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母良妻”到“女国民”的不完美转向及启示——基于《申报》(1905-1919年)对“女子形象”报道的考察

1905-1919年的《申报》通过建构“贤母良妻”与“女国民”两种女子形象影响着现实中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发展。《申报》中的“贤母良妻”继承了我国传统女子形象中的道德约束特征,同时亦吸纳了西方和日本女子形象中的近代因素。作为政治话语的“女国民”诞生于“贤母良妻”影响之下,有名无实。“贤母良妻”与“女国民”均未能摆脱被动的工具地位,该阶段的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因而,《申报》未能实现女子形象由社会话语到政治话语的转变。以此为基,观照现实:媒体应避免图像化宣传女性,女性社会角色应在家国互动中定义,女子教育与女权运动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女性独立。

重审《妇人画报》中的摩登女郎形象

文章以20世纪30年代发行于上海的《妇人画报》为研究文本,通过结合“女性嫌恶症”这个生发于上海语境的本土词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解读“摩登女郎”被审视的细节和原因。不难发现,摩登女郎表面上的前卫实则是男性作者对女性肉体的臆想与规划;女性享受溢美之词,以甘愿跳入他们打造的美的枷锁为代价;男性对摩登女郎爱恨交织,体现了他们自身情感上的矛盾。这些“女性嫌恶症”表现背后的原因与女性社会角色的多维期待、近代女学的“失控”、男性作家融入上海大都市的焦虑等相关。图文形塑的“摩登女郎”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政治、经济与思想维度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中与西、性别博弈。

近代教育家陈子褒的女子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评

陈子褒是我国近代广东著名的教育家,他提倡男女平等教育、小学教育权归于女子等教育思想,他招收女生、兴办女学、编写妇女读物等教育实践活动,在当时教育领域具有先驱者的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对我们当前的女子教育仍有借鉴意义。

“娜拉”走后:弃儿创伤与解放的误区

"贤母良妻主义"在清末民初曾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遭到否定,"娜拉出走"成为五四以后女性主体确立的神话。"贤母良妻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放逐以后,"弃儿"成为女性解放过程中一个普遍的现象;弃儿创伤,则以隐性的书写,成为某种现代"寓言",昭示了中国女性"解放"思路中的父权无意识。

20世纪30年代中期关于“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论争

20世纪 3 0年代中期 ,“妇女回家”与“贤妻良母”的讨论在报刊流行一时。主张妇女回家的多为男性 ,而反对妇女回家的多为女性。回顾此次论争 ,考察论争发生的背景及两性观点的歧异 。

导致女大学生就业难的性别角色分析——基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的田野调查

文章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一是男女大学生大都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二是在家庭与工作冲突时,大多数女性认为应该用降低工作的比重来承担"贤妻良母"的职责;三是女大学生认为在生育抚育阶段应该调整工作家庭的比重,将重心放在家庭;四是工作对于女大学生而言,稳固夫妻情感、稳定家庭的意义大于提升自我的社会价值。这些社会性别意识,势必降低女性的职业追求和职业成就,降低用人单位录用女性员工的意愿。

夏目漱石《行人》中的阿直形象试析

本文以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夏目漱石的小说《行人》中的阿直形象。阿直受到当时主流话语和家族制度的影响，以“贤妻良母”的标准来约束自己，在家庭中寡言、顺从和忍耐；但同时她又有着朦胧的自我意识。她既不属于当时日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所标榜的“贤妻良母”，也不属于方兴未艾的“新女性”，是一个处于二者之间的存在。

女性家庭角色的现代变迁——从“贤妻良母”到“夫妻和睦”

新时代男女两性性别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女性"贤妻良母"的角色在家庭事务与家庭资源的决策和分配权利上逐步与男性趋于平等,夫妻以平等的家庭地位共同持家养家、共担家庭责任。基于此,文章认为女性也是家庭生计的供养者,鼓励建立夫妻合作式家务劳动模式,一方面增强男性家庭角色力量,另一方面通过"母亲"的角色积极凝聚家庭成员亲情力量,树立"夫妻和睦"新形象。

论阎连科“耙耧小说”中的河洛女性形象

阎连科在对河洛故土耙耧山乡的守望与书写中,塑造了“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形象,既寄寓着作家的女性崇拜心理,又有着鲜明的河洛理学文化意蕴。耙耧女性退守于婚姻家庭,在爱的舞台上独自悲壮地表演,传达出的是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

也论“贤妻良母”

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随着妇女的解放,“贤妻良母”中的封建因素不断被摒弃。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妇女进一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实现了妇女更大范围的解放。但是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呈现不同时代“贤妻良母”的某些特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还存在着角色上的冲突与困惑。

