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金方联合5-FU抑制人胃癌细胞RF-48的增殖作用研究

目的:研究左金方联合5-FU抑制胃癌RF-48细胞增殖,探讨其协同增效作用。方法:Cell Counting Kit-8检测细胞增殖率的变化,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凋亡,Hoechst 33258染色观察细胞形态学变化。结果:左金方对HFE145细胞活力的影响很小,而小剂量的5-FU会引起较大的细胞毒性,不同浓度左金方、5-FU均能诱导RF-48细胞的凋亡;左金方联合5-FU后对HFE145细胞存活率的影响,以及对RF-48细凋亡率的影响,与单独用药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Hochest染色RF-48细胞出现核固缩状和颗粒状荧光等典型的凋亡学特征。结论:左金方与5-FU联合用药大幅降低了5-FU的细胞毒性作用,显著提高了HFE145细胞的存活率,促进了人胃癌细胞RF-48的凋亡,比左金方或者5-FU单独用药对胃癌的治疗效果更好。

基于UPLC-Q-TOF MS鉴定复方香薷水化学成分

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四极杆串联飞行时间质谱(UPLC-Q-TOF MS)技术对中药复方香薷水的化学成分进行快速分析鉴定。通过色谱峰响应程度和分离效果优化复方香薷水的前处理方法和仪器条件;采用Agi⁃lent Phe Hex(150 mm×2.1 mm,1.9µm)色谱柱进行分离,以0.1%甲酸水溶液-乙腈为流动相进行梯度洗脱,柱温35℃,流速0.3 mL/min;通过正、负两种离子模式采集复方香薷水的质谱数据,得到精确质量数和二级碎片,结合对照品、Pubchem、安捷伦中药化合物质谱数据库和文献报道等信息对其化合物进行分析鉴定。鉴定出复方香薷水的112个成分,其中黄酮类22个,苯丙素类20个、有机酸18个、萜类14个、生物碱11个、氨基酸5个以及其他类型化合物22个。该研究全面阐述了复方香薷水的化学物质基础,为其质量控制和药效物质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

扬雄、左思《蜀都赋》比较

扬雄《蜀都赋》作于出蜀前的汉成帝永始二三年间,左思《蜀都赋》作于晋惠帝初(292年)左右。两赋皆以描绘蜀都为题材内容,铺陈夸张,未出汉人樊篱。但前者重在模仿相如,展示才华,为都城赋的先声;而后者重在讽谏,旨在表明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为都市赋的绝响。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左思《三都赋》及其序注综考

《三都赋》的撰写和修订是左思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他大约从移家洛阳就正式开始这一工作,先从事《蜀都赋》和《吴都赋》,到太康元年(2 80年)西晋平吴时又匆匆加上《魏都赋》,形成完整的初稿。他请名士皇甫谧为之作序。此后他又花十多年的时间加意修改,他拜访张载和陆机,又求为秘书郎,都是为了进一步搜集信息,帮助修订。到元康六年(2 96年)告一段落,得到张华的高度评价,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应,洛阳为之纸贵。于是先后有张载、刘逵、卫权等人为赋作注。这些序、注曾经有人认为完全是左思本人的炒作手段。

吐鲁番残卷《左传》服虔注研究

吐鲁番出土的《左传》昭公七年服虔注残片是迄今所知唯一的服虔注旧本。通过对残卷的考释以及与《左传》杜预注的比较研究,可知服注有繁琐详尽的特点,其为清通简要的杜注替代有其历史必然性。但服注在名物训释上,仍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该残片的出土对于《左传》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傅作义将军与“绥远方式”的成功实施

北平和平解放后,困守在绥远的国民党军队日趋孤立。为加快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和减少绥远人民的痛苦,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放绥远问题的独特方式,即"绥远方式"。傅作义将军正确理解党中央、毛主席的意图,竭尽全力,团结、说服、引导在绥远的旧部"走人民的道路",并亲自领导绥远"九一九"和平起义通电的发出。绥远方式的顺利实施,使绥远人民免于生灵涂炭,并迅速转入地方建设与发展。"绥远方式"的成功实施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试论抗战时期绥西土地整理运动

1940年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河套地区进行了土地整理运动。其主要内容是清理整顿已放垦的土地和取缔包租转租土地。这一举措从当时来说,基本上反映了时代发展性和历史进步性的特点,然其运作依然是循着实物地租的轨道。从这个意义讲,抗战时期绥远省政府在绥西河套地区推行和实施的土地整理运动,一方面反映出了时代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由于阶级利益所导致的倒退性和落后性。

论卢作孚统一川江航运

19世纪30年代,卢作孚依托民众的反帝爱国运动,依靠自身卓越的才干,利用政府、军阀的支持,“化零为整”,合并华轮、兼并外轮,最终实现了“统一川江航运”的爱国志向。

