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领域大语言模型的古籍分词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以古籍自动分词为切入点,引入“荀子”系列大语言模型,对大语言模型在古籍文本分词任务上的表现进行了探讨。[方法/过程]文章基于《左传》分词语料,进行了数据清洗和整理,构建了指令数据集,在此基础上,从数据集中抽取了1 000条作为测试数据,并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作为训练数据进行指令微调,并测试其性能。[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只需要少量的数据,大语言模型就可以有较为理想的表现,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条数据时,Xunzi-Qwen-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4.54%。

领域大语言模型下的古籍词性标注应用研究

[目的/意义]大语言模型的发展为古籍文本挖掘带来了新的思路,将大语言模型与古籍数字化、智能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古籍工作的必经之路。[方法/过程]文章使用《左传》词性标注语料,通过数据清洗和预处理,构建了一批高质量的词性标注指令数据,在此基础上,分别使用500、1 000、2 000、5 000条数据对大语言模型进行指令微调,并在另外1 000条数据上进行性能测试。[结果/结论]实验结果表明,“荀子”系列模型在古籍文本词性标注任务上性能优于通用领域模型,在微调数据量达到5 000时,Xunzi-Baichuan2-7B模型表现出了最优性能,F1值达到81.67%。

《左传》“凤兆”原义及凤凰文化的生成与歧变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懿氏欲嫁女于避难至齐国的陈公子田完,懿氏之妻卜得繇辞“凤皇于飞,和鸣锵锵”,即所谓“凤兆”。杜预、孔颖达以凤凰别为雄雌为逻辑起点来解读“凤兆”,逻辑前后不一。考察《左传》叙述“凤占”的文本语境,并参酌《诗经》《山海经》等先秦文献所载凤凰的内涵及南北朝时期庾信等的“凤凰于飞”事典用例可知,《左传》“凤兆”是以凤凰与众鸟和鸣喻田氏赢得政治声誉并预示其将代齐有国;不过,唐代“凤凰于飞”用例的内涵发生转变,往往喻夫妻和谐。“凤兆”源于周初开始流行的以天命观为内核的凤凰崇拜。商末周初,风神崇拜中视风神为上帝使者的观念嫁接给凤凰,凤凰被塑形为传达周代商而立之天命的帝使,从此成为“王者之嘉瑞”,预示明王、盛世的出现,并深刻影响历代政权合法性的建构。汉代以来,凤凰别为雄雌并喻恋人或夫妻的观念后来居上并深入人心。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故事强化了凤凰文化的婚恋寓意;孤鸾舞镜故事介入凤凰文化,使鸾与凤分工,唐代表现婚恋的美满偏爱使用凤,表现女性的孤寂偏爱使用鸾。凤凰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表征,也是解读“凤兆”的文化语境。

出土文献视域下的《左传》成书时间新论

对于《左传》成书的时间,当代学者往往根据《左传》载录的预言加以判定,即通过预言的应验与否来判断《左传》成书时间的上下限。“预言解证法”具有明显的局限性,由此得出的时间段也让人难以信服,而上博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所呈现的宏观文化语境显示,《左传》的成书年代可以根据史料的来源、诸子的引用加以判断。经过文本辨析可知,孟子的春秋史叙事并非来源于《左传》,而是战国社会广泛流传的短章型春秋史文本,《左传》的编纂应在孟子之后。根据出土简帛文献、荀子、韩非以及其他文本对春秋史事的引用可知,《左传》的成书年代处于孟荀之间。

全面展现清代《春秋左传》学研究的整体成就

《清代春秋左传学论著提要》将268部著作分类系年,勾勒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起点、学术方法的确立、学术范式的建立、学术与政治的纠葛、精英文化与下层通俗文化的沟通交流等多个面相,全面展现了清代《春秋左传》学在经学、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清代学者受制于王权,经史考辨虽精,但难以在义理上有所建树,也难有超出时代的史论、史识,但在文章学上,清人对于行文贯通、不平的要求,以及对文章诵读的领会,对现今《左传》文章学研究大有助益。

