析的方法,从四个方面探求周紫芝题画诗的诗歌内容:关注社会现状,抒发爱国情怀;游遨画中美景,表现士人雅趣;题咏相聚离别,传达诚挚深情;体悟绘画心得,阐述绘画理论。进而从雄奇瑰丽的壮美和自然平淡的清美两方面分析周紫芝题画诗的美学特征。周紫芝的题画诗内容丰富,美学特征鲜明,艺术风格多样,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莫高窟北区石窟所出刻本《资治通鉴》残片考订

在1988—1995年间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的考古发掘中,北区第64窟、137窟出土了共11片汉文残文书。荣新江先生首先将其比定为汉文《资治通鉴》。本文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考了残片的版本、年代。据其照片进行初步复原,残片应当为左右双栏,半叶十一行,行二十一字的无音注大字建本《通鉴》,版心有刻工名"登"。通过与存世十一行无音注本《通鉴》的比较,可以发现,残片之刻本与张元济1918年购自广东,曾作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底本,建国后转入国家图书馆收藏(编号7372)的涵芬楼藏本《通鉴》为同版之别本。又据其不避宋讳及刻工姓名,可定为宋刻十一行本的元代覆刻本。借助B137窟的考古学年代及相关信息,可将残片年代进一步断于13世纪末到14世纪前中期。这反映了元代的敦煌与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长江以南地区,依然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朝鲜世宗朝之历史教育——以《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为中心

《资治通鉴》与《资治通鉴纲目》,高丽末年先后传入朝鲜半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王朝国王经筵、世子教育、科举考试中,《通鉴》与《纲目》都是重要的史书。朝鲜世宗国王想法从明朝求书,刊印《通鉴》与《纲目》,组织文臣编纂《资治通鉴训义》与《资治通鉴纲目训义》,充分显示他对二书的重视。他熟知《通鉴》故事,日常政事中,经常引用,以为资政之策。《通鉴》与《纲目》对朝鲜的影响,既是朝鲜政治与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中朝史学交流的重要例证。

《贞陵遗事》、《续贞陵遗事》辑考

令狐澄编撰的《贞陵遗事》和柳玭编撰的《续贞陵遗事》均记载唐宣宗轶事,是唐代两部具有小说性质的杂史,在《资治通鉴》中曾被采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惜均已亡佚。详考相关文献可知,令狐澄是令狐楚之子,曾为浙江西道观察使、中书舍人。柳玭是柳仲郢之子,曾为吏部侍郎、御史大夫,后贬为泸州刺史,卒于北归途中。二书佚文在《太平广记》、《资治通鉴考异》、《唐语林》等宋代书籍中有所保留,钩稽考订,前者可得佚文17条,后者5条,前书已为全璧,后者亦过三分之一。

司马光《资治通鉴稿》考论

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资治通鉴稿》一帙,长130厘米,高33.8厘米,凡二十九行,四百六十五字。《资治通鉴》修于北宋英宗时期,司马光主修,刘攽、刘恕、范祖禹等为属官,历经十九年书成。此件藏品系北宋时期司马光修《资治通鉴》时手稿,记事起于东晋首帝司马睿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将作乱,至同年十二月慕容廆遣其子慕容皝入令支还,凡一年间史事。卷尾有任希夷跋、赵汝述跋,葛洪、程珌、赵崇龢三人合跋;又有元人柳贯、黄溍、宇文公谅、朱德润、郑元祐等人跋或题诗,表明此件在宋元时期流传有绪。明清两朝历经袁忠彻、项子京、梁清标等人收藏,后来被征入清廷内府。清朝覆灭后,流出宫外,后从香港卖出,归入国家图书馆。与司马光同时期的黄庭坚参加过《资治通鉴》校正事宜,目睹大量《资治通鉴》稿草,他总结司马光的书体特征是"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从《资治通鉴稿》书体看,"隶"中有"楷","楷"中又"隶"意十足,正与黄说相合。参考文献12。

