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边相维:陕甘总督与乾隆年间新疆道府州县建置

清政府统一新疆后,秉持“内边相维”原则,令陕甘总督参与新疆治理,这在新疆东部汉族人居住区的行政建置上体现得尤为显著。陕甘总督不仅与乌鲁木齐都统管辖上述道府州县的人事权,而且还掌握着财政大权,体现了清政府在西北边疆治理中将陕甘与新疆统筹治理的战略考虑。清政府设立道府州县等内地化的行政建制,在治理体制上实现了新疆东部地区从边疆到内地的转变。这种“嵌入式”治理特点,为晚清新疆建省时“新疆与陕甘合治”的“一体化治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论同治朝陕甘总督杨岳斌的筹集粮饷措施

为应对同治三年(1864)至同治六年(1867)发生的西北回民起义,清廷派出湘军名将杨岳斌出任陕甘总督。他在任期间,针对甘省的实际情况,认识到解决粮饷问题是应对回民起义的关键因素,并采用求诸外省协济和变通本省既有方案两种措施。由于外省协济不力、本省官员调度失灵,杨岳斌筹集粮饷的举措收效甚微,导致其镇压西北回民起义失败。杨岳斌督办粮饷的困境折射了同治朝经略西北的困顿,是清王朝西北民族政策失当的写照。

殖民与反殖民: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研究

日据台湾时期,日本殖民者发布了一系列军事、经济和文化殖民政策,给台湾地区近代史的发展以及未来走向带来严重不确定性。其中,尤以文化殖民带来的问题最为突出。在当时世界局势变化和日本政府更替的背景下,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台湾地区的“重心”存在差异,经历了日据前期教化主义兴起、日据中期“同化”战略延长,以及日据后期战时主义殖民手段的统合与强化三个阶段。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府文化政策的形成,根植于以日本利益为中心的殖民思想,同时又受到西方殖民经验、日本对台殖民理念的分歧,以及台湾地区不屈不挠的抗日武装斗争和日本国内政权变动的影响。在这50年殖民历程中,台湾地区文人斗士持续不断地利用笔墨和团结请愿等方式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残酷统治,致使台湾总督府文化殖民政策未能得到全面贯彻。日本文化殖民遗留的历史问题已成为影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如何消除该影响,成为当前两岸同胞必须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挑战。

清代边疆治理与陕甘总督的旗籍问题探析

边疆治理是国家行政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边疆官员的选择则需着重考虑贯穿清代旗人社会生活与军事组织的八旗制度。为维护清廷权威,重要军政岗位均重视官员的出身旗籍,而陕甘总督作为维护西北地区稳定的重要基石,在总督选择上亦是以满洲上三旗为主。通过对清代陕甘总督旗籍问题的探讨,可以从中窥探清朝边疆官员的启用特点,从而勾勒出清朝用人政策的基本原则。

从“征伐”到“坐镇”:明代宣大总督的设置过程

明代的宣大总督并非只是简单地设置与裁撤,而是经历了派遣、设置与派遣反复、定设的演变过程。定设之前的宣大总督,置身于京营征伐体制之中,监军太监、总督文臣、征伐总兵三者共同负责征伐事务,但这一体制运行成本高昂,遂有设置总督文臣于边地先期措理边务、京营出征待定的举措。随着京营的日益衰弱和边军实力的增强,京营的出征变得没有必要,总督文臣最终定设于宣大山西地区。

艾尔之争与19世纪中期英国殖民地总督的权限探析

19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对英属牙买加总督爱德华·约翰·艾尔镇压殖民地起义的争议成为英国如何看待与限制总督权限的经典案例。在争议的过程中,殖民地总督是否滥用职权、英国法律是否对殖民地总督具有约束性成为英国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以牙买加委员会为代表的压力团体最终将该问题上诉议会,并迫使议会对总督权限问题表态。此次英国议会对总督权限的表态与对总督滥用职权的处置不仅成为限制总督权限的依据,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英帝国同殖民地之间的紧张关系。

明代两广总督任职人数考实

明朝为加强两广地区管理、维护南疆安全稳定,从景泰年间开始设置两广总督。多年以来,学界对明代两广总督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是,由于明人对总督一词使用的宽泛和混杂,以及各类著作对任职者的就职情况未加详查,导致学界对两广总督的任职人数至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通过对《弇山堂别集》《国朝列卿记》《(道光)广东通志》《明督抚年表》等四部史志进行互勘,重新审订明代两广总督这一重要职官群体,考辨出任职者共计72人。

“求绩”与“保身”:两广总督在鸦片禁政中的抉择(1820—1840)

道光年间,严重的鸦片问题促使清廷上下寻找应对之策,更为严厉的鸦片禁政由此逐步推行开来。作为主政广东地区的最高官员,两广总督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鸦片禁政的具体内容、落实程度及其最终效果。然而,由于身处禁烟一线,两广总督不得不考虑自身可能承担的责任以及严格推行禁政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在推行鸦片禁政时,两广总督陷入了“求绩”与“保身”之间的抉择困境,并且展开了同皇帝之间的文字博弈。

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建筑装饰内涵与开发研究——以拱心石为例

东三省总督府是清代末期设置在东北的最高军政机构,历经百余年的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建筑意义重大。本文以总督府建筑装饰中的拱心石为例,依据馆藏资源和实地调查,梳理总督府拱心石的纹饰种类和寓意,分析拱心石的开发实践,针对开发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以期为东三省总督府旧址建筑装饰研究提供新的参考依据。

