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之间:苏轼饮食赋的经典构建

苏轼的饮食赋写作祖述《诗》《骚》,导源于俳辞,将《楚辞》的高洁旨趣与俳辞的幽默诙谐寓于一身,体现了有意变革的文学主张,使赋体完成了由娱神,到娱人,再到娱己的功用。苏轼以全部生命体验投入,在审美取向与情志追求上打破雅与俗的边界,克服内在情志的对立冲突,不再刻意强调赋体书写对象的雅俗性质,而是以平和的心态,以审美的态度书写日常生活。可以说,苏轼对雅俗关系的思考递嬗过程也是逐渐实现自我的人格养成过程。苏轼的饮食赋不是简单的“游戏文字”,而是奠定了一种经典范式,对后世有开创之功。

赋韵考论

赋是有韵之文。赋有不同体式:诗体赋、骚体赋、散体赋、骈赋、律赋。其用韵方式有同有异,律赋严格限韵,其他不限韵。赋韵源于诗歌,早期赋都用《诗经》《楚辞》的韵系和韵式。汉代散体大赋和宋代文赋用韵最宽松自由,韵位疏密和韵部转换皆无定式,行文中有很多无韵的散句,加之古今音韵变化,有些韵脚今人已经不觉得是押韵,因此,除了专门研究古代音韵的学者,普通读者会觉得散体赋韵若有若无。骈赋和律赋用韵整饬,通常偶句押韵,不断换韵,可称为骈排转换韵式。这种韵式对赋的文体结构、内容之铺陈罗列、诵读的感觉都有重要意义。每个时代的赋韵,使用的是当时的音韵系统,在汉赋中,甚至有少数赋韵还带有作家的方言因素。

唐五代关中文人的用韵特征

唐五代关中文人用韵系统可以归纳为28部,其间有不少参差通押现象,可分为四大类59小类,反映出唐五代时期通语的韵类分合以及关中地区的某些方音现象。

意境、情韵与神味:林纾散文学的新色彩

长期以来中国散文学都是以文道、义法为主流,这从根本上规定了散文学的发展方向,限制了审美论的发展。林纾虽然以古文的衣钵继承人自居,但并没有坚守"文道""义法"传统,而是以情性为散文之本,这就使他在散文审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其中,"意境"、"情韵"与"神味"三说最具代表性,突出地体现了林纾散文学的诗性特质。它们的出现为散文学增添了一抹新的色彩,也为近现代散文学的发展打开了一条新的通道。散文学领域里提出"意境"、"情韵"、"神味"诸说,对于源于诗国的这些美学范畴,也是一种丰富和发展。

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两汉《诗》学史札记之一

汉人以《诗》观赋、以《诗》论赋 ,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此一历史阶段之经学化了的《诗》学观。从汉赋中的一批引《诗》资料看 ,很多是藉称《诗》以宣讲儒道、张扬经学 ,但却有一部分则重在援引古诗原有的蕴义和诗文本身 ,或援用诗典 ,或化用诗意 ,或引用诗句 ,客观上已经具有了文学借鉴的意义。《诗》三百一经流传 ,就不断产生双向的影响 :既是政治的、经学的 ,也是诗学的、文学的 ;汉人以《诗》观赋与引《诗》入赋 ,又于此提供了新的例证。

论孙犁大师的散文艺术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孙犁创作并出版了10种散文集。这批杰出的作品,奠定了孙犁一代文学大师的牢固地位。在这批作品的写作中,孙犁提出并实践了散文创作要以“理”取胜的观点,认为散文的生命在“理”而不在“诗”,确认了“理”在构成散文诸因素中的统领地位。这种对“理”的强调和表现,铸就了孙犁散文艺术突出的特质;同时,孙犁的语言也相应地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虽然现在或许还不是孙犁的时代,但大师的散文艺术,定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以其独具的美学品格而熠熠闪光。

论辞与赋——从文体渊源与文学方法两方面着眼

本文认为,辞与赋原为两种古老的体裁,各自开始于口头文学时代。辞渊源于"祝史陈辞"、行人辞令等体,屈原的《离骚》、《九章》等作品与祝史陈辞有渊源关系。辞赋两体自宋玉、唐勒至汉初贾谊开始合流,至汉代赋体大兴,辞名隐而赋名显,然汉人仍多以辞赋合称。然辞赋不仅是两种文体之名,更是两种文法之名。辞赋两法都始于口传时代,至辞赋合流后成为赋体文学的两种基本的表现方法。但不同赋作、不同阶段的辞赋,其在使用辞法与使用赋法上是各有侧重的。这应该是我们认识赋史,评论赋艺的重要的考察点。赋代表了文人文学最早成熟的一种文学方法,同时也是最早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

赵壹生平著作考

赵壹是汉代著名作家。本文对文献所载赵壹生平中几个问题加以考证 ,纠正归说之误 ,又第一次对赵壹生卒的大体年代 ,赵壹几篇作品产生的年代进行考证提出较确定的看法 ,对赵壹作品之辑佚 。

