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宁波串客戏的禁毁及其影响

清代中后期,宁波串客戏逐渐从最初的业余客串、“对山歌”发展成为一种有较为固定的演员配置、演出模式、唱腔的宁波地方戏。串客戏演出长期以来被统治者视为淫戏而大力禁毁,尤以1877年至1885年间宁波知府宗源瀚及其下属的禁毁串客的行动最具代表性。宗氏的禁毁虽然声势大、持续时间久、执行严,但客观上对串客戏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促使串客活动中心从宁波城中转移至郊县乡下;另一方面,迫使大批艺人出走至杭州、上海等地,与当地的民间戏曲、曲艺等交流、融合,客观上为后来形成的宁波摊簧和甬剧奠定了基础。

从国家到地方:清代江南的府县秩序与行政控制

清代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描述与实践操作固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限于史料,一直很难予以全面廓清。现存不少的牧令书及从政心得体会,不可能在行政实践方面提供太多的史事例证。在太平天国战争后,清代地方行政的变动较大,一般研究中甚至出现了国家权力下移与"地方自治"的概念逻辑。其实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江南的湖州地区,受战乱的影响至为深重,政府面临着重整地方行政、恢复经济和稳固社会秩序的重任。其地方府县关系出现了不少冲突,知府宗源瀚与长兴知县赵定邦之间的矛盾是其主要体现。知府在地方行政中有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但真正面临州县级的棘手问题时,仍需借助更高一级国家权力机构的力量,方能得以解决。从国家到地方的垂直控制系统的牢固性,没有因为战乱的破坏而有所撼动。而府与县之间的矛盾冲突,正隐含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实践及其与国家相关制度描述的差距,也为了解清代地方政治生态与行政实践等内容,提供了极好的例证。

宗源瀚日记的自我书写——兼论近代日记的多维表达功能

晚清官员宗源瀚的日记在自我书写方面呈现多样性与隐蔽性特征,借之可窥近代日记丰富的表达功能,以及由公向私的转变痕迹。具体而言,日记中插入的“回溯性书写”与“即时性书写”相辅相成,使日记部分承担自传与回忆录的功能。作者通过对争议事件的重新叙写,对内维持自我叙事同一性,对外完成形象整饰,日记由此成为解释自我、重构自我的媒介,并借用隐蔽手法表达不便直言的隐衷,从而达到情绪纾解与自我疗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