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证据距离的D-S改进算法

针对高冲突下Dempster证据组合规则失效的问题,定义了描述证据可靠程度的可信度的概念,提出了一种改进的D-S组合算法。该方法首先通过证据距离,建立相似性矩阵,确定证据可信度,对证据进行预处理,再采用Dempster规则进行组合。通过仿真算例并与其它改进方法进行对比,验证了新算法在高冲突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地减小冲突对组合结果的影响,同时提高了证据组合的收敛速度,降低了决策风险。

基于证据可信度的D-S证据理论合成规则

Dempster合成规则是一种经典D-S理论的合成规则,但在参与合成的证据间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或冲突时,则不能使用或得出明显不合理的结果,引起错误决策。为了解决冲突证据的合成问题,提出了一种基于证据可信度的合成规则。通过算例仿真,该规则可以有效解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证据冲突问题,而且计算简单,计算量小。

基于证据加权融合的改进D-S目标识别算法

为有效融合高冲突证据,在总结已有D-S改进算法(CID-S)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基于证据加权融合的改进D-S目标识别算法(NID-S).该算法充分考虑了待融合的两证据源与其他证据源间的关联关系,根据相似度矩阵非负对称的性质求取各证据源的相似度、可信度等特征,进而利用证据源的可信度进行加权平均求和,得到不同证据源对各焦元的支持度,并将其作为一组中心值;然后构造相似度函数,并计算不同证据源中的各焦元信度赋值与其对应焦元的中心值的关联程度,从而确定参与产生矛盾信息的焦元的可信度;最后,在局部冲突信息再分配的基础上,给出改进的D-S组合规则.并与D-S算法、已有改进D-S算法进行仿真分析、对比,结果表明:无论是在相对好的探测环境还是强干扰的环境下,本文所提出的改进D-S算法的目标识别结果均优于D-S及其已有改进算法,且是一种实时性好、抗干扰能力较强,适用范围广泛的目标识别算法.

一种D-S合成法则悖论消除方法的不稳定性分析

首先介绍了证据理论及其合成法则,针对梁昌勇教授提出的合成法则悖论消除方法进行了分析,说明消除方法的不稳定性。最后,对合成法则的优势和不足加以分析说明。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视域下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探颐

马克思主义革命观本就孕育着自我革命思想,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的思想原点。在比较视域下,自我革命是一种自主自觉自为地改变或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的运动”,它与改变客观世界的社会革命一道,共同驱动着人类社会形态更替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特别是其中内蕴的自我革命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其生成逻辑可进一步通过历史、现实、价值和文化四个维度得到精准测度;其内容体系可经由核心内涵、战略思想、基本问题、实践要求和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得以全息把握。揆诸当下与未来,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依然需要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指引下,结合“九个以”实践要求,致力于如下五大战略路径之开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终极目标;以“人民江山论”为根本立场;以“三个务必”为思想警醒;以“两个伟大革命”为宝贵经验;以“自我革命精神”为支撑引领。

一种基于信息源可信度的证据组合新方法

D-S证据组合规则在处理高冲突度信息时,会得出与直觉相反的结论,进而遭到质疑,也引发了很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根据指挥员在作战中处理冲突证据的一般习惯,提出了一种基于信息源可信度的证据组合新方法。建立了信息源可信度的计算模型,给出了基于信息源可信度的按比例分配冲突度的证据组合推理规则,算例验证结果表明,新的组合推理规则在处理冲突方面的性能得到了明显改进。

保障党内法规体系建设合宪性应遵循的原则

党的十九大强调"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并明确要求"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管党治党的党内法规虽与国家法在效力范围和功能上有所不同,但治国理政、富民强国的目标却高度一致。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作为建党治党管党的基本遵循,必须在保证符合宪法的前提下遵循规范化、权威性、系统性、权利义务统一、权力责任对等以及权力有限并受监督等基本法治原则。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内法规建设须围绕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根本使命宗旨,以提高党的执政本领和领导能力为依归,确保党规与国法内在本质上高度一致,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议事规则——基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启示