清代江南河道总督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

黄河南侵夺淮后,黄、淮、运在江苏淮安清口一带相互纠结。至清代,这里集中了大量复杂的工程。由此,负责该区的江南河道总督的地位日益凸显。根据清代故宫档案、实录和文集等史料,研究清代江南河道总督地位的变化及其与相关官员间的关系演变,从而揭示其与清代河务的相关关系。

试论两江总督任上的于成龙

于成龙由于其一贯坚持洁己廉政的处世态度而因政绩卓越身居两江总督之要职。在这段时期内,于成龙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对两江腐败吏治的规范与建设,对两江奢靡风气的整治与变易以及重视两江地区的文化教育三个方面。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的突出贡献,是其践行儒家"三不朽"的人生理想的写照。

两江总督的定制及职掌探述

清代的总督制度是在对明代督抚制度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比较成熟的地方行政制度,既加强了中央集权,又控驭了地方。本文通过对两江区域的考察,探究了两江总督设置的成因以及定制的过程,并对其职掌进行了梳理分析,藉以更清晰地了解两江总督在清王朝的地位和作用,进而窥视总督制度的内涵,观察清王朝历史演进的概况。

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考论

麟庆是清代任职时间较长的江南河道总督。时至道光,黄河夺淮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和洪泽湖的淤积日益严重,使得黄、淮、运相交的南河一带形成在当时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下难以克服的治理死结。尽管麟庆竭力在实践经验和前人理论之间寻求改良的治河措施,也幸得南河近十年总体安澜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运河治理日益艰涩之衰势。同其前任及后任河督一样,麟庆最终仍因河患突发而被罢官。从家世与生平、任职开归陈许道、十年南河总督、治河著述、赋闲半亩园等角度,对麟庆生平行迹特别是治河经历作详细考论。

明代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及对粤西的经略

明代两广总督府的设立及对粤西的经略颜广文文中粤西主要指今珠江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包括肇庆市、云浮市、江门市、阳江市、茂名市及其所辖的市县区。明代设立两广总督府前后，曾着意对上述地区的治理，成效颇大。相信，总结明朝政府在这方面工作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

近代两广总督与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

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起步,很大程度上缘于西医传教士种痘、治疗麻风病人等医疗活动,但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当政者并未将其上升到政府行政职能层面加以推行。穗港鼠疫中,西医防疫的先进性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促使官方的态度发生转变,逐步举办公共卫生事业。然而由于近代广东时局动荡,政府人力和财力有限,对于公共卫生的举办有心无力,不得不借助绅商、民间组织、教会团体和外国领事等各方力量来共同推动这项事业。

清前期河道总督的权力及其演变

清代前期,治河是国家的重大政务,清廷设立河道总督专管河务。就政府职能而言,清代河务由工部总其责,并委以河道总督专其职。但从国家政务运行上讲,工部却逐步失去了对河务的控制,河工治理最终成为"总河专责",这一格局在康熙中晚期形成。同时,在河务决策中,河道总督的话语权也稳步提升,在乾隆中期河道总督取得了对"谈河积弊"(河议)的全面胜利。清前期河道总督权力的扩张,是清廷对河务技术特征认识深化的内在要求。

清代河道总督与地方督抚河务职权关系及其演变

清代为治理黄、运两河专设河道总督,但是,河道总督与两江总督以及河南、山东巡抚等地方督抚职权存在重叠,客观上形成了清代河务的复杂管理体制。清初,河道总督专理河务,地方督抚有兼管之名,而权力较小。雍正以降,地方督抚在河务中的权力增大,甚至一度凌驾于河道总督之上。嘉道时期,治河难度加大,官员动辄得咎,双方互相推责。这种职权体制的存在对清代河务产生了消极影响。

论清代总督的任期

总督是清代政治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联系清廷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的中间环节。常设定制八总督虽无明确的任期限制,但却表现出明显的规律性,与科举制度及考绩制度有着内在联系,反映了清代政治演化的基本规律。咸同光宣时期与雍乾嘉道时期相比,总督人选上的满汉比例及总督的任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受湘淮系督抚势力坐大的影响,总督们的任期较大幅度地延长。

简论直隶总督署建筑所体现之皇权精神

衙署是中国古代官吏不可或缺的办公场所,是政令下达、上下沟通的主要地点,亦称衙门。分布于京城之外的各级地方衙署建筑,作为地方官吏的主要居住和办公场所,所代表的不仅是地方长官的权力和职责,亦要从各个方面展示君主的绝对权威,它的建筑布局与建筑形式,都与皇权精神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河北保定的直隶总督署的建筑无论从布局还是形制,充分体现了对皇家威仪的尊重与对皇权的崇尚,这不仅因为它是一品大员的办公场所和私人宅邸,也与它的建筑时代有密切关系。

清代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得名的时间与方式

本文通过对五朝《清会典》和相关敕书、关防印文的考察,认为"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最初为简称,分别在乾隆、雍正朝以《清会典》规范的形式而正式得名。此后,"江南江西总督"、"江宁巡抚"的原名仍在敕书或关防印文中使用,同一官缺而有两个正式官名,并延续到晚清。只有在广泛收集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将督抚等官员的官名变化一一理清,才能深入了解清代制度变迁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