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三传所见体育元素及其文化特征

《春秋》三传以史学和经学双重视野对中国古代体育进行了记载,具有重要研究价值。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深入分析了《春秋》三传中的体育活动及其文化特征。研究认为:《春秋》三传是“蒐苗狝狩”四时狩猎、投壶、跳远和跳高等体育项目的最早文献记载,还记载了射箭、徒手搏击、弈棋、骑马、养生等体育活动。反映出来的文化特征表现为5个方面:一是初步体现出体育健身性的基本特征;二是从礼仪性发展出审美娱乐性;三是用于区分优劣的竞争性日趋明显;四是体现出体育在技术与精神方面的双重教育性;五是通过体育交流和体育外交,消弭战争,维护和平。三传对各国交往及其所涉及到的体育元素的记载,在丰富书写文化功能和意义的同时,也成为中华体育精神形成的重要知识和观念来源。

数字人文视域下《春秋》三传“礼”的量化分析

以礼解经是《春秋》三传的共同特色。数字人文作为科技与人文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为人文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以《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为研究对象,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结合计算机技术对“礼”这一概念进行量化分析。通过词频统计、时序分析和LDA主题建模,研究发现《左传》更注重展示礼仪在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中的作用,而《公羊传》和《榖梁传》则倾向于对礼仪理念的哲学解释;礼仪是维系社会稳定与权力结构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社会规范和文化传承中起到重要作用。未来研究中,应注重多维数据融合和动态演变分析,为理解春秋历史和文化提供新的视角。

春秋学与明代学术的历史变迁

明代春秋学对明代文学变迁的影响甚大,以春秋学为代表的明代经学受理学影响,呈现衰落之势。为救经学之失,因史证经成为普遍认可的解经方式。明代学术重心随之发生了由经学向史学的转换,由此引发史学的兴起。而在阳明心学影响下,以史证心的史学观念兼之以文辞论的流行引发了由史学向文学的转化。

论《吕氏春秋》与《乐记》音乐美学思想的趋同

《吕氏春秋》与《乐记》在音乐发生学、中和之美和音乐教化等方面存在诸多相同或相通之处。关于音乐发生学,二者都认为乐是由人心产生的,人的心里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能够化育于内;关于中和之美,《吕氏春秋》把"和"视为"乐之本",《乐记》则从天地之和阐释音乐之和的作用,二者都倡导音乐的中和之美;关于音乐的教化作用,《吕氏春秋》和《乐记》都认为乐的美以善为前提,都认为乐与政通,应该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

先秦盟誓的种类及仪程

先秦盟誓依照参加人员可分为天子与诸侯间、诸侯国间、诸侯国君与本国卿大夫间、诸侯与少数民族间、诸侯国君与国人间、卿大夫与卿大夫间等种类的盟誓 ;依照盟誓性质可分为政治性、军事性和经济性等种类 ;依照盟誓的仪式可分为血盟和非血盟两种 ;还有伪盟、重盟、强盟、改盟、和匮盟等情况。盟誓的仪程则可分为征会与定期、排序、商讨盟辞、歃血、拜盟等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

从“谨严”到“浮夸”——古代叙事艺术的跃进

历代学者对韩愈所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严重误读,他们要求的"谨严"是以道德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压倒叙事的真实性,把叙述者对事件的阐释当做事件本身来记载,这就造成了历史叙事的片面和缺失。《左传》在许多地方采纳多种史料,叙述事件的真实情况,介绍了当时对应该如何记载的不同看法,这是历史叙述者对史实及关于史实的不同阐释的正确处理方式。《左传》记叙事件包含了《春秋》所缺乏的叙事的各个元素,运用推想,写出了人、人心和人性,文辞华美丰赡。从《春秋》到《左传》,实现了古代叙事艺术的飞跃。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章阐微

《春秋》称"郑伯克段于鄢",《左传》解释说是在谴责郑庄公没有尽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甚至是故意养成母弟共叔段的罪恶,从而达到驱逐共叔段的目的,从道德上做了一个评价,但并没有揭示出庄公如此作为的背景及根本原因之所在。通过研究发现,春秋初年母氏(母亲及其家族)作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关系到国君之位的稳定与否,影响力非常之大。郑庄公所面对的母氏势力尤其强大,他对共叔段所采取的斗争策略是在与母氏力量的对抗过程之中逐渐形成的,反映了春秋初年政治斗争的态势,而《左传》的批评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左传》的文本之争与文本流变

《左传》是我国首部以编年为次序、以鲁国十二公为传主,系统记述春秋战国时期历史,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史作品。文章在概述《左传》文化价值的基础上,梳理了两千多年来关于《左传》文本与作者的主要学术争论,甄别《左传》流变过程中的22个关键文本。

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范畴:实录与微隐

实录和微隐是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一对重要范畴,它们从历史叙事中产生,由先秦史家首创并得到后世众多史家继承,在文学叙事中得到发扬和发展。实录包括如实表达欲叙之事和如实表达叙事者的理念,《春秋》更偏重于理念,有时甚至以观念代替实事,造成偏向。微隐包括隐晦和微婉,《春秋》的微隐有一部分出于扩展其适用性的意图,一味从中挖掘微言大义的阐释则助长了牵强附会的索隐之风。《左传》开创了叙事的微婉风格,其后成为中国文学叙事最突出的本土特色。

