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总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征引与辨正

《隋书·经籍志》著录了大量隋代藏书,且注文附载多为隋朝已散佚的典籍,反映出六朝书籍的大致存佚状况,它是研究我国中古时期典籍流传情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其文化学术价值不言而喻。《四库全书总目》征引《隋书·经籍志》,用以考证其所收录的唐前文献。此外,《隋书·经籍志》中亦存在纰缪遗漏,《四库全书总目》凭藉有关文献典籍对其内容进行辨正补阙。

论清初三大思想家对李贽的批判——兼谈早期启蒙思想问题

清初三大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猛烈批判李贽,是思想史上值得深思的问题。三大思想家在理欲观、佛禅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三个方面与李贽存在严重分歧。李贽提倡私欲,蔑视天理,三大思想家理欲并重,反对纵欲;李贽佞佛,三大思想家辟佛;李贽称赞冯道为"吏隐",三大思想家坚持气节,贬抑冯道。从三大思想家与李贽的分歧,可以看出,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阶段性特点,启蒙思想的承继与发展缺乏一种自觉的连续性。李贽的思想表现为个人对社会的抗争,三大思想家则是既批判了专制制度,又照顾到明清易代之际特殊历史条件下人们的思想特征,二者都具有进步意义。同时,三大思想家虽然批判了李贽,但二者之间深层次的思想逻辑上的一致性还是相当明显的。

《明儒学案》缘何不为李贽立学案?——兼谈黄宗义的学术史观

《明儒学案》不为李贽立学案,不是出于门户之见,而是由黄宗羲的学术史观所决定的。黄宗羲主张打破学术门户,在明末清初阳明心学成为众矢之的的学术背景下,亟辩儒释界限,力主心学非禅学,反对人们将王门后学的禅学流弊加在阳明头上,并细致区分了王学末流的学术归属,认为有儒学中夹杂禅学,但仍为儒学者;有失却儒学本质,归于禅学者。李贽是极端“狂禅”,且落发为僧,其学术已失儒学本质,被黄宗羲划归禅学,从而在总结明代儒学发展的《明儒学案》中悄然隐去了李贽。

政统与道统之间: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政治基础与道德基础

《汉志》等书目最初是受彼时朝廷旨意"典校祕书"且"因校书而叙目录"的结果,期以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在政教意图的指导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传统书目体现政教意图的主要书写范式,从而规定目录学者的职责。不同时期的目录学编纂者藉此不断调整,以使所编书目成为沟通统治阶级的政教意图与学术思想之间的重要媒介,为该时期的政权统治服务。而人伦道德、"风俗人心"作为传统目录学体系建构的道德基础,又建构了以政教意图为主导的体系所需要的践行机制,使目录学著述能够承担起满足"时君世主"的需求与引导"风俗人心"的政治责任。

论欧阳修对唐人“小说”之学的重建

自班固《汉志》建立"小说"之学,确立了"小道"的学术性核心特征,直至唐人撰修《隋志》时,虽然"小说"创作出现了较为显著的文学色彩,但其理论构建层面未发生重要变化。欧阳修撰修《崇文总目》与《新唐书》,在将部分"杂传"作品界定为"小说"类所作的持续努力,使"小说"从一种没有固定表述体式的学术之说,逐渐转变成一种具有显著文学特征的叙事性文体。在传统"小说"观念向近现代"小说"观念转变的过程中,欧阳修为"小说"引入"杂传"的书写体式,确立"小说"的独立文体位置,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简论直隶总督署建筑所体现之皇权精神

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不可或缺的办公场所,是政令下达、上下沟通的主要地点,亦称衙门。分布于京城之外的各级地方衙署建筑,作为地方官吏的主要居住和办公场所,所代表的不仅是地方长官的权力和职责,亦要从各个方面展示君主的绝对权威,它的建筑布局与建筑形式,都与皇权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的建筑无论从布局还是形制,充分体现了对皇家威仪的尊重与对皇权的崇尚,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品大员的办公场所和私人宅邸,也与它的建筑时代有密切关系。

