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合作50年节点的日本对东盟峰会外交

日本对东盟外交具有政策的连续性与经济外交优先性的鲜明特点。日本与东盟设立“合成橡胶论坛”成为日本重视对东盟经济外交的标志性事件之一。2023年是论坛成立50周年纪念节点,日本邀请东盟各国领导人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特别领导人会议,希望以此为契机推进与东盟各国在经济、安保合作、人员往来在内的广泛领域的双边合作。在世界格局和国际秩序深刻调整的背景下,日本高调纪念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希望拉近与东盟关系以配合推进其“印太战略”,并为未来的双边关系提供方向指引。日本与东盟关系的走势对亚太地缘政治格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日关系乃至中国东盟关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东亚货币合作的阶段确定与形态选择

东亚金融危机表明东亚进行货币合作迫在眉睫，而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为东亚货币合作提供了范例。在东亚货币合作的诸多问题中，关键的问题是确定目前货币合作的阶段和形态。本文就若干货币合作的条件指标，对东亚地区目前的水平与西欧国家1979年的水平进行了比较，结论是，东亚货币合作目前只能在第一个阶段——准备阶段运作，建立真正的、有制度框架保障的、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货币合作体系的基本条件尚不具备。然后，文章就当前阶段货币合作的形态选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在货币合作初期，对称性的货币合作比较合适。

后疫情时代RCEP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2020年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重创世界经济,包括东亚地区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大幅衰退,世界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也面临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威胁。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在艰难的国际环境下取得了积极进展。2020年11月,经过8年谈判,东盟10国与中日韩澳新正式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球最大自贸区宣告诞生,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新冠疫情仍在发展且东亚各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是RCEP的签署对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必将推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对促进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将发挥积极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主要障碍与对策分析

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十余年,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合作的功能却始终没有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项目合作较多、制度化建设较弱。分析发现,其经济合作功能弱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成员国之间利益的复杂性、中俄两国不同主张等。为此,需要寻找提高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合作的途径和方法,重塑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着力点与落脚点。首先,继续利用上合组织已有的金融、投资、贸易、能源等合作机制,创新合作办法,提升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发言权和主导权;其次,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中国企业向中亚、俄罗斯等国开展直接投资,开展技术合作,尤其是目标国急需的关键性技术,并以此带动扩大双边贸易合作规模;再次,以战略眼光看待经济外交,尤其要重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的能源发展战略,尽量在能源进口和能源输送等方面掌握主动权;最后,要把加快我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更多的兼顾地方政府的诉求与利益作为上合组织合作的落脚点。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启示

后危机时代,为了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东亚货币合作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借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东亚货币合作应进一步扩大共同基金规模,稳步推动地区金融与货币合作,并在区域内建立经济与金融状况监管体系与救助退出机制,有效防范各国金融与财政风险;加强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在市场选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合作发展;同时,推动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妥善应对信用危机。

中国与东亚十国非对称经济收敛研究

中国作为东亚货币合作不可或缺的参与者,与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趋同走势是东亚货币一体化的有利条件之一。在同时允许非对称收敛速度和收敛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结构变化,且令结构变化的形式、个数和时点均内生决定的情况下,对1978—2011年中国与十个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收敛性进行检验。结果显示,中国仅与日本、印尼和泰国存在经济收敛,且收敛速度存在非对称特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金融、贸易和人力资本角度考察了经济收敛的成因,并给出东亚货币合作的政策建议。

能源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突破口

随着全球能源供给和运输风险上升,中国-中亚陆路油气走廊以及未来中国-俄罗斯气管线的战略性凸显。中亚地区已成为我国发展与周边区域能源合作的典范,能源新丝绸之路为未来打造与中亚-俄罗斯能源合作示范区奠定了坚实基础。以中国价值观外交持续增强上海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其吸引力和影响力。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要充分发挥其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桥头堡和排头兵作用。

基于经济冲击对称性的东亚货币合作研究

每次金融危机爆发都会引起人们对区域货币合作的高度关注。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基石即以清迈倡议(CMI)为代表的区域救助机制,而此次危机后形成的标志性合作成果则是清迈倡议多边机制(CMIM)。本文正是基于上述事实通过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比较东亚地区过去30年和近10年经济冲击对称性的差异,以考察东亚地区货币合作基础的新特征和变化趋势。结果表明,东亚地区小国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一直很高,并继续呈上升趋势;而近年来,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以中日为代表的大国间的经济冲击对称性的显著提高,因而为东亚更深层次的货币合作奠定基础。鉴于此,本文认为东亚区域货币合作应适时调整为以"亚洲共同繁荣"为目标,由过去的"危机推动型"合作转向以中日为代表的"大国推动型"合作。

后危机时代日本对华投资的新机遇与前景展望

由于各种原因,日本对华投资近年来出现低潮,特别是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状况愈加严峻。但是,世界经济回暖、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日本民主党新政权"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提出,为后危机时代的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提供了新的机遇,低迷的日本对华投资可望走出低谷。

