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韬教授治疗外伤性视神经萎缩临证经验

外伤性视神经萎缩是由于外伤导致视神经病变,视网膜神经节细胞逐渐变性坏死,引起视力降低甚至失明的疾病。左韬教授认为,玄府与瞳神是该病关系最密切的结构,其病机可分为两个阶段,即初期玄府瘀闭,病久瞳神失养。初期撞击之后,直伤瞳神,玄府瘀闭,血瘀气滞,肝之真血不能上行入眼,瞳神失于濡养而目不能视物,可归为气滞血瘀型;病久可因情志不畅、肝肾亏虚,导致瞳神日益萎靡,可分为肝气郁结型、肝肾不足型。治疗当以中药加针刺,辨证用药取穴,初期以宣通玄府为主,活血化瘀,后期以滋养瞳神为主,同时肝气郁结型以疏肝解郁为主,肝肾不足型则补益肝肾,可奏全功。

周作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接受

周作人崇拜陶渊明,他在著作中不断征引和评价陶渊明及其作品。他认为,陶诗意诚而辞达,陶文则思想宽博,文辞恬淡,陶渊明是"独一无二的圣手"。周作人在解读陶渊明诗文或论证陶渊明的观点时,常把颜之推、韩愈分别作为正反两种论据进行对比论证,以此深刻诠释自己的人本主义文学价值观。与此同时,周作人在狱中思陶、咏陶,从陶渊明那里汲取了生存智慧,安顿了心灵,洞开了心路。

左思《娇女诗》与陶渊明《责子诗》探析

左思的《娇女诗》与陶渊明的《责子诗》在题材选择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表现出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有非常深厚的家庭情结,在诗歌中绘声绘色的描述儿女的顽皮情状,以幽默诙谐的艺术风格表现了父亲对儿女的怜爱之情。这一类题材诗歌的出现正是因为受到了魏晋时期重情的社会氛围的影响。

周作人对陶渊明的文化定位

周作人的人生与文学创作都深受其偶像陶渊明的影响。他认为,陶渊明是"中古圣徒""千古旷达人"。周作人对陶渊明的双重文化定位,凸显了他以儒为名、以道为实、儒道表里的复杂文化心理和外儒内道、无为而为、以释补儒的带有"出世"倾向的人生观。虽然周作人学陶,某些方面也似陶,但二者质性迥异,这种差异源于两人对儒家理论的不同态度。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思想与新世纪中国外交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虽然是十多年前提出来的 ,但是它仍然是我国新世纪外交工作的指导方针。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周边形势、亟待提高的综合国力等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长期坚持韬光养晦不动摇。与此同时 ,放眼世界 ,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参与调整与改造也是新世纪我国外交的必然选择。如何从战略的高度处理好二者间的辩证关系 ,是当前我国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

汪祚《道命录后序》的文献学价值

保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明弘治九年于明刻本《道命录》是现存最早且完善的《道命录》传本,该本卷末保留有汪祚《道命后序》一文,明确记载了朱申续增、程荣秀新增《道命录》的具体情况,对《道命录》宋、元及明弘治本的刊刻与流传作了说明,并揭示了程颐、朱熹家族后裔在《道命录》的编修、传播等方面的特殊贡献,反映出家族与学术发展的互动关系。汪祚《道命录后序》在《道命录》及道学史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

左宗棠对陶澍经世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陶澍和左宗棠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杰出的人物,而且关系密切,由"总督布衣之交"结为儿女亲家。他们是晚清经世致用思潮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在经世致用、吏治行政、兴利除弊、用人育才、反对侵略等许多方面,有一致的思想与行动。陶澍非常器重左宗棠,并以后事相托;左宗棠对陶澍非常尊敬,并继承了陶澍的思想、发展了陶澍的事业。

陶澍和“湘军三杰”

陶澍和被称为“湘军三杰”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关系十分密切 ,并在理学经世思想、改革思想、吏治思想、人才思想、爱国主义思想等方面 ,对“湘军三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 ,没有陶澍 ,就没有“湘军三杰” ;也可以说 ,“湘军三杰”是陶澍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钟嵘《诗品》陶潜条疏证

《诗品》评陶诗"其源出于应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题材与时局相关;诗风质朴,语言浅显;部分诗作喜好用典。陶诗风格多样,质直与风华清靡并存,以简洁明净的文体、含蓄委婉的语言,抒发真率古朴的胸臆。陶诗与六朝主流诗风相距较远,不被重视也是形势使然。《诗品》置陶渊明于中品,并无刻意贬低之意。

浅论左思与陶渊明咏史诗的异同

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个类别,在汉魏六朝这一特定的大动荡时代,左思的《咏史》诗和陶渊明的《咏贫士》可谓是这一阶段咏史诗的突出代表,基于此,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是很有意义的,故本文分别从思想、内容和用典三方面对其比较。

精神——人与道的悖论

道家以道为宇宙之总法则 ,认为人和天地万物均出于道 ,均应遵循道。但人们却往往背离了道。人为什么背离了道 ?因为人有精神 ,精神有其自由性。行为受精神支配 ,故行为亦有自由性 ,可以“无为”而顺应自然或道 ,也可“妄作”而违逆自然或道。那么人应通过什么途径来体道以合于道 ?精神虽是人背离道的原因 ,但道家认为体道还须通过精神 。

羊角哀、左伯桃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内涵

羊角哀、左伯桃故事始见于西汉,并在后世广为传播,在史传、方志、变文、诗、词、笔记、小说、戏曲等多种文学表现形式中皆有体现。羊左故事的文本流变主要体现为主题演变和人物形象的演变,其背后包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

浅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士文学

该文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寒士文学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九品中正选官制度的发展演变状况,进而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寒士文学产生的社会条件加以探析。以寒士文学的代表人物左思、陶渊明、鲍照为例,探究其生平状况与作品风格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寒士文学的兴起提供新的视角。

明末清初东传科学与薛凤祚的天道观

薛凤祚的"天道有定数"有两层含义:一是天体规律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可知性,表征着自然界的客观性;二是人事吉凶本于天道一定之数,表征着天人贯通的性命观的神秘性。薛氏中西科学的会通模式显示,他的天道观中自然的客观性所占比重并不少于性命观的神秘性所占的比重。因而表明他的天道观是科学天道观和儒家天道观的复合,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依赖又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性命观的神秘性对自然客观性的制约反映了他用儒家天道观协同科学天道观的目标,自然的客观性对性命观的神秘性的制约则反映了他用科学天道观赋予儒家天道观以理性活力的愿望。就其思想的基本倾向而言,他的天道观并未超越儒家天道观,但的确对客观的天体规律有所倚重。这都说明了东传科学对薛凤祚的儒家天道观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