《春秋左传注》辨正六则

本文选择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六则,辨正其误。其一、杨注桓公五年传“启蛰而郊”之礼,误将周代“大报本反始”的冬至郊天与孟春祈谷的“启蛰而郊”混为一谈。其二、杨注僖公二十八年传“亡大筛之左旃”,即亡“中军前驱兵车的左旃”,误为“前军之左旃”。其三、杨注僖公二十九年传“公会王子虎、晋狐偃,宋公孙固”一段话否定周代存在诸侯五等爵,未能吸收八十年代王世民先生谓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诸侯存在“公、侯、伯子男”三等的新研究成果,是一缺失。其四、杨注僖公三十年传“越国以鄙远”一句,引用《殷契粹编》八·一号卜辞,将“大方”这一独立方国误为殷自称;又将“亶”字误为“鄙”。其五、杨注文公二年传“跻僖公,逆祀也”,谓“不惟享祀之位次变,昭穆亦变”,此是误信韦昭、贾公彦之说。当以杜注、孔疏“礼,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为准。父子异昭穆,是父子有别,兄弟同昭穆,是兄弟有伦。其六、杨注文公五年传“王使荣叔归舍、且賵”之“荣叔”的“叔”字误为“荣氏世称”。其实,此“叔”字为伯、仲、叔、季行次之称。

《春秋》学与建安文士群

建安时期,在国家分崩离析状态下形成了六个比较重要的文士群。考察建安文士群的聚散分合及其言行事迹,与《春秋》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特别是《春秋》左氏学,更是受到各大文士群的普遍关注,完成了东汉以来《春秋》古、今学兴衰的最后转化。建安史传、史论作品借鉴了《左传》编撰体例。建安作品多以"《春秋》大义"作为行文立言的依据,几乎形成了无《春秋》大义不成文的态势。建安作品用典隶事多采《春秋》经传(尤其是《左传》和《公羊传》),几乎所有建安重要作家都有这方面的运用实例。

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大武》首章考辨

《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载楚子语中的“《武》”指“《大武》”,而“卒章”本为“首章”。这可直接证明《武》为《大武》首章。再者。仔细体味《诗序》、《乐记》、“七德”以及《大武》歌颂武王之意,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结论。

论唐代“新春秋学”对《左传》的贬抑

唐代初期《五经正义》的问世使经学得到空前统一,而奉敕编纂《五经正义》的孔颖达于"三传"中独选《左传》以释《春秋》、并屡屡强经就传之举,使《左传》在《春秋》经传中的地位呈独尊之势,"遗经存传"之风盛行。但"安史之乱"后,以啖助、赵匡等为代表的"新春秋学"派却独尊《春秋》,对《左传》进行了诸多质疑和贬抑。而啖、赵此举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探讨,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必需之举,体现出了一片拳拳救世之心。

论《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的继承和发展

笔者用“从以‘初’字领起到以‘当是时’领起”,“从雅爱趣味到对故事性、戏剧性的追求”,“从单一的叙事体式到多种笔仗并用”三个小标题 ,着重论述《史记》在叙事上对《左传》继承和发展的演进轨迹。

《春秋》公羊学胡毋生师授谱系补证

《汉书·儒林传》所载《春秋》公羊弟子嬴公的师承问题向存争议。由于《儒林传》武帝以前部分是班固在《史记·儒林列传》的基础上改笔而成,通过对改笔部分的系统梳理以及《汉书》中"自有传"体例的考察,可知班固所增弟子嬴公应师从胡毋生。在此基础上重新检视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的撰作动机,可知何休感于东汉官学章句繁冗、迂曲之弊,故援据严、颜二家所承胡毋生《条例》之学以纠其失,与扬雄、桓谭、班固等"不为章句"、专究大义的治学风气以及马融、郑玄、卢植等复兴西汉传诂旧体的解经风气之间存在重要的呼应。

论两代太史公的发愤著史之心——兼谈《伯夷列传》的破体隐衷

古贤时彦曾以“太史公之心”或“司马迁之心”指称《史记》心灵史书写的主体蕴藉,但若基于语义逻辑,“太史公之心”不惟涵摄“司马迁之心”,亦应涵括“司马谈之心”。发愤著史是两代太史公的心理共振;不过,司马谈期待的是一部表彰盛世的当代史,司马迁则希冀一部继述《春秋》的万世之史,此其心相之异。《伯夷列传》事略文简,论说逾半而传述寥寥,其微旨是以史笔担公义,以史著替天道,为人立传,为世立法;其破体隐衷与《太史公自序》等篇互见,均彰显了司马迁的“继《春秋》”之心。

为“孔子作《春秋传》说”再辨

笔者《春秋考论》一书提出"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即左丘明编纂《左氏传》时所依据的"孔子史记"。有人却将笔者的观点称为"前人的陈词滥调",并彻底否定孔子作《春秋》的论点,本文略作申辩。

伍子胥“掘墓鞭尸”及其证伪

文章针对世传伍子胥"掘墓鞭尸"事,对现存相关历史文献记载按年代顺序进行梳理并发现,古代史事记载最权威的历史著作《春秋经》《左传》以及《国语》等对此均未作记载,而《吕氏春秋》《淮南子》《榖梁传》等只记载"鞭坟""鞭墓""挞墓"等,至《史记》才出现"鞭尸"。唐司马贞和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都对伍子胥"掘墓鞭尸"提出质疑。对历史层累记载的梳理结果或已说明:"掘墓鞭尸"乃为后世复仇之风炽盛时代所杜撰并加诸伍子胥头上的不实之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