姚濬昌与曾国藩幕府

姚濬昌是同光年间桐城诗派的重要诗人。青年时期,他在曾国藩幕府曾客居过近五年时间。这期间,他在曾国藩的引荐下,曾师从西南巨儒莫友芝,在学术理念、文学思想等方面获益良多。此外,他还与曾国藩幕府中的诸多宾僚有所交游。总而言之,这段曾国藩幕府生涯对姚濬昌的人生发展、学术思想、文学主张及创作等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近代中国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经营中的融资问题——卢作孚的思考

卢作孚作为一个爱国实业家 ,在其创立和经营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活动中 ,立足民生公司、四川、中国 ,不尚玄谈 ,强调可行性操作 ,对企业融资方式选择、融资渠道开掘、融资保证具备等关键而具体的问题均进行了客观思考 ,其思考至今仍对开启人们心智极有裨益。

郁达夫与周作人的交往与友谊

郁达夫与周作人都是"五四"时期涌现出的文学大家。一向善于结交朋友的郁达夫与周作人有着密切的交往和友谊,在文人相轻的文人圈内实属难得。两人互相敬重,相互理解,真诚相助,合作默契。然而,当周作人附逆后,一向重情好义的郁达夫惋惜之余给予周作人痛切的批判,显示了郁达夫对待朋友的真诚和爱国情操。

卢作孚的创新管理及其思考

在中国近代极其恶劣的企业发展环境中,众多近代企业在管理上深受传统势力影响,衙门风气、官僚作风盛行,效率低下。而民生公司在组织、人事、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创新管理却颇具西式科学管理的风范,令人耳目一新。民生公司也由此走上了高效发展之路。但是,民生公司的创新管理的产生、持续需要一定的条件,当政治动荡、经济崩溃、社会堕落等多种因素纷至沓来时,民生公司的创新管理犹如昙花一现,最终凋谢。

略论民生实业公司企业制度及其运作

具有现代意义的企业制度形式,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道传入中国的。这种形式是企业实行科学化民主化决策、建立公开公平的人才选拔与使用机制、规范经营管理行为的制度保证。在民生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民生公司),卢作孚在借鉴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形式的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别具特色的企业制度形式,并通过这种制度的成功运作,使公司步入了一条健康、持续、持久的发展道路。本文从民生公司企业制度及其运作两个方面,探讨了它成功的奥秘,总结出了有益的经验。

民间“做保福”习俗的现代转型与当下功能——基于广西博白县的调查

"做保福"是中国传统民间习俗。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习俗在北方和南方地区发生巨大分野:北方地区的"做保福"习俗逐渐消失殆尽,而南方地区"做保福"习俗发生合乎时代潮流的转型。对南方现存"做保福"习俗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保存和利用民俗文化,推动基层社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

《洪范》晚出新证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及其弟子刘节发表关于"五行"来历、《洪范》成书战国末年的文章。此后《洪范》成书于战国,成为学界主流意见。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五四"以来的学术研究重新审视,提出新见,颇有不当否定而否定者。于是有人以为"《洪范》原稿由商代传至周,到春秋前期已基本写定",见于刘起釪先生《尚书校释译论》等作,也是对顾颉刚先生一再表示"赞成"刘节说的否定。文章列举三证:孔子之世流行"六府""五材",《洪范》尚未成书;《洪范》倡导君主专制、绝对权力,属战国思潮;《洪范》用耕、阳合韵,是战国韵例。《洪范》容有战国以前资料,但其主体成书于战国前期,君主"作威作福"之说应出于战国晚期。

论卢作孚的公关思想与实践

近代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之所以在20多年里迅速崛起为旧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航运集团,在海内外有很高的美誉度和知名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卢作孚丰富的公关思想和实践活动。卢作孚的公关思想和实践是根植于对国家、对社会、对民众的强烈责任感,卢作孚在处理与社区、员工、危机、宣传等各方面的关系上有其独创性,这对于建立和维护民生公司形象,使民生形象长期不衰,有着重要的作用。

卢作孚的“现代化”教育思想初探

卢作孚是近代中国著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有着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和独特的教育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卢作孚就提出比较系统的现代化理论,提出通过训练、培养人才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其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的宝贵财富,也对中国教育现代化作出了贡献。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杜甫夔州诗创造心态窥探

杜甫夔州诗数量大,质量高,被杜诗学界认为是其创作成熟期的代表。这与杜甫此间的心态有莫大的关系。他这一时期的心态大致有如下特征:以诗为一生的事业;以诗为一时的职业;左拾遗一职的得与失对诗人杜甫的心灵造成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