论冰心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冰心的新"良妻贤母主义"的内涵及体现出的对中国传统女性意识的部分趋同和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真实地表现出在新旧思想交替、碰撞的"五四"时期,我国女性意识不断嬗变与发展前进的历程。文章从婚姻家庭观念、女性主体意识及文体意识三个角度,论述了冰心独具时代色彩的女性意识。

从女性主义看路遥笔下的贤妻良母形象

路遥作品中,塑造了一些贤妻良母式的女性人物形象。她们生儿育女、相夫教子、无私奉献,是符合男权观念的女性形象。在女性主义的审视下,这些贤妻良母过的却是丧失了自我与个性的生活,并没有真正的幸福可言。

现代版贤妻良母──冰心女性观探析

冰心的女性观得自于她的成长背景。她的女性观与家庭意识密切相关。现代版贤妻良母的女性观既包含着妇女解放的时代内涵，又与人们潜意识下的传统伦理观念有某种妥协。

“良妻贤母”与“贤妻良母”的不同命运——近代中日女子教育比较

“良妻贤母”曾经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代名词,有知识、有文化,始终是近代日本妇女的“贤”与“良”的主要标准之一。其时的中国也曾受其影响,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然而,近代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使中国妇女不可能像日本妇女那样,在相对安稳的环境下去接受教育和知识的熏陶。日本的“良妻贤母”与中国的“贤妻良母”不仅有着不同的内涵,也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论《聊斋志异》中的贤妻良母形象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蒲松龄,他的思维模式、道德标准仍未能超出传统伦理思想的范畴。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了为数不少的"贤妻良母"形象。解读这类形象,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十七世纪女性的真实风貌,更能由此了解蒲松龄在塑造现实女性时所袒露出的男权意识的伦理理想。

慈母、孝女、贤妻的时代价值与实现路径

从认识慈母、孝女、贤妻的传统意义入手,全面评价慈母、孝女、贤妻的时代价值,并提出我国女性扮演好慈母、孝女、贤妻等家庭角色的主要路径,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党中央重提孝女、贤妻和慈母,绝对不是女性对传统家庭角色的简单回归,而是女性在充分发展后对家庭提供更加优质的性别服务,用"四自"的时代新女性的发展引领和支撑家庭领域的孝女、贤妻和慈母的角色扮演,进而形成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彼此促进,这才是当代妇女科学发展的理性选择。

培养中日文化差异意识,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

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离不开文化差异意识的导入。从大学生对中日两国"贤妻良母"女性观的误解现象可以看到,培养中日文化差异意识,引导大学生从多元化的角度去看待接纳异文化,是提高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关键。高校日语教师应从文化差异的角度,加强探究提高大学生的基本交际能力、移情能力、关系能力、情节能力和交际方略能力,教给大学生相应的方法和培养其良好的学问态度和习惯。

对娜拉出走的批判性分析

《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娜拉从温柔善良的"贤妻良母"到弃夫离子甩门而出,可以看到她自我认识不足、缺乏主见、做事冲动,实则离"贤妻良母"尚有一定距离。

民初都市女性形象及社会地位的确立——以1921年《申报》女性广告为例

1921年《申报》的女性广告塑造了健康、美丽、年轻、时尚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在成为都市消费主体的同时,中国女性开始逐步构建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广告对女性形象的运用体现了女性在商业中的工具性价值和消费客体的地位。女性广告同时体现出都市女性构建与现代化相连的家庭生活模式的趋向。但是,女性的社会价值定位单一,仍然延续传统的贤妻良母角色,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的成果十分有限。中国女性的最终解放仍然需要社会的整体演进和自身坚持不懈的努力。

爱国女杰与贤妻良母:前“五四”时期女性文学期刊的性别构建

近代女性期刊中的文学叙事女性性别主体构建,是一个融合政治话语、历史语境、审美理想、文化象征等多种意义包含其中的有意味的形式。"内外""闺阁"与"社会"的思维定势外化为女性构建的两种路径:以国家救亡为功利性目标感召下的爱国"女杰"形象;以新知识武装的"新贤妻良母"系列。这两类女性形象在近代女性著名期刊《女子世界》与早期的《妇女杂志》中有充分地体现,而如柳亚子、叶圣陶等近现代知识分子也通过自身文学创作回应了两种路径的观点和主张。性别主体构建体现了前"五四"时期对于女性性别主体的"选择性忽略",女性的价值判断标准经历了"国家"到"家庭"的转换,但唯独没有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和彰显,这也预示了"五四"文学女性主题的先声和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