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春秋》经传对世卿阶层史事的历史书写与解释

有关世卿阶层的史事是《春秋》经传历史书写的主体,但经传对于史料的编纂与解释存在明显差异。《左传》预设了一种对世卿之“世”与“不世”原因的解释,并在历史书写中力图通过史事之间的联系来揭示这种因果关系;《公羊传》则是在构建历史解释时就抛弃了《左传》所提供的史料,转而通过对《春秋》叙述的模糊化解读来构建一组信息因果链,进而提出“世卿,非礼”的历史认识。西汉以后的史家多继承了《公羊传》的历史观,在历史书写的证据选择上,则是通过从《左传》的整体叙述中抽取部分例证来验证《公羊传》“世卿,非礼”的合理性,《左传》、《公羊传》皆以各自预设的历史解释来完成对世卿的书写。这些书写方式上的不同,不仅反映了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历史解释方面的差异性,而且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经学与史学在认识论形成路径上的差异提供了一个视角。

“今年”还是“明年”?--“大事所纪之年”探微

大事纪年法是使用重大事件标记时间“年”的方法,常见于楚地出土文献,备受学者关注。其中,“大事所纪之年”是哪一年,目前在学界存在较大分歧。比较传世文献中的大事纪年和出土文献中的大事纪年,能够判断二者应当是同一种纪年法。对传世文献进行整理研究,得到多条大事纪年记录。以《左传》为例,分析这些记录中“大事”的绝对年代,可以发现大事所纪之年即为大事发生之年。检讨“大事所纪之年为大事发生的下一年”的观点,很可能是前人将大事纪年当成了后世颁历那样每年都需要提前颁布而产生的误会,以及使用了可能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历表。

《左传》转折复句构式的轶出预期类型及其激活机制

《左传》中的转折复句构式有无标记图式、句间标图式、从句标图式和框架匹配图式四种图式,表现为三种轶出预期类型:否定预设类、句内对比预设类、句外对比预设类。出现频率越高的图式,其轶出预期类型越丰富。激活发话者或受话者心中轶出预期概念的途径主要有三种:一是通过单一句法成分构件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二是通过成对句法成分构件激活主观倾向产生轶出预期语义;三是通过关联标记构件激活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用概念整合的方法可以勾勒出激活句法语义范畴、主观倾向和背景语境产生轶出预期语义的概念整合网络。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左传》释义新解三则

《左传》庄公三十二年有“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参诸《史记·鲁世家》所载,“女公子”的“女”应属上读,全句当断读为“讲于梁氏女,公子观之”;“讲”或通假为“觏”,意为公子偶遇梁氏之女,遂注目欣赏她。文公十四年“王叛王孙苏”的“叛”似不应为“背叛”之义;或可假借为“反”,表返回之义,意为王使王孙苏返回成周。襄公三十年“视躁而足高”的“躁”或可通假作“傲”,意为儋括眼神傲慢、抬脚过高,此为人有异志之状。

论巫、瞽史口述与《左传》的诗性特征

巫、瞽史一体的职官传统,使“史”与“诗”在三代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巫、瞽史口述的历史是《左传》的早期史料来源;巫、瞽史口述的方法为《左传》所继承,并发展成一种“史有诗笔”的表现方法;巫、瞽史独立的、批判性的话语权力,构成了贯穿于《左传》中的史诗精神,具体表现为天命意识和道德意识的统一。对巫、瞽史口述与《左传》诗性特征的关系研究,对我们进一步从诗学的角度解读周代经典文本,有着重要启示作用。

论《左传》中黄河的文化意蕴

黄河文化历史悠久,《左传》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历史著作,不乏对黄河的笔墨书写,蕴含着先秦时代人们对黄河的态度和思考,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一,《左传》中记载了不少投玉祭河以求福佑的行为,展现了黄河祭祀文化。其二,黄河被赋予了见证国家以及个人履行盟约的监察判官的职能。最后,黄河在战乱环境里有特殊的政治意义,既是保卫国家的天险,也是问鼎中原的勋章。由此可见,黄河从自然事物变成文化的一部分。

