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封泥所见音乐机构“左乐”考论

《岳麓书院秦简》释读工作的展开为研究探讨秦音乐机构“左乐”提供了可靠依据。综合“左乐雍钟”和“左乐寺瑟”两枚秦职官封泥,可推断“左乐”所辖职官专司对乐器进行维护与调节,“左乐”应是带有辅助性质的音乐机构。早期出土但用途不明的陕西华县秦“两诏铜权”为“左乐雍钟”使用的调音用具。汉代以降,统治者出于制礼作乐的需要对“左乐”进行了省并,这使得“左乐”阙于史载。

调Q开关紫翠宝石激光治疗颧部褐青色痣疗效观察

评价调Q开关紫翠宝石激光治疗颧部褐青色痣的疗效。方法:用调Q开关紫翠宝石激光治疗43例颧部褐青色痣患者,治疗前后照相对比进行评分,并观察不良反应。结果:43例患者治疗1～4次,治疗间隔为2～3个月。有效率为72.1%,痊愈率为25.6%。3例患者出现暂时性的色素减退。结论:调Q开关紫翠宝石激光治疗颧部褐青色痣安全、有效。

《左传》中的“年、时、月、日”

本文对《左传》中表示时间单位的"年、时、月、日"等词语的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日、时"具有多种与时间相关的意义,这些意义的体现除了与它们不同的结构形式有关,还与它们在句中的句法位置和语法功能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月、年"的主要功能相对单一,主要是与数词组合,但由于上古汉语没有序数和基数的区分,导致这种组合同时具有表示时点和时段的双重意义,而对这两种意义的区分,同样需要依靠其在句中所处的句法位置予以判定。

《左氏会笺》文字训诂论略

日本学者竹添光鸿的重要著作《左氏会笺》注释《左传》能考阅文献、寻摭采获旧说时论,融会贯通,属辞周详,果于审断,颇得学界称道。惟其卷帙过繁,学界对该书的注疏内容、特点、体例、文献价值等方面或未遑论及或未予深究。因而未尝尽以彰显其学术价值,及整理旧文之功绩。本文立足于其对字、词、句、章的解释说明工作,对该书“笺曰”部分的文字训诂实践经验及义理加以分析探讨,以期冀揭示其文字训诂内容之丰富,训诂方式之多样,训诂义理之丰赡及其语言学和文献学研究价值之不菲。

《左传》疑难词句考辨(三则)

《左传》中"命子封帅车"之"帅"在率领意义上,与"率"虽有范围大小之别,但仍相近,两者属音近义通,不当通假;"越于车下"中"越"在表示经过一段距离时与"坠"类似,且文献中不表示垂直下落时也用"坠",因此可以"坠"释"越"。至于"自今",则利用文献调查确定《左传》时代的"自今"均是以今为时点看向以后,从而否定了"自今"表今之前。

也谈越王勾践的“忍辱负重”

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从先秦至两汉是不断变化的。在先秦有代表性的文献中,《左传》并没有提到勾践的"忍辱负重",《国语》反映了勾践能忍辱负重,但表现不够具体。经过《史记》和《吴越春秋》的描绘,越王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更为鲜明,也更真实可感。勾践"忍辱负重"的形象变化与上述著作的成书有关。

侗族“行歌坐月”习俗的人类学浅析——基于一个南侗村落“阳烂”的田野考察

"行歌坐月"作为侗族一项重要的婚恋习俗,学界并不缺乏关注。目前,就该习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进行民族志第一手材料的广泛收集和描述上,有待进一步分析探讨。本文选择一个侗族传统文化保存相对较好的民族村落"阳烂"开展田野调查,立足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侗族"行歌坐月"习俗活动进行的半径与其"婚姻圈"的大小是重合的,此外,还分析了该习俗与侗族传统婚姻制度文化之间的联系、变迁中的"行歌坐月"习俗等。

从《吕氏春秋》看《乐记》部分篇章的成书年代及其佚篇

《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中的八篇文章以论乐为主,通过考察这八篇文章中与《礼记.乐记》相同的内容,可知《乐记》中的《乐本》、《乐言》、《乐象》等篇在《吕氏春秋》撰写前已经基本成书。而结合其他传世典籍中的相关记载,可以推测《吕氏春秋》仲夏、季夏二纪可能还保存了《乐记》十二佚篇中的《乐作》、《说律》与《意(音)始》篇。

