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传》传例的发展及刘师培对其的发明

我国早期图书没有凡例,需要读者去总结它文字背后的意义,有时要超越文本本身,进而推导出作者言外之意。《春秋》经“例”成为经学义理阐释最为显著与重要的内容。杜预明确提出《春秋》《左传》都为史记,否定所谓的时月日例,批评一字褒贬说,认为《左传》除日食、大夫卒而外别无他例,提出新凡旧凡说。在刘师培之前,对杜《注》的批评主要在训诂、章句与辑录汉说方面,而义例方面的成果很少,《左传》“例”学亟待突破。刘师培否定杜预的凡例说,同时将《左传》与《公羊传》《穀梁传》划分界限,系统地归纳总结《左传》传例。刘师培在解释《左传》与《春秋》关系和体例特色时体现出通变观念,但经学观念限制了他在古史研究方面进一步深入发展。

《左传》在欧美的译介

《左传》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左氏》等,之所以与儒家“四书五经”之《春秋》相关联,乃因为《左传》是以《春秋》为历史底本,并通过《春秋》提供的纲目记述了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所以《春秋》被称为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可谓中国古代第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所引《诗经》的音乐形式、结构与组合考

《左传》所引《诗经》是“歌诗”“诵诗”“赋诗”,均可归为声乐的诗乐形式。“歌诗”重在歌唱,多作礼制仪式用乐,由乐工表演,歌唱时有瑟作伴奏。“诵诗”与“赋诗”重在“吟咏”。这些乐诗涉及《诗经》中的《风》《雅》《颂》,而以《风》《雅》诗篇为主。从其唱词分析,《风》《雅》乐诗歌曲结构趋同,显示出俗乐对诗乐结构的影响。结合各类乐诗的组合使用可以看出,春秋时期礼乐用《诗》的等级规制已被打破,呈现出礼乐发展的衰迟之势。

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研究

在史学叙事中,空间维度书写表达占据重要地位,作者需基于空间维度巧妙布局与构思,记叙历史真实事件,达到史学书写目的。《左传》作为经典史学作品,具有丰富的空间叙事特色,作者在特定空间延展记叙春秋时期历史事件,赋予空间叙事意义,活用多元书写表达形成鲜明的空间叙事特色。文章重点围绕叙事空间展开机制、空间叙事手法、书写表达结构意义、书写表达特点四个维度,针对空间叙事学理论视域下《左传》的书写表达进行研究。

“立言不朽”与“以诗论政”:政治语言视角下的《左传》用诗述论

先秦原典文献《左传》存有大量用诗记录,不仅内涵丰富,而且其用诗目的也呈现知志、观风、言事、述理的多样化特征,是《左传》区别于其他先秦文献而独具自身文本特征的重要表现。从《左传》“君子曰”类史评用诗可以看出,《左传》频繁引诗用诗实际是先秦儒家“以诗论政”思想的结果。若进一步追溯《左传》这一儒家用诗思想倾向的根由,实际是《诗》具有理论价值与阐释弹性的特点而担负着政治语言功能使然,是周代“立言不朽”的礼乐文化传统对各级贵族政治场合用语的现实需求所致。

林云铭《古文析义》与清前期《左传》评点

《古文观止》中《左传》选文及评点建立在《古文析义》基础上,《左传》评点里程碑之作《左绣》也从人物评点、辞令评点、文法评点等方面继承《古文析义》。综观清前期《左传》评点,《读书堂古文晨书》《正谊堂古文汇编》《古文析观详解》等都可见对《古文析义》的借鉴,其时众多坊刻本也反映出对林云铭《左传》评点的广泛引用。林云铭《古文析义》可谓清前期《左传》评点奠基之作。

论《左传》的地理空间叙事

《左传》作为先秦叙事文学的典范,对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生成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左传》叙事的精妙之处不仅在于“以时系年”的时间叙事上,在地理空间叙事方面亦极具特色。依据空间的性质,《左传》的空间叙事类型主要有自然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两类。恢宏的战争场景,分散的叙事地点和简略的空间记叙则构成了其地理空间叙事的主要特征。此外,通过空间塑造人物形象、助推情节发展和深化叙事主题,空间与时间双线并进,最终实现完整叙事。

《左传》“其无晋乎”补证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为之城曲沃,士遂预言太子将不立,且曰:“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堂刊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77页)其中“其无晋乎”的释义仍有争议。

《左传》女性叙事研究

《左传》是我国一部宏大的历史著作,除了具有史学性质外,还具有极强的文学性。本文对《左传》中的女性叙事艺术进行分析,探寻春秋时期父权社会下女性的命运、女性观,探讨《左传》女性叙事对于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左传》探究时代背景下礼法的稳定性与变动性

《春秋》以其独特的“春秋笔法”将褒贬寓于文笔之中,而《左传》更是沿着《春秋》的道路,将这一特色继续发扬。礼法作为《左传》中贯穿始终的评判标准之一,更是书中人物、国家行事的重要准则。《左传》通过简练的文笔将延续在历史长河中的礼法及其在时代影响下而产生的变化直观展现在我们眼前,也浓缩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时代之变。

