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基于传统君臣佐使组方配伍理论的组合中药分子化学研究策略

笔者基于对现代新药研究模式的认识和研究,综述了当代新药研究难点与现代中西药研究模式与新观点。针对病证,遵循君臣佐使配伍理论,整合君、臣、佐、使分子库,引入现代药物分子拼合手段,实现药物之间深入联合,将宏观传统理论与微观分子设计相融合统一,辅以体内代谢研究,发掘代表组方功效之核心有效成分,提出并构建了基于传统君臣佐使配伍特色的组合中药分子化学研究策略。此研究策略集传统君臣佐使宏观指导原则与组合化学微观构建手段于一体,使新药研究不脱离中医药传统又融合现代组合化学方法,适合作为一种中药研发新策略从而推动中药现代化乃至新药创制发展。

试论方剂学“君臣佐使”的英译

通过对方剂学中"君臣佐使"含义的源流、含义的分析说明,对英语中相关用词进行辨析选择,对中医方剂学中"君"、"臣"、"佐"、"使"的英文译法进行了探讨。

试论《原本玉篇残卷》引书材料的文献学价值——以引《左氏传》为例

文摘《原本玉篇残卷》保留了大量的古籍书证引文,本文以其中征引《左氏传》为例,尝试探讨这些书证引文的文献学价值。

左丘明及其后裔姓氏考

左丘明的姓氏,历代有左、左丘、丘等争论。根据姓氏书和谱牒资料进行考证,可知:"左丘"不是复姓,左丘明不姓左丘;左丘明始祖以丘得姓,后世长期任左史,因而改姓左,"左"是左丘明之姓。左丘明的后裔因故"去左袭丘",丘姓是左丘明的后裔;因避讳,丘又写作"邱",邱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左姓的一支当也是左丘明的后裔。

钟惺品评《左传》

钟惺好史,他运用历史、文学的双重角度对《左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品评。通过品评,钟惺强调了传统的儒家经世致用之说,提倡了治史之风,总结了作文之法,这对于扭转晚明浮躁学风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但是,钟惺的史评过于随意,且深度不够,其作用也是有限的。

竹添光鸿《左氏会笺》与清代考据学关系考述

作为一部重要的《左传》注疏之作,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的《左氏会笺》深受中国清代考据学的影响。该著不但在书籍征引方面大量汲纳顾炎武等人的《左传》注疏及文字、音韵、训诂等成果,而且在注疏内容和方法上广泛接受清代考据学家的观点,借鉴他们的研究成果,濡染他们重训诂、崇实学、尚校勘等学术风气。竹添氏《左氏会笺》所受清人之影响,反映了江户时期日本汉学界在清代学风影响下考证之风的盛行,对认识清代学术与日本汉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多有裨益。

“重耳之亡”的叙事编排——基于不同文献的对比分析

"重耳之亡"是《史记·晋世家》中的重要内容,司马迁写这个事件主要依据《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到二十四年)和《国语》的相关记载,同时参照《吕氏春秋》《荀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对材料进行选择或改易处理。从细节处对比《史记》与其他先秦文献关于"重耳之亡"的记载,可以了解司马迁选择、改易材料的用心及对历史人物、事件的态度。

五四时期人言人殊的“平民文学”

五四时期,对同一“平民文学”术语,却是人言人殊。周作人认为它是时代需要的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胡适认为它是古已有之的来自民间的文学,鲁迅则说它是革命胜利工农解放后真正体现工农思想的文学。解剖这种表面用语相同、实际所指相异的现象,对于纠正今天五四“平民文学”研究中的偏颇,启发今天学术界对于现代文学名词术语的清理与研究,具有一定意义。

从《左传》赋诗看《韩诗外传》解诗说

对《韩诗外传》一书的性质,有解诗说、用诗说及调和之论。《左传》中的赋诗是学界公认的用诗典范。考察两书中同一诗句的运用,有明显差异:《左传》中赋诗是叙事情节中的组成部分,起着传情达意的重要功能,而不需考虑所传递的意义是否合乎儒学义理,带有随机性。而《韩诗外传》中,往往是经师从儒学的角度设置多个含义相似的故事来解说同一诗句。多个同类故事对诗句的多重经学解读,体现了经师叙事解诗的预设性,印证了《韩诗外传》叙事解诗的经学性质。

《左传》与《诗经》使动用法之比较

本文从使动用法及其特点两个方面进行比较,阐明《左传》与《诗经》的同异,说明使动用法在较早的史料中已经相当多,并非甚为罕见。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易经》中记载的商周自由刑

在《易经》的部分卜辞中 ,记载了商周时代的“自由刑”:一是圜土之刑 ,包括该刑在刑罚中的地位、执行处所、执行方式、防范罪犯逃脱的设施、刑期等内容 ;二是肉刑的附加刑 ;三是坐嘉石之刑。以上内容可与《周礼》的有关记载互为佐证 ,较为可信地反映出商周刑罚种类之一的“自由刑”

刘基《郁离子》命名考

学界历来对刘基《郁离子》的命名阐释均不正确,实际上《郁离子》之名出自左思《咏史》之二"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考之刘基的生平与创作,这是符合事实的。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咏史”诗体传统的开拓与嬗变——论左思《咏史诗》八首

西晋太康诗人左思不但重视对前代文学遗产的继承,更注重创作上的开拓创新。其《咏史诗》八首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尤体现在对传统的突破与艺术的创新方面。文章指出左思这方面的成就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全新地审视和观照历史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境;往古世界与诗人自身遭际之间的象征关系;熔建安风骨与正始诗风于一炉的风格特征。

《全宋诗》之杨时、游酢、李纲、陈藻、张鎡诗重出考辨

《全宋诗》著录诗人9 000余人,卷帙浩繁,出之众人,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重收诗现象。对此,学界已做了不少修订工作,如陈新等人编著《全宋诗订补》、张如安《〈全宋诗〉订补稿》。近来,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杨时、游酢、李纲、陈藻、张鎡诸人名下还有不少诗歌与他人重出,故有必要对这些诗的归属加以一一考证。

共鉴“五四”:西学东渐、指向启蒙与政治现代性——以苏雪林、胡适与周作人的“五四”观为支点的学术考察

文章以苏雪林的《中国文学史略》、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与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三部新文学史著述为研究对象,解读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如何在不同视角下建立自己的"五四"观。研究表明,就"五四"的发生而言,苏雪林认为西方思潮对中国人生活形态的影响应是主要因素,而胡适敏锐地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换入手,认同"语言"革命是"文学"革命、"文化"革命之先声,周作人则更多倾向于"言志"这一传统诗学精神在社会变革期的反映,认为"五四"与明代文学革命运动如出一脉。三种不同的"五四"观,实际上反映了早期新文学研究者们从不同层面反映了如何用自己的眼光来审理"五四"这一学术命题。这反映了"五四"所产生的动因乃是"启蒙性"而不是"革命性"的,无论同时代人如何解读"五四",其出发点都不约而同地指向"启蒙",苏雪林对于"五四"发生之解读,在更高层次上囊括了胡、周二论,是相对全面的。最后,笔者进一步总结,发现"五四"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促进了白话文与大众传媒的普及进而导致政治现代性的转变。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比异

《左传》"君子曰"与《史记》"太史公曰"虽然都是史家对所录历史的感悟与看法,但二者在策略、主旨、风格等几个方面有明显的不同。"太史公曰"对"君子曰"评论模式的突破,对我国史论发展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