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权与女权之间:近代中国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四次论争

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诉求,20世纪前期知识界围绕女子教育宗旨展开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依次以贤妻良母、超贤妻良母主义、母性主义、妇女回家论的话语形式呈现,虽然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应否将女子养成"贤妻良母"以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论争,这不仅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也说明了国权与女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

清末民初女子教育观的嬗变:从“贤妻良母”到“女国民”

民族主义使女子学校教育进入了中国人尤其是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并最终纳入国家主流话语而迅速发展起来。清末民初的女子学制变革即为显证。它不仅促进了女学的发展和女子教育平等权的获得,也推动了女子教育观由"贤妻良母"向"女国民"的嬗变,使女性从融于家庭集合体内的身份转化为个体身份,女子教育不只停留于妇女对国家的尽责上,还肩负了恢复、张扬女权的重任。

论阎连科“耙耧小说”中的河洛女性形象

阎连科在对河洛故土耙耧山乡的守望与书写中,塑造了“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既寄寓着作家的女性崇拜心理,又有着鲜明的河洛理学文化意蕴。耙耧女性退守于婚姻家庭,在爱的舞台上独自悲壮地表演,传达出的是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

也论“贤妻良母”

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妇女的解放,“贤妻良母”中的封建因素不断被摒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进一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了妇女更大范围的解放。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呈现不同时代“贤妻良母”的某些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还存在着角色上的冲突与困惑。

20世纪初期女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

20世纪初期,贤妻良母主义盛行,与男性话语中的"贤妻良母"不同,女性知识分子从女性角度出发,赋予了它独特的含义,这其中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生活经验。她们重构了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提高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在思想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奠定了良好基础。

社会转型期女性对独生子女教育的影响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期，处于社会约定俗成的贤妻良母角色的母亲们，家庭教育中处于两难境地。她们将人生价值的筹码不可更改地压在了子女身上。但由于观念、文化、经济等诸多原因，这一代母亲总是在教育着健康有缺陷的孩子，尽管这不是故意的。为了两代人的健康成长，全社会都必须关注女性追求自身解放，重视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促进妇女发展。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初探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是我国政权更替较为频繁的特殊时期,这段时期内各个阶段的教育价值取向、教育诉求均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的"贤妻良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母性主义",中央苏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服从战争的需要"。探索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寄望对当今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研究有所裨益。

从女权斗士、香闺佳人到贤妻良母——民初上海女性期刊读者定位的演变及分析

民初上海报业商业化及文化思想界新旧混杂状况塑造了其时女性期刊的多种面貌和对女性读者不同层面的身份定位。女性参政运动期间,女权运动精英创办的期刊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其女性读者定位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女权斗士。其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开始占据阅读市场,女性读者被定位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如何满足闺中女性的阅读欲成为报刊编辑实践的核心。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创办《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在市场获利和承担文化责任双重使命中取折中态度,以知识、技能、美德等为核心话语,女性读者身份定位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种对女性读者身份定位的不断变换凸显了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交织的语境中中国女性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慈母、孝女、贤妻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

从认识慈母、孝女、贤妻的传统意义入手,全面评价慈母、孝女、贤妻的时代价值,并提出我国女性扮演好慈母、孝女、贤妻等家庭角色的主要路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党中央重提孝女、贤妻和慈母,绝对不是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简单回归,而是女性在充分发展后对家庭提供更加优质的性别服务,用"四自"的时代新女性的发展引领和支撑家庭领域的孝女、贤妻和慈母的角色扮演,进而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这才是当代妇女科学发展的理性选择。

贤妻良母与成为现代女性不矛盾

贤妻良母本是个好词。但由于是从封建时代沿袭下来的,在传统意义上有视女性为男性的附属品、相对男性处于服从地位之意而遭到人们反对。应对其涵义进行改造,赋予现代意义。女性为妻为母当然要成为贤妻良母,这与成为现代女性不矛盾。

培养中日文化差异意识,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差异意识的导入。从大学生对中日两国"贤妻良母"女性观的误解现象可以看到,培养中日文化差异意识,引导大学生从多元化的角度去看待接纳异文化,是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高校日语教师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加强探究提高大学生的基本交际能力、移情能力、关系能力、情节能力和交际方略能力,教给大学生相应的方法和培养其良好的学问态度和习惯。

对娜拉出走的批判性分析

《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娜拉从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到弃夫离子甩门而出,可以看到她自我认识不足、缺乏主见、做事冲动,实则离"贤妻良母"尚有一定距离。

1940年代延安文学中的妇女问题

1940年代延安由反对"新贤妻良母主义"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从表面上看好似由女性立场出发并试图改变女性困境,却在不自觉中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女性的独立与解放、女性境遇的改变、现实进行的妇女运动,都被赋予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全民抗战"。唯有在"全民抗战"基础上进行的妇女解放才是有可能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

论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与精神记忆

记忆这个文化学的核心概念,为日本女性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虽然学习西欧的先进文明,却将女性置于此外,仍然以"贤妻良母"为妇德标准来束缚女性。"生儿育女"是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贤妻良母"则是精神记忆。女性作家在作品里否定社会对其"生儿育女""贤妻良母"的定位,肯定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以争取女性的肉体解放和精神解放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次的文学内涵则是要重塑女性作为主体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

两个新爱洛伊丝——朱莉与德·莫尔索夫人形象之比较

朱莉、德·莫尔索夫人都是追求爱情的女性,都是贤妻良母.卢梭把朱莉写成了理想的人物,启发人们怎样理智地生活和相爱;巴翁的莫尔索夫人是一个现实主义典型,她的爱情追求是一个悲剧,表现作者科学的爱情观和对家庭、婚姻问题的深层思考.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从伦理角度看娜拉离家出走

"男主外,女主内"是近代社会的家庭伦理模式,它要求女性争做贤妻良母。娜拉本意要做贤妻良母以实现自我,"假冒签名"事件却令她做不成,所以才离家出走了。婚姻中许多难题,不是能一走了之的,人生需要相互担待,相互包容。伦理的规范和法律的规范可以数学式地复数存在,生活亦需要含糊暧昧,娜拉的出路在于及早回头。

“五四”女作家笔下“贤妻良母”的新内涵

"贤妻良母"曾一度被看成是封建女性的代名词。冰心、陈衡哲等"五四"女作家根据自己的人生体验,理智、谨慎地对民族、文化、历史进行审视和反省,扬弃了传统的女性角色。她们对女性标准人格和角色定位做出了准确把握,从思想基础、自身修养和社会尊重等三个方面赋予了贤妻良母新内涵,在文化观念方面为女性解放创造了良好条件。

卢梭与西方女性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主张为西方女性主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点,而他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既遭到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批判,又获得过女性主义思想家爱伦·凯的支持,这一切都使卢梭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波诡云谲。

女性解放与贤妻良母角色——冰心笔下女性形象的启示

真正的女性解放是基于女性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得有利于女性自我实现的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冰心通过塑造贤妻良母提升家庭角色的价值,扩展其社会功能,符合女性的现实需求;冰心从未将家庭角色作为女性的一切,而是为女性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相较于新女性对家庭角色的弃绝和否定,看似保守改良的贤妻良母更具现代性和积极意义。她所涵盖的母爱,不仅实现了女性的解放和幸福,而且重铸了人与世界的建设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