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老缅边境跨境婚姻治理的佐米亚困境

中国云南边民与越老缅国边民长期以来都保持通婚传统,跨境婚姻植根于边民共同的族群、语言和宗教文化。按照詹姆斯斯科特的“Zomia”理论,这些生活在亚洲山地的各族群拥有逃避国家统治的社会文化策略。在婚姻缔结与维系方面,边境地区不同民族边民保持本民族婚姻习俗,默认本民族的事实婚姻,逃避民族国家的婚姻登记、逃避边境出入管控也是他们“逃跑社会结构”的延续。现代民族国家如何管理Zomia区域跨境民族前现代的婚姻?这是当下边境地区社会治理需要给予解答的难题。基于对德宏州中缅跨境婚姻的田野研究,文章把“外籍新娘”置于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中分析,在地缘-族裔-性别维度下探讨中越老缅边境“外籍新娘”社会治理的Zomia难题,呈现地方政府对边民跨境婚姻的相关政策和治理实践,揭示外籍新娘、少数民族边民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

佐米亚视野中的南亚研究及其反思

18世纪中期以来,南亚因地理位置、族群构成及其历史际遇而成为区域研究的热点地区,国外学者的南亚研究揭示了部落民的历史记忆、身份认同与社会转型等内容,既为英印殖民政府实施间接统治以及南亚国家社会治理提供依据,又为从学术角度检验与反思佐米亚理论提供了可能。现有的南亚研究成果丰富了对佐米亚形成原因和动力选项的分析,加深了对于高地民族的非同质性理解,同时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佐米亚的理论反思。虽然从地理位置来说,中国西南边疆地区毗邻佐米亚区域,而囿于第一手材料的短缺,中国学术界却从未对包括东南亚和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进行过完整与统一的关注,其中尤其以对有关南亚的知识生产最为薄弱。随着“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周边地区的推进,迫切需要从微观视角针对地方层面进行实证研究,对佐米亚相关区域的研究有望成为中国学术的新增长点,通过跨国的学术合作、研究区域细化以及应用性研究等,既有为中国政府制定推动南亚“一带一路”项目顺利落地政策提供借鉴的现实意义,又能对佐米亚理论进行更为平衡的解读。

略论“山地文明”

文明、文化及其相关分类背后都有着权力关系。文明与文化反映的是外在与内在的成就,二者应该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如果将山地文明视为一个新的概念和范畴,在援用的过程中就可能会屏蔽一些与之虽不契合却必须考虑的条件。在传统的密集农业社会里,山民往往被视为另类。在历史上,因其生活方式之故,国家难以驱使山民服徭役或者从他们身上取得税赋,山地因此成为统治者的心病。这些均为政治经济因素使然,并不说明山地文明或者文化的独特性。应当尽量避免建构一些可能会引导人们产生新的思维定式的概念,山地文明只是一个话题,而不是某种新的类别。

重思赞米亚区域的稻作与社会——物种间民族志角度的观察

在被斯科特重新界定后包含了中国西南和东南亚大陆山地的“赞米亚”地区,不仅人群之间界限模糊、不断混杂,稻作也表现与常见的集约型水田农业明显不同的一面。本文通过水稻、陆稻和块根类作物的比较,对本区域农业生产逻辑的内在理路进行重新梳理,发现以往认为分属两种生产体系的稻作农业和山地游耕农业存在某种一致性:缺少田间管理,不提倡用增加劳动投入的方式追求高产,都看重从周围环境中获取多样性的食物。不仅是从事游耕的居民在逃离统治,赞米亚地区经营稻作的农民也有与低地政权关系疏远的一面。斯科特对于边陲地区农业社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理解还有不足,本研究可以对其将稻作和块根种植分别视为“服从农业”和“逃跑农业”的基础论断构成某种程度上的挑战。

中国边疆屯戍与“佐米亚”区域的聚合发展——兼与斯科特山地文明视角的对话

作为山地文明研究的关键样本,"佐米亚"区域由于族群迁移与空间分隔,呈现出文明的多元共存、封闭缓变和自我边缘化等特征。以斯科特的"佐米亚"研究为代表,多强调区域中文明多元及其冲突呈现,却鲜少从区域聚合发展视角进行探讨。中国边疆屯戍给"佐米亚"区域的聚合发展提供新的视角。文章通过对于斯科特"佐米亚"山地文明游离特性的对比,循着中国边疆屯戍在该区域的点式嵌入、线式拓展和面式开拓的发展脉络,从屯戍对于多元共存式文明体系和内生聚合式文明特质两方面的构建过程,提出"佐米亚"区域聚合发展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东南亚区域关系史研究的三种路径

目前,东南亚区域关系史领域主要存在三种理论研究路径,分别是曼陀罗、上下游交换和高地低地研究路径,其中高地低地路径又以利奇模式和佐米亚模式为代表。曼陀罗路径从概念上包含"星系政体""尼加拉""曼陀罗"等类型的表达,从内涵上讲,曼陀罗强调印度教佛教文化的影响、宗教与王权的紧密结合以及统治者个人之间及其追随者之间形成的"赞助人-客户"人际关系网络以及更为突出的中心-边缘互动结构;上下游交换路径强调依托河流沿线的上下游权力中心的对立与合作关系,一般来说,下游的河口中心试图对上游的产品中心施加影响力,但这种关系也可能被逆转;高地低地路径的两类模式中,利奇模式属于常态下的高地低地交往,通常以高地部落、地区或王国为研究中心,关注它与低地中心互动以及受到低地中心的影响而导致的经济社会体系的变迁;佐米亚模式是非常态下的高地低地互动,强调高地与低地的差异、对抗及疏离。三种研究路径各有侧重,都有一些不足,但三种理论之间存在一定的互补性。上下游路径以及高地低地路径并没有否认传统的曼陀罗研究路径,无论上游还是下游,高地还是低地,大大小小的曼陀罗中心依然可能存在。因此,在未来的东南亚史研究中综合运用三种研究路径进行分析仍是可行的选择。

