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唐诗选学概论

本文从选学视角、选学形态、选学思想对二十世纪唐诗选学发展做鸟瞰式纵览,把唐诗选学分为三个时期——民国阶段、五十至七十年代、世纪末二十年,简评各期所涌现出的著名选本的诗学价值,从中发掘唐诗选学的文化和文学意义。

明清“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的乐府体例之争

编选古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接受形式之一。在一批明清之际的“古诗——唐诗”系列选本中,就乐府诗的体例问题形成了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倾向与分歧,即大多数系列选本保留了唐前乐府诗的体例而取消了唐代乐府诗的体例,只有少数系列选本保持了乐府诗体例的前后一致性。这种主导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前代学者对唐代乐府诗的轻视,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乐府诗的研究进程。

从《唐诗评选》蠡测船山论诗的风格和特点

《唐诗评选》是王船山重要的诗学著作。船山生活于明清鼎革之际,明亡后以明廷遗民自任,又集哲学家、史学家、诗人、文论家于一身。非同寻常的经历和学识使其诗歌批评既富有时代色彩,又充满了个性特征。

《钱锺书选唐诗》选本特色论略

《钱锺书选唐诗》是一部别具一格的私人化唐诗选本,其选录取采之广,晚唐风之盛,对“小家别子”惬心悦目诗作之推举,对传统“大家”定位之突破,对格调、词藻、情意、风神四者并举尺度之持守,不啻对唐诗新的诠释立场和眼光。该选本为今人读唐诗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和维度,亦为后世选本提供了独特的审美参照。将之与《唐诗三百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选注的《唐诗选》进行选目数据对比,并参以钱先生其他学术专著中闪现的吉光片羽之论说,无疑能够客观呈现钱氏选本特色及遴选宗趣。

从“唐人选唐诗”看文学史著作选评唐诗的得失

"唐人选唐诗"有助于我们认识文学史论著选评唐诗的得失。"唐人选唐诗"与文学史著作选评李杜诗异同情况:两者都重视李白乐府与歌行;后者重视李白绝句,前者不重视;《才调集》突出了李诗题材"近俗"的特征,文学史著作则忽略了。两者都推重杜律;诗史类作品不被前者所重视,为后者所重视。皇甫冉《巫山高》和祖咏《苏氏别业》为"唐人选唐诗"重视,不为文学史论著关注。王维山水田园诗应该进入文学史,但编撰者有偏爱之嫌;王翰的《凉州词》进入文学史著作的方式以及是否应该进入文学史著作,都需要讨论。

论《唐诗评选》“以平为贵”的批评观

王夫之《唐诗评选》中的评语为论唐诗者征引不辍,但对此书整体的批评观,学界却鲜有论及。作为一部诗歌评选著作,《唐诗评选》在诗歌的取舍褒贬之间体现出了"以平为贵"的批评观,此批评观涵摄了诗歌的风格、情感、结构和语言等许多方面。

黎兆勋《侍雪堂诗钞》成书经过与版本源流

黎兆勋生前意欲整理刊行《侍雪堂诗钞》《石镜斋诗略》两部诗集。《侍雪堂诗钞》拟收录咸丰七年(1857)赴鄂以前所作诗歌,却一直处在删汰打磨状态,生前未能定稿刊行;《石镜斋诗略》收录赴鄂后所作诗歌,咸丰十年(1860)曾结集,但创作未停,作品不断补增,生前也未刊行。同治三年(1864)秋,黎兆勋去世,其弟黎兆祺等汇集整合“《侍雪》旧编”、《石镜斋诗略》及其他诗稿,于同治四年(1865)夏编出八卷本《侍雪堂诗钞》,并于同年秋刊行。同治本《侍雪堂诗钞》虽系战乱中仓促而就,但前期工作充分保障了质量,后黎庶昌光绪十五年(1889)在日本使署刊刻《黎氏家集》时便以此为蓝本,缩编为六卷本《侍雪堂诗钞》。民国时王德毅主编《丛书集成三编》,又缩印了光绪《黎氏家集》本。三本《侍雪堂诗钞》一脉相承,属于同一个版本系统。

凡例——唐诗选本评注形态与评注观念的阐释指南

通过凡例考察选本的评注形态和评注观念,是唐诗选本研究的重要方面。凡例详细说明唐诗选本的评注方式,评论、笺注、解、圈点等方式形态不一而重点不同。凡例体现出选编者的评注原则,表现为对如何去取前人评论的思考,对笺注原则的说明与对文献来源的时间范围进行限定,对释典故实与否的仔细考量等。作为正文本之外的副文本,唐诗选本凡例既保留了古人对于评注的思考,又在评注形态方式的选择与说明中,寄寓选编者的诗学观念与学术态度,是唐诗评注观念阐释的凭借,也是读者阅读选本的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