《汉书·艺文志》的主旨及其文学影响

与汉代经学大一统的学术格局对应,《汉书.艺文志》建立了严密的"载道"体系,"六艺"对其他各略具有规范意义,"诗赋"略的划分使"文学"的类别属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划归于"载道"体系当中,使"文"与"经"(道)发生了事实上的联系,奠定了"文以载道"的理论基础。

刘知几与柳宗元辨伪方法论略

刘知几与柳宗元在辨伪学史上皆做出了重要贡献。辨伪方法上,柳宗元继承了刘知几于史实和文义等层面来考辨古籍真伪之路径,并在从源流、语言文字、古籍之著者考辨及伪书并非毫无价值亦有可取之处等诸多方面对古籍辨伪方法作了新的拓展。

论宋代医书的知识来源与流传影响——以《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三部附录为中心的考察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朝政府颁布的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关于中成药的专书,也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有关制造成药的法定处方集。南宋宁宗嘉定元年,许洪奉旨校注《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在附录中增入《增广太平和剂图经本草药性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增广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诸品药石炮制总论》三部医学著作。三部附录著作不仅统一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成药的配伍、炮制加工和制备方法,而且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医辨证论治中"方证用药"诊疗模式的发展,即每一方剂对应着相对固定的疾病症状,使医家容易在临床上掌握、重复和验证。三部附录著作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收集的、经过反复验试的诸家名方、诸局经验秘方等进行了详细的注解,这也是它在宋代及元明清时期受到医家重视和临证应用的根本原因。

董康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论文根据董康《书舶庸谭》中的材料,论述了董康与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的设立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修之关系,同时对董氏所拟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提要稿与《嘉业堂藏书志》的渊源关系作了简要分析。

胸痹心痛病名与病机

"胸痹"最早出现在《灵枢·本脏》,阐述较模糊;汉·张仲景从脉象症状等方面说明,晋·葛洪、隋·巢元方《、圣济总录·胸痹门》、明代秦景明《症因脉治》等将胸痹之名来源归结为胸痹脉象、症候特点、发病原因等。心痛始见于马王堆汉墓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素问》有"心病先心痛"、"心痹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灵枢·厥病》把厥心痛分为肝心痛、胃心痛、脾心痛、肺心痛、肾心痛,云:"痛如以锥针刺其心";隋·巢元方对心痛病名论述详实,因、证、象等具备;唐·孙思邈、《太平圣惠方》、从治法方药方面给后世医家很大启发;明清时期有更详尽修正,最具代表性是《临证指南医案·心痛》把心痛与胃脘痛、真心痛等从发病部位确切区分。日本人丹波元坚所著《杂病广要》对"胸痹心痛"最早进行了详尽论述,对现今影响颇丰;汉·张仲景将胸痹与心痛合一而述。从脉象、病因、症候等方面看",胸痹心痛"之名更优于胸痹、心痛分而论之。病机乃心脉痹阻、阳微阴弦。

晚唐小说与政治——从《杜阳杂编》等看“甘露之变”后的唐文宗

“从古未有”的“甘露之变”,不可能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没有反映。文章以唐小说集《杜阳杂编》、《松窗杂录》、《阙史》为例,考论其对“甘露之变”后文宗受制于宦官的处境和心态,以至郁郁而殁的描述,具有证史、补史的意义。

略谈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

长安四年唐智宗墓志为研究唐时高昌地区的官制补充了一些线索。通过考证研究 ,可以看出高昌王国自氏有国以来 ,历 1 4 0年之久 ,推行的基本是汉制 ,其置官也一直同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 ,很多官名与中原王朝同出一源 ,基本上是准中央制度的 ,高昌仿隋设置散官 ,史籍未载 ,志文可补其不足。另外 ,通过志文也可看出唐时平定突厥叛乱以及大范围的募兵等历史事件。

管窥《四库总目》对《汉书·艺文志》的研究

作为书目的《四库全书总目》,其学术成就的取得与它自身对《汉书.艺文志》等古代书目的研究有关。四库馆臣基于指导当时书目分类之需,聚焦于类例,并整体综观历史上几乎所有书目,从而包含有目录学史意识,同时形成了目录学学术批评的基本范式。文末对其《汉志》研究的不足也有所刺陈。