《左传》“春秋笔法”的罪郑叙事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十岁的宜臼被申侯等拥立为王,即周平王,都洛阳,东周开始。而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的标志则是起自郑庄公的无君无亲。郑伯用阴谋将弟弟共叔段逼到绝境,将母亲困在城颖,揭露了他的无亲;郑庄公视周为敌国,由周郑交质到反目成仇,繻葛之战,射王中肩,从此周天子尊严扫地,鞭笞了这位枭雄的无君。《春秋左传》从隐公元年写起,不仅仅是出于时间的考虑,更是一种“罪郑”的叙事意图,即把郑庄公看成是“礼崩乐坏”的罪魁祸首,《左传》细致地记载了他多次违背周礼的行为,甚至记载了他几个儿子的争权,郑国从此衰落,这是郑庄公种下的恶果。《左传》这样写是对他违礼的谴责。仔细研读这一部分的叙事,可以更好地理解《春秋》笔法。

清华简《系年》与《左传》普通词语合证

字词释读,是出土文献研究工作的基础。清华简《系年》与《左传》合证的字词,主要集中在普通词语方面。通过笺其同,证其异,沿源讨流,能够觇见战国词汇的时代色彩,亦反映出春秋战国之际汉语词汇变化的若干新质要素。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左传》中“君子曰”非孔子、左丘明、刘歆之言考

《左传》中的“君子曰”到底是不是《左传》的原文?是左丘明自己作的评论,还是《左传》在流传过程中被后来学者所增入?有的学者说是西汉末年的刘歆所窜入。本文经过考证认为,“君子曰”之言不是左丘明的评论,而是《左传》作为儒家教科书在战国流传时被战国儒家所加入的评论,其中很多内容是当时或从前的贤人对历史的评论。添加“君子曰”的人很可能是战国时代儒家的虞卿学派和荀子学派。“君子”并非专指一人,不是左丘明本人,与《史记》的“太史公曰”性质不同,而是泛指对历史有正当评论的贤人。“君子曰”之言可能收录在《法语》书中,不是《左传》成立时就有的,所展现的评论代表了儒家的价值观。

《左传》如何可信?——以早期文本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记载为例

《左传》对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叙事详细而生动。近年来出土子犯编钟铭文为重要的青铜文本,其铭文明确记载“五月丁未”为城濮之战胜利后,向周襄王献楚俘的日期,与《春秋》《左传》的时间互相印证;竹书文本《系年》《子犯子余》《晋文公入于晋》《成王为城濮之行》对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史实发生的时间都有简明记载,与《左传》相关记载互补互证,但由于有的学者对《左传》所用历法不是很明确,时间与事件似乎不相配,进而怀疑《左传》历史记载的可靠性。《左传》杂用夏、殷、周三种历法,但在晋文公“主夏盟”之前主要通行以建丑之月为岁首的殷正,这在重耳归晋与城濮之战的时间记载上有充分验证。时间是编年史的灵魂,这些早期文本相互支撑,相得益彰,构成了一个共时性的语义场,研究重耳归晋及城濮之战的叙事时间也有助于了解这些早期书写文本的重大价值,同时对《左传》成书及可信度问题也提供了一个具体实例。

论《左传》中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

《左传》是我国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也是我国最早叙事较为详尽的编年体史书,其中记载着诸多外交辞令,透过这些外交辞令可以让我们看到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和文化活动,更体现着一个时代的文化内涵。本文首先对于春秋时期的外交活动以及《左传》外交辞令的发展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系统地分析了《左传》外交辞令的语言风格,最后结合实例,探讨《左传》外交辞令对当代外交活动的启示和影响。

朱熹与南宋《左传》评点学

综观《左传》评点发展史,南宋是《左传》评点学的形成期。现有研究虽已指出吕祖谦与《左传》评点学的关系,却忽视了朱熹对《左传》评点学形成的重要贡献。朱熹基于《左传》所传《春秋》之事,对《左传》文章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而促成了朱子后学如真德秀、汤汉、朱申等以《左传》为“文章之祖”进行评点。结合《文章正宗》《妙绝古今》《音点春秋左传详节句解》《新刻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等南宋时期《左传》文章评点著作,可见朱熹对南宋《左传》评点学的形成以及《左传》评点学史具有重要意义。

《左传》中的“舆人”所指研究

《左传》中有多处提到“舆人”,学界对“舆人”所指何人未有定论。从语言学角度出发,首先厘清“舆”的各个义项,分析先秦文献中“人”的隐含意义,解释“舆”作为单音词及以不同语素义参与构词的不同含义。再结合《左传》文本的语境及前人注疏,探求《左传》中“舆人”的真正内涵。单音词“舆”和“人”组成双音词组“舆人”,在《左传》中用来指称具有一定地位的官员。当“舆”义为“贱官”时,“舆人”是指管理车舆的官员。当“舆”义为“众”时,“舆人”即指众臣。“舆人”所指称的众臣并没有特定的范围,常指擅长运用“诵”的方式讽谏时事,为国君出谋划策、排忧解难的大臣。

《左传》文化精神的尚言内蕴

语言承载着人类文化的积累和传承,我们谈文化精神是离不开语言的,尚言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我国现存商周史料中保存比较完整和颇具史料价值的古老文献《尚书》和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都有对言辞的重要性的论述。《左传》作为春秋时期一部重要的典籍,其异彩纷呈、风格各异的辞令之美蕴含了“言,身之文也”的语言文化精神。士人们雅好辞章,注重文饰,建言修辞,追求立言不朽,彰显了一个讲求辞令文化的时代风格。

东汉《左传》传播方式考论

东汉是《左传》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上承西汉,下开魏晋,是《左传》学由形成走向鼎盛的过渡时期。《左传》在东汉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学统传播、应用传播以及文本传播,其中学统传播是《左传》最主要的传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