茶马古道研究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兼论茶马古道与佐米亚的可能关联

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南亚一带跨地域、跨族群的民间陆路长途贸易交通要道,作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它调动了沿途的资源,将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南亚各地联结起来,促进了各地的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加强了中国西南的一体化,对中国西南边疆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有重要贡献。“茶马古道”之名传达了中国西南民间相关的历史记忆,茶马古道研究选择从民间、当地、自我的视角与观念出发,来认识世界与他者,有助于深刻理解和解释当地文化并发挥其价值,实现与外界的互动以促进当地的发展。从茶马古道的角度看,“佐米亚”(Zomia)理论人为割断了中国西南及东南亚、南亚各地之间的地理连续性,不符合中国西南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

“赞米亚”视角下的近代西南地区基督教的传播与国家适应

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Scott)认为,基督教在赞米亚地区广泛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与山地族群的先知主义和千禧年宇宙观契合,从而使基督教成为山地族群借用的意识形态与谷地国家对抗,逃避谷地的统治。然而民国时期,中国西南山地民族皈信基督教的例子则显示,基督教为这些民族带来符合现代社会秩序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促使山地民族进入现代性的社会化道路,这恰恰符合了国民政府对于山地民族长期以来的教化愿望,期望将山地民族真正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之下。因而基督教进入“赞米亚”区域,虽然也有逃避统治与国家相对抗的一面,同样也有与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一面,促使山地民族适应国家并进入国家。这可能是斯科特所忽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历代边疆屯垦治策对边缘空间的突破与演进

边缘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具象概念,以中国边疆屯戍史所呈现的“点型空间”嵌入路径与斯科特的“佐米亚”山地文明观构建的远离国家中心的“游离型”边缘空间进行对照辨识,可以从建构方式和内容结构两方面突破“佐米亚”边缘空间的“游离”性界定,形成对边缘空间中“点型嵌入”模式演进认识,并据此深入探索空间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样态,理解“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脉络。

“赞米亚”学说的旨趣与谬误--一种学术史的考察

“赞米亚”是申德尔为研究跨区域山地社会历史而首创的学术概念。斯科特借用这一概念,但将其内涵引申为“逃避统治的非国家空间”,进而将这一概念建构成具有方法论意义、分析国家边缘空间社会历史的学说,遂在学界扩散开来。文章在追溯“赞米亚”概念、学说产生与传播过程的基础上,对东西方学界关于“赞米亚”学说是与非问题的讨论作了述评,着重对该学说的旨趣与谬误作了分析,进而剖析与反思了学界目前在“赞米亚”学术史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区域研究视野下的“佐米亚”——兼论跨区域、跨族群和跨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研究的可能性

自荷兰历史学家范·申德尔首倡“佐米亚”这个概念来指涉喜马拉雅南麓及东南亚高地社会以来,其有效性与合理性一直受到多方争议。本文基于区域研究的视野,梳理这个概念的源出与流变,重点评述詹姆斯·斯科特对这个概念的发展,指出“佐米亚”所带来的跨区域研究范式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生态艺术”与“逃避艺术”:尹绍亭、斯科特关于刀耕火种的“对话”

尹绍亭和斯科特分别从生态、政治两个角度对刀耕火种展开调查研究。尹绍亭从基诺族的刀耕火种田野调查入手,致力于刀耕火种研究迄今20年有余。斯科特对刀耕火种的研究过程更为曲折:他一开始关注刀耕火种技术,后来把视线转向生态环境与政治的关联。二人视域重合时,却因视角不同而产生了不同解读:内容涉及刀耕火种的农业技术、山地特征、族群关系、农耕礼仪,以及刀耕火种消失的原因等。两人的解读既有重合又有差异,但两种视角重叠,更能展现出人类学的生物文化整体观(biocultural holism)及其创新张力。

从“高地”到“低地”——从“佐米亚”概念看清代云南边境的普洱茶贸易与族群互动

普洱茶产于中国云南边境,这一区域正好属于近年来广受历史地理研究关注的Zomia地区。自清代以来,随着普洱茶贸易网络在亚洲腹地的形成,大量汉族移民迁徙至六大茶山,使得西双版纳成为清中央王朝与傣泐地方政权、高地族群与低地族群交融互动的一个活跃地带。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对James Scott有关Zomia的研究进行些许反思与思考。简而言之,Scott似乎过于强调政治和军事等"国家效应"在"高地"形成中的作用,而低估了更为缓和的经济(物质贸易)的影响。

族群互动与共生:清代以来玉米在广西山地的本土化进程——兼论斯科特“佐米亚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雍正前后,玉米被引入广西,成为山地居民和外来移民的“逃避作物”,清末已在桂西北广泛种植,至民国时期全面推广,完成了本土化进程。玉米的本土化,引起了广西山地人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促进的结果:政府力量为玉米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保障,民间力量为其提供了经济活力。在二者的互动中,玉米促进了山地族群间的互动与共生,反映出以斯科特为代表“弱国家化”的西方理论在中国问题上僵硬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