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以前的荷马

荷马是西方百代诗宗,但他并不是迟至20世纪才进入中国人的视域。早在明清之际,荷马便以“阿嘿汝”或“何默乐”等意大利文或拉丁文音译在华现身。进入清末,荷马之名的音译更是五花八门,直至梁启超推出《饮冰室诗话》后,今日通用的“荷马”才一锤定音。荷马当然是史诗大家,而“史诗”一词的定译,也要等到清末才由入华传教士译出,然后经日本汉字吸收,再由彼时的留日学生或革命党人传回中国。荷马的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的中译,在晚明及晚清也同样可见,虽然仅译出区区数行。本文从考证的角度出发,最后再拉回到中国人的荷马研究。

七七事变后北大学人的坚守与离散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时局尚不明朗之际,困守北平的北大同人一面与日伪周旋、苦撑残局,一面思考日后的去留问题。文学院院长胡适奉命赴美从事外交工作,临行前致信北大同人,希望他们能在沦陷下闭门著述,做出更大的学术成绩。这封信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引发争议,周黎庵认为留平学人闭门著述无异于挂出遗民的招牌,变相承认敌伪的统治,在沦陷下不为逆民、便为顺民,不存在隐逸的空间。留平学人自身对闭门著述的生存策略亦不无焦虑,当沦陷已成定局后,纷纷选择离平南下。最终留平的北大教授如周作人等则面临更严峻的道德考验。

权力之眼、表演与雅集——从周作人1941年的日本之行谈起

1941年4月,为出席在日本召开的东亚文化协议会,以周作人为核心的北京的东亚文化协议会成员展开了为期两周的日本之旅。在日本军部和媒体的权力之眼的监视下,周作人经过谨慎的政治计算,在公开场合展开了极富多义性的表演。在日本作家举办的雅集活动中,无论是现场的气氛还是留下的手稿,都彰显了中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中日文人共有的情趣。但就文学交流的意义而言,相比较1934年周作人的日本之旅,此次中日文人的交欢则呈现出文学(交流)史意义的倒退。1941年的日本之旅集中揭示了初登权力巅峰的“文人督办”周作人在复杂境遇中的复杂心态。

周作人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从一九二二年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切入

周作人对两性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早在1902年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时期便有所涉猎。之后到日本留学,对日本、西方的现代性学思想有所了解。1911年回国,1917年入职北大,周作人此阶段对西学书籍的购置中,已经较多涉猎现代性学著作。1922年,郁达夫《沉沦》、汪静之《蕙的风》因为涉及性的书写,被批判为“不道德”的作品。周作人写了《〈沉沦〉》《情诗》两篇文章,对其中的“不道德”嫌疑做了“辩护”性回应。这一回应,正是周作人以他所具备的现代性学思想对封建旧道德的一次回击。此后,周作人写了《〈结婚的爱〉》《蔼理斯的话》《“神交”与“情玩”》等多篇文章,对性学开启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涉及性道德、女子性本位、小孩性教育、两性关系、变性、变态性心理等诸多方面。周作人1922年这两次对“不道德”说法的回应,正是他性学系统研究的“先声”。

论周作人《欧洲文学史》的编撰特色及其启示

《欧洲文学史》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1917-1918)编撰的教材讲义,也是国内首部外国文学史。该书在译名方式、编撰意图、文学史编撰的客观性以及文学史观上,都体现了显著的编撰特色。作为具有这些特色的第一部国内外国文学史奠定了我国此后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基础,对我国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具有重要启示。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下)

8月,北大学生会“因章士钊摧残一般教育及女师大事”,提请“本校宣布与教育部脱离关系”。18日,北大评议员召集会议,议决“以本会名义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引发胡适、高一涵、皮宗石、王世杰、丁燮林、王星拱等之反对。28日,北大乃又召集评议会、教务会联席会议商讨,意见分歧如故。次日,《北京大学日刊》分别发表由胡适等17人签署的《为北大脱离教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以及由周氏等17人签署的《为反对章士钊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又发表由周氏等41人签署的《反对章士钊宣言》。此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一大分裂也。由此而至明年之“三·一八”事件,周氏日后省思,正乃中国知识分子斗争史之一转捩点。

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研究

儿童文学翻译思想框架旨在解决成人译者与儿童读者之间存在的心理差异问题。儿童文学翻译的主体是成人,而接受主体则是儿童,这恰恰是其矛盾对立之处。儿童心理与成人心理存在质的差异,周作人正是关注儿童心理特殊性的先行者。文章运用Citespace、WordSmith及MAT工具对译文语料库进行描写性对比研究,发现与对照组译文相比,周作人的译文更加强调语言的口语化、浅显易懂以及夸张表现;他反对说教式的道理教诲,倡导具有游戏性、具象性和空想性的纯粹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既是儿童的又是文学的,因此儿童文学翻译也应兼顾这两个方面。周作人采用的方法是信而兼达的直译,重视源文的正确与真实性,以实现源文风格的再造。

周作人年谱长编:1925年(上)

1925年,女师大事件持续恶化,进而引发中国知识界内部之严重分裂。5月27日,周氏等六教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30日,陈源即在其《闲话》中批评,以为“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周、陈之间立场殊异,进一步带动了《语丝》社和《现代评论》派之间的对立。五月,爆发“五卅运动”,周氏一面积极加入北大教职员沪案后援会工作,另一面又著文反省群众运动之流弊,以为“从五四运动的往事中看出幻妄的教训,以为(1)有公理无强权,(2)群众运动可以成事:这两条迷信成立以后,近四年中遂无日不见大同盟小同盟之设立,凭了檄,代电,宣言,游行之神力想去解决一切的不自由不平等,把思想改造实力养成等事放在脑后”。通过此类表述,周氏自身之思想根基,乃基本树立起来;而其思想面貌,亦渐趋明朗而稳固。