经济安全互动视角下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以及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崛起,使得地区经济结构和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并逐渐形成经济中心和安全中心分离的二元格局。在此背景下,为维护地区主导权,美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其意图是阻碍中国在经济领域的良好发展势头,并削弱中国经济影响力向政治和安全影响力的转化。而中美两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安全和战略设计上各具优势与不足,所以中国应理性认识,抓住战略机遇与战略突破口,发挥自身经济优势,从拓宽经贸合作国家范围、积极推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改革以及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等方面扩大国际影响力,为自身发展争取更为有利的战略环境。

东亚经济一体化与合作:朝向共同体

长期以来,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主要靠市场力量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则落后于经济一体化进程。亚洲金融危机证明,仅靠市场推动的经济一体化是脆弱的,只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东亚地区才能增强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保持经济的持续繁荣。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迅速建立起“10+3”的合作机制,在加强金融领域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拓展在经贸投资等领域的合作,并逐步确立了以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和东亚共同体的长远奋斗目标。特别是在中国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东亚地区的合作步伐明显加快。尽管目前离建立东亚共同体的长远目标还很遥远,但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已不可逆转,各种形式的合作努力将最终推动长远目标的实现。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展望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政府既要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对新的竞争格局进行调整,又面临着如何在各国间和国内更均衡地分享地区和全球贸易收益的挑战。目前,东亚区域内的一体化合作近年迅速发展,是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代表的实际经济领域合作和以东盟+中日韩框架为依托,以清迈协议为标志的货币金融领域合作。

当前东亚经济走势的新特点

当前,东亚经济回升明显,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日趋增大,但经济的回升与增长过程也面临着多种问题和风险。同时,东亚经济体的增长态势呈现出显著差异,中国越来越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支柱。伴随着走出衰退、走向回升,东亚经济步入后危机时代,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也逐步显现出多层面的新趋向。

疫情冲击下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深度转型与中日经贸合作

新冠疫情暴发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开始从“东亚”到“泛东亚”合作、从“浅度一体化”到“深度一体化”、从“东盟主导”到东盟作用弱化的转型,新冠疫情不仅改变了东亚发展的外部环境,而且改变了地区内部各国的互动模式,从而加速了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转型过程。为了尽快实现东亚经济复苏、稳定和升级东亚生产网络、应对全球市场风险,中日两国有必要深化经贸合作,但是日本不断强化的对华“两面性”政策成为两国深化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展望后疫情时代,中日在中日韩FTA谈判、数字经济合作、东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领域存在一定的合作空间;与此同时,中国应联合东亚其他国家抵制日本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地区整体利益的做法。

“两岸四地”经济融合对中国参与并推动东亚合作的效应

改革开放30来,"两岸四地"的经贸交流日益紧密,四地经济融合之势渐趋凸显。"两岸四地"通过经济融合合理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优势互补,在经济上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既可以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并推动东亚合作中的竞争实力,又可以深化并拓展中国在参与并推动东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中国道家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与儒、释并列中华文化三大主干的重要学术流派——道家,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看重个体生命,而且也重视国家地区整体的和谐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东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的合作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资源。

从日越关系新动向看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的新趋势

以经济外交为主要手段,日本重视并积极推动对东南亚地区的全方位外交。菅义伟组阁不到一个月即把外交首秀选定越南和印度尼西亚,使安倍二次内阁以来日本重视对东盟外交、通过越南、印尼等重点国家对东盟施加影响的趋势更加明确。越南担任2020年度东盟轮值主席国,同时也是该年度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希望通过其在东盟内部以及东盟与地区相关国家间发挥协调作用,树立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形象。推行“革新开放”政策的越南,对日本的资金、技术及市场寄予厚望,也明确表示欢迎日本在安保领域发挥作用。日本则伺机在经济、政治及安保领域全面介入,在助力越南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牵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2020年末RCEP成功签署,给东亚合作带来新契机,东亚经济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东盟为核心,推进包括中国、日本、东盟多边、湄公河次区域以及日越、中越、中日等双边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已是大势所趋。

东亚货币合作问题新探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地区各国都曾努力促进和加强东亚金融合作特别是货币合作。但碍于各种原因,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处于较低层次,且总体进展缓慢。随着东亚经济整体走向复苏,对区域经济与货币合作的要求也不断加强。回顾和分析了东亚货币合作的背景和面临的主要障碍,提出了进一步加强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经济合作机制比较与东亚经济合作机制的创新

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是目前国际上最大、最具代表性、最有影响力的三大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分析和比较上述三者的发展背景、历史进程、特点和意义,有助于我们理解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如果将东亚经济合作机制作为一个整体与上述三者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东亚经济合作的机制化程度明显落后,建设东亚经济合作机制十分重要和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