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安国《春秋传》“亲亲、尊尊、贤贤”的逻辑进路

胡安国《春秋传》原亲于情,通过亲亲容情和亲亲容隐赋予传统儒家人伦关系以情感的基础,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将父子人伦推展为以尊君为大的政治建构,而这种政治又反过来制约人情的泛滥,这就是“不以亲亲害尊尊”,从而不但保证了政治的严肃性,而且强化了君主集权,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同时在君主集权下,社会治理主要依靠对贤人的使用,而贤人的使用不仅能够保证君主贵族的亲亲之情,而且能够保证整个社会以亲亲之情贯连,这就是“尊贤为亲亲之本”的意蕴。总之,胡安国以“亲亲”为根据而建构人伦秩序、君主集权和贤人治世的经世理念,彰显了其与时俱进、经世致用的经学诠释旨趣。

“老去填词”在词史上的尊体价值及范式意义

浙西词派领袖朱彝尊早年好诗,后转而嗜词,以词抒写其遗民情感及半生零落的悲凉心绪,首倡“老去填词”说,树立了“老去填词”的经典形象,在后世引起广泛共鸣,“老去填词”逐渐成为词体创作的新范式。晚近时期,随着世风、学风的转变,“老去填词”成为诸多文人普遍选择的寄怀人生之方式,开拓出词体创作的新境界。与词史上“悔其少作”的现象相比,“老去填词”在意境上追求“老”之一境,深化了词体的表达意境,提升了词体的品格,是学问之词的典型体现,同时也反映出晚近时期的民族情绪及士人的心理特征。从对词体的体认来说,“老去填词”标志着清代词学“尊体”事业的九转功成。

中国人的自尊结构初探

在中国心理学界,学者们普遍将西方心理学中的self-esteem翻译成名词"自尊"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研究,但是self-esteem与自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研究者设计了"本土化中国大学生自尊问卷",对中国人自尊的结构进行初步探索。研究发现问卷包含三个维度:不卑躬屈膝、不允许言辞侮辱、不允许强力欺压。大学生自尊问卷得分与Rosenberg Self-Esteem Scale得分之间的相关边缘显著,表明自尊与self-estee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大学生自尊问卷中的不允许强力欺压维度与考试作弊意向的相关为-0.37(p=0.002<0.01),表明自尊能有效地预测道德行为。理论分析表明,成人自尊结构也有可能是三因素模型。

就《左传》看春秋时期礼的解体与转型

《左传》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部历史性著作,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我国古代丰富的礼文化资料,显示出当时礼文化所达到的卓越水平。随着春秋时期宗法关系的变化、政治秩序的衰朽,中国社会逐步步入"礼崩乐坏"的时代。文章以《左传》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分析了春秋时人们强调礼仪之分的背景,它是宗法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必然结果,是周礼背后"亲亲"、"尊尊"精神消除后而丧失其政治功能的反映。礼仪之分所反映出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们对礼的生存合理性的反思:政治生活中的秩序规定以某种本有的秩序为本,将自然的存在赋予价值根源的意义,天人关系式的思维模式被采用。

中国古代儒者关于牺尊、象尊形制的诠释与争辩

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成书的若干文献,记载先秦时期铸造有牺尊、象尊。汉代儒者毛氏认为,牺尊是用"沙"装饰之尊。郑众认为,装饰翡翠之尊,谓之牺尊。象尊或为铸造成凤皇形貌之尊,或为用象的骨骼装饰之尊。郑玄认为,"沙"指凤皇。描绘有婆娑飘舞的凤皇羽毛图案的器皿,谓之牺尊。象尊是用某种动物骨骼装饰之尊。阮谌则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描画有牛、象图形之尊。三国曹魏儒者王肃据当时发现的先秦古器物,认为牺尊、象尊分别指铸造成牛、象之形,凿空其背部,用来盛酒、水的容器。对上述说法,后世儒者或无所适从,或不妄加裁断,或遵循某家之说,对异说加以驳斥,或兼采并收,择善而从,或不拘泥前儒成说,另创新说。

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回顾

从史学角度对百余年来黄遵宪研究情况做了回顾,认为其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目前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学者们对黄遵宪的政治、外交、文学、民俗、教育等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入研究,基本上还了黄遵宪的本来历史面目。同时,指出其尚待发展充实的环节,并期待"黄学"继续蓬勃发展,取得更大的成绩。

基于“春秋决狱”的现代考察

"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独特司法制度,主张以儒家经典指导司法断案,并以"原心定罪"及"亲亲尊尊"作为其适用的基本原则。"春秋决狱"作为一把双刃剑,其所产生的利弊影响对现代刑事活动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现代刑事活动应遵循主客观相一致的入罪原则,引入判例法的审判模式,注重厘清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界限,并将"亲亲相隐"的原则有效地引入刑事立法之中。

从“权威性格”到“个人权威”——对本土组织领导及“差序格局”之“关系”形态的再探讨

在本土心理学研究脉络中,中国人的"权威性格"与中国社会的等级制文化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理论预设,与之相关联的以儒家伦理为解释对象的"角色理论"充分影响到了以"尊尊"为中心之"家长式领导"研究的基本脉络。与"权威性格"的研究范式相反,以人情化个人关系为基础的"个人权威"则凸显了"尊尊"之外以"亲亲"为中心的某种"情理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也构成了所谓"差序式领导"研究的潜在理论基础。如果从不同组织场域及"差序格局"的多重面相出发,官僚政治场域的等级制"主从关系"与民间社会层面的人情化个人关系始终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即使是人情化的个人关系在"乡土"及"商场"不同场域背景下也趋于演化为表面和谐导向的"人缘关系"与真正相知相交的"朋友关系",进而构成不同性质的个人领导差序网络及其组织领导的结构模式。

仰韶文化“陶鹰鼎”的定名及相关问题研究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仰韶文化“陶鹰鼎”,又称“鹰形陶鼎”,定名依据主要是其以鹰之两足、尾作“三足鼎立”支撑状的外形特征。本文通过对其文化背景和形制功用的综合分析,认为豫西、关中等区域在仰韶文化中期既无用鼎传统,又无随葬陶鼎的葬俗,泉护村“陶鹰鼎”形制与功用不符合陶鼎的特征,应是盛酒用的陶尊,在特殊活动场合用作祭器或法器,与商代盛行的鸮鸟造型青铜酒尊在形制和功用等方面有相通之处。因此,将其称为“陶鹰尊”或“鹰形陶尊”更为贴切、合理。仰韶文化中期,豫西、关中等地区率先开启了社会复杂化进程,各类原始宗教仪式等活动逐步成为社会上层的政治统治手段,陶鹰尊等特殊物品开始具备象征权力或身份地位的功能,成为区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