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简中的“关主记”

长沙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大量有关赋税缴纳的简。通过对“关主记”简尾的“省”字的探讨及将其与“关邸阁”作对比,发现二者的文书格式相类,“关”字语境相似,认为此处“关主记”之“关”义为“经过、通过”,并推测“主记”一职在吴简中也有一层监督职责。通过对“关+职官(+人名)”这类监督者角色的探讨,以窥探三国东吴时期的赋税交付制度。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吴简"里"只是一个虚拟的户籍单位,而"丘"作为临湘地区的一种居住单位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到孙吴时演变成带有强烈屯田色彩的居住单位,但还不能视为一种"聚"与"村"之间的自然聚落方式。出现"同丘不同乡"反常现象的原因为某人从某乡迁移到另一乡某丘居住、耕种时,其户籍单位未能及时变更,故在缴纳赋税时只能记在其原来所在乡的籍账上。

评长沙走马楼吴简“吏民”问题研究及其学术乱象——兼论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60年

自唐长孺先生于1957年首先提出"吏户"论的基本观点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于"吏户"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整整60年,1996年长沙走马楼吴简出土至今也20年有余。以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界线,大陆史学界"吏户"问题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57—1996),此间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观点是魏晋南北朝"吏"的身份较普通百姓低贱,"吏"有专门编制的户籍即"吏籍","吏"的身份具有世袭性,等;第二个时期(1997—2017),长沙走马楼吴简的出土为"吏户"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突破性资料,魏晋南北朝"吏户"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黎虎先生所确立的关于"吏户""吏民"问题研究的新学术体系则为其代表。由于吴简研究中"团伙行为"的存在以及传统"吏户"论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学界对黎虎先生的新学术体系和相关研究应有的重视和正确判断,其中也暴露出走马楼吴简研究领域存在的诸如肆意剪裁或曲解传世文献以抹黑新说、玩弄文字游戏、不合逻辑地推测甚至臆说以及党同伐异的"团伙行为"等不容忽视的学术不端现象。

走马楼吴简研究综述——职业、社会身份与阶层

走马楼吴简中涉及职业、社会身份与阶层的资料非常多,户品、私学、吏与“吏户”、师佐、复民等等,都是目前讨论的热点。对这些名词含义的考察,有助于对三国时期基层社会有更深入的了解。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 ,主要有以下 4种用法 :第一 ,表示调发、调度 ;第二 ,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 ,有时也称为“调” ;第三 ,作为赋税的泛称 ,“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 ;第四 ,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 ,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 ,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 ,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 ,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 。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叛走”简賸义

走马楼吴简中叛走者主要包括限佃客、吏及其家属,以及普通民户。政府对叛走者的赀产要予以籍没充公,而被捕获者,要充当依附于国家的屯田民,称为叛士或叛吏。叛士限米的缴纳分为两途。叛士简表明孙吴政权在征战背景下对人口控制的强化。

走马楼吴简中所见的生口买卖——兼谈魏晋封建论之奴客相混

走马楼吴简中记录了孙吴时期官、私生口买卖的情况。复原的"私生口估税簿"由竹简和木牍编连而成,记录了官府在吏民私买卖生口过程中收取估税的具体情况。吴简所记官、私生口的实际价值较低,可能与征讨武陵蛮俘获大量的夷生口有关。吴简以奴代役、奴客共同附籍、僮客连称的具体记录,丰富了魏晋封建论的相关论述。

吴简中所见孙权时期户等制度的探讨

所谓户等制度,是指官府按居民家庭财产多少而划分户口等级的制度。关于秦汉时期如何征收家庭财产税、确定户等、评估家财等一系列作法,由于史料不足,还处于若隐若现之间。但是从西晋到南北朝,户分九品之制已经定型化。如果我们能找到从西汉的户分三等到南北朝的户分九品之间的过渡环节,则中国古代户等制度的发展变化过程就将更加明朗化。吴简的出土恰恰证明在孙权时期的长沙郡与临湘侯国境内,已经确立了三等九级的户等划分制度。但由于吴简的残缺,孙权时期户等制度还存在着许多难于通释的问题。