律赋用韵类型探论——以清《雨村赋话》《复小斋赋话》为中心

律赋与科考关系密切,是科场取仕的重要文体。律赋的根本特征是注重用韵。试赋限韵肇端于初唐,其韵字平仄、用韵次序、韵数多寡皆无定制。中唐之后,八韵八段式成为常例。宋代以降,四平四仄相间而行的韵脚终成定制。金元明三朝,律赋渐趋式微,用韵问题亦渐行渐远。有清一代,律赋繁兴,论述律赋用韵的典籍随之而增,尤其赋话一类文献关涉律赋用韵繁多,据清代《雨村赋话》、《复小斋赋话》二书,厘定出七种不同的用韵类型,并就其功能、价值及其演变轨迹略作考察。

楚辞与骈文

“楚辞”具有特殊的句式特点 ,那便是以“兮”字为核心和枢纽的对偶型组构方式。它规定了句子内部和两句之间的对应关系及基本节奏 ,同时也规定了句子必须以两两相对的偶句形式出现 ,从而使其具备了产生骈偶的基础和条件 ,并将这种骈对基因传给它的嫡子赋体文学。由楚辞到赋、到赋的骈偶化、再到用骈偶的方式作文章、最后在西晋形成骈文 ,汉魏辞赋充当了“楚辞”

“赞”文分类与《文选》录“赞”

汉魏以来,因应不同场合与需要,赞文创作蔚为大观,可分为散文之赞和韵语之赞两类。散文之赞主要有经赞和史论赞,分别重在阐明与评论;韵语之赞主要有仪赞、画赞、史述赞和杂赞,为赞文之主体。其文或与仪式活动相关,或阐明图画、赞颂人像,或用于史书中概述大意、兼行褒贬,或随地取材、因材施赞。其体以四言体为主,兼有五言、七言、杂言,甚或骚、赋诸体,通篇押韵,多为隔句用韵,或一韵到底,或每四句、六句抑或八句、十句一换韵,或无一定之规,通篇灵活换韵。入选萧统《文选》的赞文,在类型上分属画赞、人物杂赞、史述赞和史论赞,其得以入选,主要在于情辞之美。

从《白鹿洞赋》看朱熹的诗意栖居

朱熹《白鹿洞赋》是辞赋类文学中的精品,在辞赋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朱熹是诗人思者,他关于白鹿洞的言说也就是他关于人格养成的诗性言说。朱熹的人格极为丰满,其显著特点是雍容不迫,宠辱不惊。这种特点表现在其诗作中就是淡泊而有味,清通而绵长。朱熹一生诗意地栖居于其尚淡而清通的诗歌之中。从朱熹的诗意栖居出发,我们可以更好地把握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从而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之中保持大众化的姿态,诗意地栖居在这变动的世界之中。

梁孝王集团的文学想象

战国以来养士之风盛行,其流风余韵,波及西汉前期。爱才惜才的梁孝王刘武周围聚集了众多的文人,通过对《西京杂记》以及谢惠连《雪赋》有关这个文学人物集团的描写的考察,可以看到梁孝王集团在后代文人文学想象中的意义。

六朝诗赋观考辨——以《文赋》、《文章流别论》、《文选》、《文心雕龙》为中心

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辨析这一命题的理论内涵,考察其来龙去脉,既可以追溯诗赋观的源流,又可以厘清六朝人与汉人诗赋观的异同,还可以初步勾勒这两个时期诗赋辨体的情状。

骈赋韵律特征分析

骈赋语言是经过加工提炼的古典韵文文学语言.通过分析经典骈赋作品,认为骈赋韵律表现为四言句或六言句的基本句式,双音节音步的韵律节奏和语段为押韵单位.骈赋韵律形成了与句法关系的非一致性现象,还引起了句式变通、词形变异、控制结构助词隐现等现象.

唐代以前都邑赋对城市及其建筑环境问题的思考

唐代以前的都邑赋并非仅仅是当时城市及其建设情况的文献记录,也不是为其时代和统治者唱响的赞歌,在赋的形式下它更多地思考了城市环境及其建设与城市经济、民风民俗、国家政治以及人心理健康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论都赋和阮籍的《东平赋》、《亢父赋》,见解深刻,为我们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试论江淹诗赋的“爱奇尚异”

江淹的《杂体诗三十首》(并序),是一篇独特的五言诗专论,《别赋》与《恨赋》,亦为抒情小赋中的“创格”。江淹在藻饰方面比前人愈加追求新奇。佛经中多姿多彩的神幻素材,为江淹的作品也平添一份奇异。

秦汉时期太湖与东南地区学术发展趋向研究

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 ,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 ,并开创汉大赋传统 ,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 ,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 ,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 ,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 ,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 ,班马大师均出西北 ,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 ,《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 ,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 。

楚骚与汉代抒情赋

先秦的抒情作品严格说只有《诗经》和楚辞 ,研究汉代的抒情赋 ,沟通两个时代血缘关系相近的抒情文学体裁 ,可以认识抒情主体的思想变化和对抒情体裁的继承与发展。汉代抒情赋体现出作者在新的封建政权统治下的心路历程、人格变化和主动向道家思想的追求 ;体现出伴随自我意识的觉醒对于女性形态美的欣赏和汉代士人的婚姻观念 ;在表现形式上 ,继承并发展了楚辞纪行、写景抒情的手法 ,使之更加自觉、细腻 ,和文人五言诗一样 。

论汉都长安对汉赋兴盛的促进

汉赋作为一种介于诗歌和散文之间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汉都长安,作为汉代强大国力、昂扬奋进民族精神以及汉人宇宙意识和时空观念的载体,为汉赋的繁荣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和精神发面的强大支持,对汉赋的兴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