《诗品》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考——兼释“深”、“浅”之美学内涵

骨气与词彩的矛盾是汉末建安至初唐时期诗坛发展的一对主要矛盾,而锺嵘自始至终都力求以曹植诗骨气与词彩兼备的美学标准品评诗人,然而诗坛的实际却往往无法兼美,锺嵘对某些诗人的具体品评与其诗歌史地位的认定也由此而产生分歧,遂导致了左思"虽浅于陆机,而深于潘岳",但左思在《诗品》中的诗歌史地位却不如潘岳的结果。"深"、"浅"之评不代表品第之优劣,"深"之内涵为词彩繁密,略有芜漫之嫌;"浅"之内涵为词彩简省而行文洁净,有气骨柔弱之弊。

论黄佐《粤会赋》的都会描写及其艺术特色

黄佐的《粤会赋》气势恢宏,内容庞大,大致从自然地理、经济活动及人文政治活动三个层面,展现了明代中期广州的繁荣都会风貌,真实反映了当时广州地区的民风民俗、社会状况,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粤会赋》既能展现出明代盛世下广州的繁荣景象,又能融合粤地独特的地方风情;既呈现出理学精神,但又不失文学趣味;在铺张扬厉的同时,又能于细处精雕细琢。它生动地描绘了明代经济文化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粤地都会广州,具有独特的艺术审美价值。

《左传》“君子曰”探微

"君子曰"是《左传》中的一种史实评论模式,它有4种不同形式:"君子曰""君子谓""君子是以"和"君子以为"。此外,《左传》还出现了"仲尼曰"这种特殊的评论模式,其在风格和立意上均与"君子曰"相一致,实则为特殊形式的"君子曰"。左丘明借"君子曰"从解经、预言、品人及论政4方面阐述了圣人"惩恶而劝善"的修经之旨,亦传达出自己维护传统儒家价值观的立场。

试论荀悦“古文”经学观与晋初史学

荀悦家族与东汉末魏晋政治、学术相起伏,更是对晋初史学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荀悦家学推崇古文经学,重视《左传》"典经"的作用。荀悦《汉纪》的面世,更是改变了纪传体一枝独秀的现状,使编年体史书在汉唐之间繁荣发展,进而使得史学解脱于经部春秋类的附属地位并走向繁荣发展。

评黄锡凌《粤音韵汇》兼论广州话标准音

文章认为《粤音韵汇》是运用现代语言学方法编写的广州方言同音字汇,对粤语研究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指出《粤音韵汇》所拟定的声韵调体系是通行20世纪的广州话标准音,穗港两地出版的广州音字典字汇皆沿用它的音系;同时从声母、韵母分别论证粤音韵书《分韵撮要》不能代表广州最通行的音,并通过现今方言调查材料分析,指出《分韵撮要》所代表的只是比广州话范围更大的"广府话"。

侗族“行歌坐月”的结构功能分析——基于一个南侗村落婚恋习俗的田野考察

"行歌坐月"用以指代侗族于"夜间的室内唱歌作乐"的相关习俗文化,来源于汉文典籍记载,它与侗语体系中的"甲寨"、"甲腊乜"、"俩腊乜"、"甲乌"、"瑞乜、"吝乜"、"览"等具有大致相同的指代对象。具体到阳烂侗族传统的"行歌坐月"主要指的是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特别是适婚的男性游走于大致相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家进行"对歌抒情"的行为及其活动。目前,对于这一"行为及其活动"的研究,从尽可能多的文献资料查阅来看,关注的视角仍然主要集中在对事项本身的概括上,而将其视为一种社会事实进行细节的描述,当然也对其外延和内涵有了一定的探讨,但笔者认为仍还有可以进一步剖析的必要性。本文选择一个侗族文化氛围较浓的村落作为田野考察点,对其"行歌坐月"习俗进行结构功能的分析,以期达到"以小见大",更好地诠释社会、理解文化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