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左传》评点学史

在《左传》评点学史上,受《四库全书总目》等代表观点的影响,真德秀《文章正宗》作为第一部《左传》评点著作的价值一直被遮蔽。通过系统梳理真德秀《文章正宗》与南宋、明代、清代《左传》评点学史的关系,厘清真德秀与朱熹、吕祖谦、汤汉、唐顺之、归有光、刘祜、李廷机、方苞、林云铭、林纾、吴曾祺等在《左传》评点上的渊源,比较《文章正宗》与《文章指南》《文章正论》《古文渊鉴》等关于《左传》评点之异同,以及展现闽学派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重要贡献,可以进一步认识真德秀《文章正宗》在《左传》评点学史上的意义与价值。

《左传》人物繁称的褒贬与缘情

《左传》对人物称谓的记载较为复杂,以名称、以字称、以谥号称、以封地称,章学诚称之“繁称”。《左传》繁称分两种情况:一是《左传》作者以称谓褒贬的史家书法为治史理想,关注到《春秋》称谓的细微变化,在《传》文中贴附上“寓诸褒贬”的史家书法观念;二是《左传》自身叙事在称谓上并未广泛实施史家书法,正如刘知几所言,“缘情而作”,根据其时民间的习惯称谓而作的直接记录。

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研究

在史学叙事中,空间维度书写表达占据重要地位,作者需基于空间维度巧妙布局与构思,记叙历史真实事件,达到史学书写目的。《左传》作为经典史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空间叙事特色,作者在特定空间延展记叙春秋时期历史事件,赋予空间叙事意义,活用多元书写表达形成鲜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文章重点围绕叙事空间展开机制、空间叙事手法、书写表达结构意义、书写表达特点四个维度,针对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进行研究。

《左传》所见春秋时代谥迹不一考析

谥号本是对人一生行迹定评式的总结,但《左传》中许多人物的事迹与其谥号的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偏差,即谥迹不一。谥迹不一绝不是偶然而成的巧合和误差:若同一谥号,个别人物谥迹不一,则是《左传》作者有意“以恶书反美谥”,其中蕴含了作者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礼乐观念;若同一谥号,所有人物都谥迹不一,则是春秋时期的谥解与现行《谥法解》出现了偏差,主要体现在“懿”“昭”“声”三者之上。其中“懿”字在西周早期时的书写形态与张口饮酒相关联,进而证明“懿”在谥法尚未规范时,或有直情任性、纵欲享乐的引申含义,春秋时则通过谥字的特殊形式部分保存了下来。

“《揚水》卒章之四言”新解

《左傳》載侯犯據郈邑叛魯,叔孫州仇私下求助駟赤,駟赤以“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答覆。受《詩經》文本訛變影響,駟赤引《詩》之用意長期以來未得到合理解釋。段玉裁據《荀子》中的《詩經》異文,推測駟赤所引爲《唐風·揚之水》卒章末四句,並認爲今本“漢初相傳有脱誤”。但由於《荀子》引文僅存三句,故段氏之意見尚有待證實。本文在梳理舊説的基礎上結合新出安大簡《詩經》,認爲“《揚水》卒章之四言”指“我聞有命,不可以告人;如以告人,害於躬身”四句。駟赤引此,既暗許武叔,又借機製造隱語防止泄露。

浅析《左传》文选中的词类活用现象

在汉语中,词类活用是一种非常活跃且常见的语言现象。《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整的编年体史书,它的词类活用特别丰富,是研究词类活用现象最佳载体之一。研究王力对词类活用分类的观点可以发现,名词、动词、形容词活用活跃,普遍存在于先秦文学中。名词用如动词的现象非常多,使动用法紧接其次,但是名词的使动用法比动词、形容词的使动用法要少得多,特别是动词作状语现象非常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