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马融《春秋三传异同说》及相关问题探微

孔子著《春秋》,经学家为其作传甚多,亦为精湛,东汉通儒马融则另辟蹊径,立足于《左传》,著《春秋三传异同说》。《春秋》三传,鼎足而立,各有偏重,各有特色,马融善于发现问题,于三传之说之外,阐发自己不同观点,也使人们对《春秋》研究有了新的视角。

朱彝尊的《斋中读书》诗第四首发微

《斋中读书》第四首以五行学为论域。其第一层次体现的是朱彝尊的五行观,即建立在儒家经典阐释与正史叙事基础上的五行认同观。第二层次指出邵雍更改五行之举的学术错误。朱彝尊对邵雍的批评,是对朱子以来学人相关研究的延续,而其见解也得到后来学者的认同与继承。此诗因而具有诗学与学术史的双重价值。

左宗棠篆书的审美伦理旨趣发微

小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重伦理道德与艺术情趣的精神特征与审美意象,此即为审美伦理的特性。从小篆之源流与发展历程而言,它成于秦、兴于唐、盛于清,几经沉浮,呈现出相承相异的审美伦理特质。左宗棠的篆书正是在综合前代篆书的基础上,集古出新自成“左篆”。作为书法艺术遗存,左篆具有丰富的审美伦理旨趣,富含“以理节情、情理融通”的审美伦理精神,“刚柔相济、中和有度”的审美伦理规范,以及“文质兼备、美善合一”的审美伦理境界。作为现实艺术载体,左篆具有展现湖湘精神特质、凸显美德伦理品质和宣示教育伦理效应的当代价值。作为审美伦理典范,左篆彰显了中国篆书艺术“知行合一、书品载道”的伦理价值与伦理神韵。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东汉《左传》传播方式考论

东汉是《左传》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上承西汉,下开魏晋,是《左传》学由形成走向鼎盛的过渡时期。《左传》在东汉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学统传播、应用传播以及文本传播,其中学统传播是《左传》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左传》先于《春秋》说始末考论

《左传》先于《春秋》说最早当出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黄洪宪所撰《春秋左传释附序》。黄洪宪称“左史”记事繁详、非有意释经、经传各自单行以及左丘明年世早于孔子,认为“左史在先,圣人之笔削在后”。1932年,张纯甫《是左十说》再次独立而明确地提出此说,认为《春秋》须待《左传》而明,《左传》为左丘明“少年之作”,孔门弟子后有补修,《春秋》为《左传》“提纲挈领”的“目录”,论证颇为系统详细。章太炎则提出“《经》《传》同作具修”说,认为孔子作《春秋》和左丘明作《左传》都同时兼得二人修撰。20世纪80年代后,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讨论仍在继续,有的学者不知黄洪宪、张纯甫诸人已着先鞭。

《左传》与汉赋溯源的散文视野

章学诚推动汉赋溯源视野由韵文而散文,提供了《左传》与汉赋沟通的理论空间。汉前之散文,《左传》与汉赋的物理联系最为清晰;汉赋张扬宏丽的风骨气韵,“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美学风格,前代散文只有《左传》的大风泱泱可操左券;汉赋的显性文体特征假设问对,在《左传》中以“或曰”的形式孕育存在。拓展“文学即诗学”的思维方式,会看到《左传》作为汉赋源头之一的实际情况,也有助于构建更为开阔的早期文学发展认知格局。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传》的“闪现型”女性形象及其道德建构

《左传》的人物描写体现了春秋时期史家对道德的追求,它将人物及其事迹置于道德层面进行剖析,反映了春秋时期史家弘扬正义、贬斥邪恶的道德观。特别是对“闪现型”女性形象的塑造,更是较多倾注了作者的道德情感,反映了作者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展现了《左传》的文学教化功能。

论宋儒叶梦得对汉唐《左传》学之批判——以其对《左传》、杜预的批判为例

自中唐新《春秋》学兴起以来,对汉唐三传之学的批判构成新《春秋》学构建其学术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啖助学派及北宋《春秋》学家都对三传展开批判,其中两宋之际的《春秋》学家叶梦得对三传之学的批判尤为深入。在《左传》学上,基于“《左氏》传事不传义,是以详于史,而事未必实,以不知经故也”的基本立场,其对汉唐《左传》学做了系统批判。在他看来,造成《左传》学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左传》不传经。从更深的层次来看,叶梦得对汉唐《左传》学的批判源于其对“传”之解经属性的判定。在他看来,解经不可偏执一家,而应博学多闻、慎乎所择。他的这种立场和方法反映出,其对三传的批判仍然是在中唐以来新《春秋》学演进的脉络中展开。正是在此意义上,其对《左传》的批判并非要彻底否弃《左传》,而是试图择善而从,发明经义。

张聪咸《左传杜注辨证》地理考据述论

《左传杜注辨证》涉及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天文、礼制、训诂等诸多方面,地理为其中之一端。张氏对左传杜注地理方面的考据主要包括地名相关之辨、山川湖泽方位之辨及杜注古今版本地理记载差异之辨等。其地理考据主要运用了排比文献法,同时综合运用音韵训诂、事理推证、以经解经等方法。张氏的地理考据解决了一些古史地理问题,且本书还体现了张氏不惧权威、实事求是的品质,丰富了桐城的地域文化,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地理考据失误、缺少实地考察等方面的不足。

面向跨语言典籍文本的语体风格计算研究——以《左传》《战国策》为例

为了对比《左传》《战国策》的原本、现代汉语译本和英译本在语体风格上的异同,该文结合语料库和风格计算的方法,在构建大规模跨语言典籍语料库的基础上,采用CRF、BiLSTM、BiLSTM-CRF等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的模型处理语料,从词汇、语法、语句三个层面入手,选择能代表语体风格的特征进行统计,利用相关公式计算语体风格度量指标,结合原文比较典籍的语体风格。同样是以叙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战国策》都是信息量庞大的活跃性文本,并且语言较为松散。不同之处在于《左传》语言古奥,朴素典雅,波澜起伏,含蓄内敛;《战国策》生动形象,辞藻华丽,音律和谐,气势磅礴。

基于CRF的先秦汉语分词标注一体化研究

该文探索了古代汉语,特别是先秦文献的词切分及词性标注。首先对《左传》文本进行了词汇处理(分词和词性标注)和考察分析,然后采用条件随机场模型(CRF),进行自动分词、词性标注、分词标注一体化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一体化分词比单独分词的准确率和召回率均有明显提高,开放测试的F值达到了94.60%;一体化词性标注的F值达到了89.65%,比传统的先分词后标注的"两步走"方法有明显提高。该项研究可以服务于古代汉语词汇研究和语料库建设,以弥补人工标注的不足。

《左传》中的春秋社会网络分析

在《左传》中提取的人物、事件,使用社会网络分析软件Pajek,建立起春秋时期社会网络,定性、定量的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社会网络做探索性研究。

《左传》源于史官“传闻”制度考

《春秋》经、传各有自己的材料来源。古代史官通过“承告”和“传闻”两种方式获得信息 ,所谓“承告”是指别国史官的正式通报 ,构成官方史录 ,它遵守巫史传统的表达方式 ,所以隐约难懂 ;而所谓“传闻” ,则是史官私下交流的信息 ,其内容涉及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等 ,以补充前者的不足。“承告”记载于正式的“典策” ,而“传闻”则记录于“简牍”。后者成为史官个人的或内部的文献。“传闻”和“承告”的内容相差很大 ,所以古人有“所见异辞 ,所闻异辞 ,所传闻异辞”的说法。孔子所谓“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的话 ,也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传闻”之史是《左传》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