紫芝栽培品种‘武芝2号’(‘紫芝S2’)全基因组测序及分析

采用PacBio SMART技术并基于三代和二代数据(3+2策略)完成紫芝栽培品种‘武芝2号’(原名:S2)(通称‘紫芝S2’)基因组De novo测序、组装,完整地获得紫芝栽培品种‘武芝2号’(原名:S2)全基因组,序列总长度56.849 Mb,包括核基因组和线粒体基因组共72条Scaffolds。其中,核基因组16681个基因,完成其中13161个基因的注释,约占总数的78.89%;预测分析到4组串联重复的rRNA簇、405个非编码RNA和3305个启动子,并找到rpb2、beta-tubulin和18S,28S rRNA(SSU,LSU)等基因序列以及漆酶同工酶基因,鲨烯合酶、羊毛甾醇合酶基因与麦角甾醇合成代谢相关基因及其分布位置,为今后紫芝栽培品种(系)分子鉴定与菌株鉴别、功能基因的挖掘与利用提供可靠信息,同时也为其后续开展中国栽培灵芝种类的比较基因组学分析积累科学数据。

杭州紫之隧道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

以杭州紫之隧道为例,阐述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过程,提出分段运用解析法、水文地质条件分析和水均衡法相结合的隧道地下水环境影响预测方法。结果表明:紫之隧道在施工期和永久运行期对地下水的影响小。

富水软弱地层中浅埋暗挖隧道施工地表沉降分析——以杭州紫之隧道为例

为深入了解富水软弱地层中浅埋暗挖隧道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特征,以杭州紫之隧道北口浅埋暗挖段工程为依托,采用现场监测数据分析与数值模拟计算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地下水渗流作用对地表沉降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1)在地下水渗流作用下,横向和纵向地表沉降槽宽度系数的拟合值均大于文献中对黏土的建议值;2)在隧道施工过程中,地层孔压下降范围逐渐扩大,地下水渗流是沉降槽宽度增加的主要原因;3)地表沉降主要发生在隧道外侧起拱线处、与水平方向成45°+φ/2的斜线之间区域(φ为隧道上覆土层平均内摩擦角)。

《资治通鉴》在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在主编负责、协修分工合作下完成的。它在体裁的选择、目录的编排、编写和取材的方法上，都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大师·青年·书局

本文回忆了作者早年治学经历和对标点本《资治通鉴》的研读,并结合就此与吕叔湘先生、中华书局的往来信函等,表达了对吕叔湘先生的敬意和对中华书局精益求精的敬业精神的肯定,呈现了大师、青年和出版社之间互动的一段佳话。

论司马光《通鉴》史论的内容特点

司马光《通鉴》史论寓论于史，是《通鉴》全书的有机 组成部分。它的突出特点是，以“礼治”的思想为核心评论历史是非，以君臣为中心论述致 治之道，以“鉴古”“考今”为目的服务于社会现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评述史事。《通鉴 》从纪事到史论都围绕着取鉴“资治”的原则，但史论部分更直接地体现了司马光的思想观 点和撰史目的，是《通鉴》的点晴之笔。

《资治通鉴》成就的原因浅析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史学史上一部史学名著,它贯通古今、体大思精,自问世以来备受世人赞誉,对我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对其伟大的成就,人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就其成就的原因,却少有系统的分析和探讨。本文拟从它成就原因方面做一分析、探讨,以期有益于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并就教于方家。

《通鉴胡注表微》与陈垣先生的爱国思想

陈垣先生的史学著作以饱含传统的爱国主义思想而闻名海内外 ,《通鉴胡注表微》就是一部典型的弘扬中华民族爱国、救国、强国精神的史学杰作。书中全面而系统地反映了作者的爱国思想 ,自始至终都洋溢着他热爱祖国的坚定信念。他认为 :爱国就是要热爱“父母国” ;爱国者就应救国 ;爱国精神的集中表现是胸怀祖国 ,对祖国尽职尽责 ;而救国之举主要表现为自立自强 ,救亡图存。作为执政者 ,爱国就是要热爱民众 ,安定民心 ,顺应民意 ;作为史学家 ,爱国就是要有超越前人的史学成果 ,通观历代兴亡史实 ,识其成败得失与诒谋臧否 ,为国家自强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作为教育家 ,爱国就是要提倡、振兴国学 ,弘扬和发展中国的学术文化 ,为国争光。

李之仪卒于建炎元年考

李之仪是北宋末期词人,他的卒年没有定论。本文从周紫芝与李之仪交游的角度来考证李之仪的卒年,认为李之仪卒于建炎元年(1127)。

传承中国藏书文化,丰富藏书学术研究——记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

2009年5月16日至17日,"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第五届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在江苏省常熟市成功召开。"铁琴铜剑楼纪念馆"开馆仪式在古里镇隆重举行,"铁琴铜剑楼研究会"亦同时正式成立。文章概括记述了本次系列活动和会议的主要内容、研讨成果,总结了当前中国藏书与藏书文化研究的特点和未来研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