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看孙权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

由于现存文献缺乏关于孙吴时期实行了秦汉以来长期实行的口钱、算赋制度的明确记载,以致史学界大都认为孙吴政权也同曹魏政权一样实行户调制,取代了秦汉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这种看法未必准确,《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所载确证,孙权统治时期的东吴仍在实行汉代以来的口钱、算赋制度。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征收制度,也是口钱与算赋同时存在和按大小口分别征收,也是算赋为每个成年人每年的征收量为“一算”,这些都是同秦汉时期相同的。孙吴的“更赋”的征收也有与汉制相同的情况。孙吴时期的口钱、算赋制度有某些较汉制的不同之处,由以现金缴纳变成了以实物缴纳的变化,这说明口算赋制度之转变成户调制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吏民田家莂》看汉代田税的征收方式

简牍表明,孙吴把国有土地按质量分为“熟田”、“旱田”两类租给农民,征收不同标准的田租,其“熟田”、“旱田”的数额是人为地“定”出来的而非依据土地质量的自然状况而统计出来的数量;东汉自章帝以后把土地“差为三品”而税之,吴简的问世,间接地证明了东汉土地分为三等之后是分别征以不同数额的田税;孙吴的“熟田”、“旱田”之分是东汉田分三等的发展,尽管租、税性质不同,但方式一致。

走马楼吴简赋税收支记录管窥

根据走马楼吴简的赋税收支记录可知,赋税的种类不同,征收与管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例如赋税的缴纳,有自送与代输;对于不宜分割物品,采用合户征收或折纳等方式;对赋税的账目管理,采用"莂"的形式,以便各方面互相监督;船师在不同仓库之间的赋税转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吴简看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生活习俗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吏民田家莂》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壹)》的相继出版,为研究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提供了大量的珍贵素材。通过大量统计和分析发现,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社会生活习俗大体反映在百姓取名和婚姻关系这两大方面。

走马楼吴简所见“女户”

走马楼吴简所见"女户",为目前已知该词的最早使用实例。男性户主去世后,无男性或无合适的男性继承人,只得由女性担任户主,当为吴简"女户"产生的基本原因。当时存在赘婿是有可能的,但他们又不能成为户主,因而由妻子等女性来担任户主,这应为"女户"产生的另一原因。"女户"在吴简中较为常见,但不能据此推测"女户"在整个户籍中占有过高比例。"女户"的户品多为"下品""下品之下",因无力也就无需承担政府徭役。《嘉禾吏民田家莂》中所见"女户"佃田状况,可以想见"女户"生活的不易。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的口算与徭役

从走马楼吴简看,孙吴时期仍然实行汉代的算赋、口钱征收制度,对十五至六十岁的成年男女征收算赋,对小于十五岁的部分小男小女征收口钱。与汉代一样,孙吴的成年女子也是徭役征发的对象。孙吴徭役征发的对象为十五至六十岁之间的成年男女,与算赋征收的对象相同,说明在正常情况下,算赋与徭役的征纳是重合的,即交纳算赋的对象,同时也是服徭役的对象,交纳算赋的年龄段,同时也是服徭役的年龄段。但由于各种免役情况的存在,服徭役的数量往往少于交纳算赋的数量。

走马楼吴简中的限米与屯田

走马楼吴简中的吴国屯田资料表明,吴国的普通民户拥有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并向官府缴纳税米、租米、布、钱等租税。诸如卫士、邮卒、传卒等常备兵种,没有土地或只有很少土地的金民、士等手工业者,在外地求学的贫苦书生(私学),以及因流亡而丧失原有田宅后又重新附籍的农民(还民),则被官府组织起来从事军屯或民屯。他们被免除部分赋税和徭役而缴纳限米。屯田者所缴纳的限米远远高于普通民户耕种自己的私田或佃种官田所缴纳的各项土地租税的总和。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时期长沙地区的麦作