通咽止呃方对大鼠脑组织保护作用的研究

目的探讨自拟通咽止呃方对局灶性脑梗死大鼠脑组织损伤的影响及其可能的机制。方法自拟通咽止呃方预防性给药后,采用光化学法建立大鼠局灶性脑梗死模型,观察各组大鼠脑梗死体积、激光多普勒检测梗死中心脑血流量、比色法检测脑组织中SOD、MDA含量。结果模型组大鼠出现明显的神经行为症状,梗死灶明显,大脑皮质脑血流量明显减少,脑内SOD含量显著降低,MDA含量明显升高,与假手术组相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1～0.05)。自拟通咽止呃方能明显改善模型大鼠的神经行为症状,增加脑血流量,增加脑内SOD含量,减少MDA生成,与模型组相比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1～0.05)。结论自拟通咽止呃方对局灶性脑梗死大鼠脑组织损伤具有保护作用,可能与改善缺血脑组织的血流供应和减轻自由基过氧化损伤等机制有关。

试论王质《诗总闻》的文学观

王质是宋代《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人物,他的《诗经》研究专著《诗总闻》能用文学的眼光来关注《诗经》,从多方面对《诗经》的文学特质加以论述,展现了《诗经》清新明丽的文学世界。

试析唐太宗“崇王”之缘由

唐太宗推崇王羲之书法,从而奠定了王书的独尊地位。唐太宗“崇王”,有下列缘由:统一的大唐帝国呼唤刚健有力并折中南北的书风,这也符合太宗的文治之需;太宗书法受精通王羲之书法的虞世南浸染,太宗爱屋及乌,增加了对王羲之书法的感情;另外,又凭借道教的影响,王羲之书法终于被唐太宗推上了第一把交椅。

中国现代诗人的歌德造像——以宗白华、冰心、冯至为案例的考察

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诗歌是人类认知中的高端模式,而作为新文化运动重要结晶之一的中国新诗,对某个外国诗人较为集中专门进行创作的情况似并不多见,由此尤可见出中外互动的具体面相。故此,选择宗白华、冰心、冯至的诗歌作为文本,考察其歌德塑像的“言在意外”,则可获得有深度的诗性思考,总结其意义如下:其一,文学创作的异域兴趣,是中国文学世界性因素体现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参与世界文学进程的重要表现;其二,个体创作的文学史关联性,即这种发自个体的持续不断地对一个异国诗人的书写,既表现出中国诗人的广博知识兴趣,也表现出中国文学史自身进程的丰富性和兼容性;其三,文学创造的知识世界和观念侨易的世界意义,从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西学东渐尤其是德诗东渐的基本潮流,也就是说在现代性席卷全球的过程里,在诗人营造的文学世界里正发生着生动的“异文化博弈”景观,这种知识、文学与观念的侨易进程也就是世界文学和世界理想实现的过程,而中国诗人(知识精英)正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这种源自现代文学肇创期的传统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继承。

试述唐高宗李治的《简择史官诏》

唐高宗李治《简择史官诏》中的"操履贞白"、"业量该通"、"谠正有闻"、"灼然为众所推"、"亦恐泄漏史事"五个标准,是我国古代遴选史官的第一个公开标准,是唐以前历代杰出史官优秀品质的结晶,是后来"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说的依据之一。它不仅是当时一个胜任史官的必备条件,也是其后历代史官和史学家修养自身的标准,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

柳宗元的"骚体文"因其文体的特殊和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在宋代受到一致好评。北宋时期的晁补之第一次大量地评点柳宗元"骚体文",初步确立了柳宗元在"骚学史"上的大家地位。南宋的朱熹在晁补之的基础上编订《楚辞后语》确定了柳宗元在"骚体文"创作上的经典地位。刘克庄对柳宗元"骚体文"艺术的高度认同,标志着柳宗元"骚体文"在南宋接受过程的趋于完成。柳宗元"骚体文"在宋代的接受与宋代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息息相关,其中透射出宋人"古中求变"的决心与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