发现“讽刺”与“类型”:周作人论《阿Q正传》

在《阿Q正传》诞生初期的阐释史上,周作人写作的同题评论文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成为推动鲁迅小说“经典化”的关键环节。面对“索引癖”式的接受语境对于文本的误解,周作人以舶来的知识系统为“讽刺”之概念正名,将它从晚清以降文坛的污名化理解中打捞出来,并且以之为契机从观念上撬动层年累月塑造的文类习见与文学成规。周作人对讽刺中“类型描写”的概括则开辟了文学典型性的论域,使得《阿Q正传》能够摆脱驱遣一己私意的指摘,创造出一条具备强大公共效力,凝聚时代共名的意义路径。在这种分析思路的干预下,读者能够从作品中看取与“五四”初期纯粹生命主体不同的社会性主体形象,后者以“复数”而非“单体”的形式出现。“阿Q”的典型性不仅意味着它是一个指涉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文化能指,更在于知识者围绕此一形象的思想阐释,能够激发出改变现实的“方向性”力量。

鲁迅、周作人兄弟与日本现代文坛的接触——以《现代日本小说集》、芥川龙之介、江马修、《罗马字小说集》等为线索

由鲁迅、周作人兄弟合编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是中国第一部日本现代文学选集,收录了日本明治、大正时期15位作家的30篇小说。它的意义很深刻,但一直以来几乎为学界所忽视。从《现代日本小说集》周边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开始探讨,并分析中国作家如何接触日本文坛,又如何通过日本现代文学作品和文艺杂志来吸收和消化日本文学,以及日本文坛与中国现代文学形成的(影响)关系。

冲破身心的双重撒提:论蔼理斯对周作人女性观的影响

蔼理斯对周作人而言,既是知识的宝库,又是艺术的化身。蔼理斯在性心理研究方面倾注了半生的精力,周作人通过“人学”本体的坚守构建起由“人”自己来统治的内在堡垒,二人所做出的贡献可以称得上“唯一者所有”。周作人犹如蔼理斯在中国的化身。他不仅将蔼理斯的性学思想作为“杂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蔼理斯的诸多观念中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周作人综合蔼理斯的学说支撑自己的观点,或回应社会现象,或抨击专制教育。周作人对蔼理斯性心理学思想的接受既冲破了道德对身体的禁锢,又唤起了女性的自觉,动摇了桎梏女性的双重“撒提”。

序跋:透析京派的一个副文本视角

京派序跋作为副文本,在内容上,一面指向"书里边",一面指向"书外边",京派诸多方面皆在其中有所反映。结合热拉尔·热奈特副文本理论,京派序跋研究,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叙述:作家文事交往的见证;作家思想历程的载体;深度批评的实践篇章;文学论争的在场语域。京派序跋,为深化京派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副文本视角。

茶——透视周作人人生观与审美观的符号

通过对周作人茶文化观发展阶段及其内涵的考察，着重分析了他重视“生活”的人生观与重视“雅”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 ,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 ,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 ,有着鲜明的特征 ,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鲁迅与周作人对日本文化选择的比较研究

鲁迅很少谈及日本和日本文化,周作人一生把日本文化当作研究对象。探讨二者在异文化选择上的差异,不仅有助于深入认识鲁迅和周作人,而且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异文化的选择与研究、交流与传播,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日本影响为中心

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发生是先有理论、后有创作,这一显著特点使得对"儿童文学"观念发生的考察变得尤为重要。周作人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清末民初,他引来西方关于"儿童"的现代观念,建构了"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儿童本位""儿童文学",是两个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的关键词语。这两个关键词语在周作人阅读并重视的两本日文书籍《应用于教育的儿童研究》《歌咏儿童的文学》中都出现过,可以推断是周作人直接从日语借用过来的。周作人除了在观念上受到日本的影响,其"儿童本位"的情感也受到了日本文学表现儿童的俳句、小说、随笔的影响。

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与传统社会的关系裂变--以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失和作为考察对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的既定关系是预先设定好的,所谓“兄弟怡怡”便是人们理想中的兄弟关系。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主体性确立,传统社会的这种既有关系开始出现裂变,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便是其中的代表。传统社会所谓“兄弟怡怡”事实上是建立在“人”作为自我的主体性没有得到确认、个性意识没有觉醒的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周氏兄弟失和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人的主体意识得以觉醒、个人从家庭这一地理空间的羁绊中走出并最终确立自我主体性的历史必然,而且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带有某种普遍性文化现象。兄弟失和对周氏兄弟各自主体精神和主体情感世界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由此改变了他们两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文学世界的建构。

论周作人女性观的形成与特点

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是他思想中最有光彩的部分之一。他的女性思想从最初的关心同情妇女,进而发展到"女性的发现"和女性性解放。周作人的女性思想既是时代和个人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又与日本和西方外来文化影响有关。他关于女性性解放,个人觉醒的思考,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不失启迪意义。

历史不能臆说——也谈周氏兄弟的“失和”原因

鲁迅与周作人两人之间的兄弟"失和",是学界一直都在探讨的一宗公案。许多研究者出于维护鲁迅崇高的社会声誉,完全按照许广平或周海婴的一面之词,把责任全都推给了周作人和羽太信子,进而彻底遮蔽了该事件发生的历史真相。在查阅历史资料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学界目前所持有的见解或观点,几乎都属于主观臆说,根本就站不住脚。从《鲁迅日记》和《周作人日记》比照来看,这桩遭到兄弟二人误解的家庭矛盾,其实与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人格,都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或因果关系。因此走出"偷窥"隐私的学界偏见,回归学术研究的正常轨道,用历史事实说话而不是去捕风捉影,才是鲁迅研究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