许多学者认为麦作在南方的推广,出现在南北朝时期。究其原因,主要是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人口的增长以及饮食的需求,增加了对麦类的需求,促进了麦作在南方的推广。不过,从最近长沙地区出土的走马楼吴简来看,早在三国时期,麦作已经在长沙地区得到推广,其原因是南北军事对峙期间,喂养战马的需要,促进了麦作在这一地区的推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姓氏与封爵称谓——从吴简中的“步侯”、“吕侯”说起

吴简中的"步侯"、"吕侯",分别为临湘侯步骘、番禺侯吕岱的封爵称谓。这种在封爵称谓中使用受封者姓氏的情况,秦汉时期还极为少见。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逐渐普遍化的倾向。王爵、公爵、侯爵甚至男爵的封爵称谓中,都有使用受封者姓氏的现象。此现象在南、北政权中都有存在。这种现象既是此时期世家大族强大、家族姓氏受到重视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会进一步推动姓氏在社会等级识别中所发挥的作用。与家族相关的、带有私有属性的姓氏,其使用范围从官职扩展到封爵等国家公器上,说明家族等私人势力对国家事务影响的增强。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四献疑

长沙走马楼吴简面世之后,我根据这一崭新资料对于传统"吏户"论重新审视,发表了《吏户"献疑——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认为从吴简观之,吏、民的户籍被混合编制于地方基层乡里,不存在单独编制的"吏户",吏与民同样享有平等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等方面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吏的地位还略高于普通编户民,表明当时并不存在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另外编籍的所谓"吏户"。此后十余年发表的几篇坚持"吏户"论的文章,虽然举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资料和论据加以辩解,但是并没有举出有说服力、足以否定我的质疑的新旧史料或论据,以驳倒拙文所阐述的基本观点。由此而派生的学风问题却并不为少,其中可以孟彦弘先生为代表,他将"吏户"论关于"吏"有单独的户籍、地位低于普通编户民的基本观点加以阉割,认为这与"吏户"论没有"必然联系",而吏的"身份性"才是"吏户"本质的似是而非的孟氏"吏户"论,以回避"吏户"论的要害。但是在为其"吏户"论辩解时,却以"吏"的户籍和地位问题作为论据,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之中。为了驳倒笔者对于"吏户"论的质疑,他又将这一学术问题引向个人治学"思路"问题中,试图从贬低这一质疑的学术创新以达到维护"吏户"论的目的。

走马楼吴简粢田简的复原与研究

论文首先对走马楼吴简粢田简进行了复原,讨论了两种粢田簿的格式:第一种只包含田亩数,第二种同时包含田亩数与应收粢租米数。在复原的基础上,论文对孙吴粢租米的缴纳流程、粢田的性质及其在孙吴粮食税中的地位进行了探讨。论文认为孙吴粢租米的缴纳流程从太守府发出征收要求到最终缴纳完成共分为四步,粢田属于私田,粢租米在孙吴粮食税中占比不高。笔者认为缴纳限米的对应军屯,缴纳税米的对应民屯,缴纳租米的对应私田或原来可能属于国有土地但给予近似于私田待遇的田(比如州吏田)。

走马楼吴简所见“肿足”“肿病”再考

走马楼吴简户籍简记录的人口年龄、健康等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国时期长沙地区百姓的健康状况。走马楼吴简中有数量众多的"肿足""踵足""肿两足""踵两足""肿右足""踵左足""踵右足"简以及"肿左手""踵右手"简,这种"肿(踵)+两(左、右)+足(手)"形式的简文应是某种手足残疾病症的记录和具体描述。"肿(踵)病"则是对吴简中出现的"肿(踵)+两(左、右)+足(手)"的统称,"肿(踵)+两(左、右)+足(手)"在吴简中还可用"肿(踵)"注记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