议事规则作为显在的具体制度,不仅仅是"会议工具",而是蕴含了领导、组织和管理以及权力运行等一系列作用机理,因而,规则的制订应从"元"原则到具体规则,探索规则在高校的适应性;从"权力虚化"到"权力固化",围绕会议建立议事"正三角"模型;从会议规范到激发"冲突",提升内部治理的创新活力;从议事的规则到规则的程序,保障制订和执行程序的法理性。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与创新价值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逻辑严密、内容丰富、辩证统一的科学体系。"中国梦"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战略目标,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践行群众路线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支撑。全面从严治党、突出领导示范、坚持问题导向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体系的核心创新之处。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理论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公信力建设:问题管窥、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

由于执政环境变化的挑战、执政功能运转的微失以及民众期望与政绩感知的差距等因素影响,当前中国共产党的公信力建设存在"四个差异"。加强党的公信力建设,要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预防和惩治消极腐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模式分析

新加坡政党政治最为显著的特征是人民行动党一党长期执政。新加坡政党政治的特征和政治文明的成就,使得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成为便于借鉴和值得借鉴的执政模式。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执政模式主要表现为:(1)一党独大、多党竞争的政党关系模式;(2)代表全国利益、反映各方意见的政党立场模式;(3)以权制权、以法治权的权力制衡模式;(4)主动"猎人"、科学选人的人才选用模式;(5)老一代主动退位让贤、新一代"自行决定"领袖的权力交接模式。

制定我国政党法 加强和规范党的领导

从世界范围看 ,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政党制度 ,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本世纪以来 ,社会主义各国以宪法形式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国家中的地位 ,我国 1982年宪法亦不例外。 1997年 ,党中央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 ,并载入宪法 ,但规定过于原则。建议制定政党法 ,明确规定党的性质、地位等问题 ,以加强党的领导。

论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的特色与风格

中国合宪性审查制度是由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与政党层面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共同构成的,国家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解决的是包括法律法规内在的规范性文件的是否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政党层面的合宪性审查解决的是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是否与宪法法律相一致的问题,虽然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的审查主体与审查对象存在差异,但都是出于解决并处理规范性文件是否同宪法相一致的问题,因而两套合宪性审查制度可以同时并存,各自独立,但又相互衔接、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中国特色合宪性审查制度不可或缺的内容,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合宪性审查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建设的历史考察

执政公信力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执政六十多年的历史,就是不断加强执政公信力建设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公信力建设历经了树立、巩固、挫折、恢复、强化与不断提升六个阶段,党的执政地位日益得到巩固。

毛泽东论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

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的思想主要包括:价值观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重要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是一项系统的工程,需要多个层面的协同进行。建设"服务型执政党"是当前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的一个时代要求,也是探讨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价值观建设思想得出的最基本的结论。

论建设创新型政党在党建新的伟大工程中的战略意义

建设创新型政党是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性任务。社会性和时代性是思考创新型政党建设的两个理论维度。建设创新型政党是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大任务;是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党的使命的根本保证。

论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

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破产法目标实现之间矛盾关系的冲突点。破产解除条款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中的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为避免合同僵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上应认定有效,只有管理人确认继续履行合同符合程序条件和实质标准时,才否定其效力。而破产变更条款会实质性阻碍破产法目标的实现,原则上应认定无效,只有在符合概括式豁免规则时,才认定有效。概括式豁免规则可参考英国破产法中的公允对价理论、瑕疵资产理论和善意的商业安排理论等进行规则设计。以破产解除条款与破产变更条款为一般模式,明晰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办理破产”便利化的有效举措。

群众路线:党的现实的执政能力——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及在老区践行的现实思考

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缔造了党的群众路线,革命老区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坚持了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体现出党的群众路线在延续的新气象。党的群众路线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既是一个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更是党的一种执政能力。

党群关系的态势变化与时代要求

党群关系问题始终是我们党革命与执政的根本政治问题,但党群关系是历史的、发展的。革命年代我们党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取得了胜利,其成功之道关键在于牢固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维护与实现群众利益、发扬优良作风。随着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人民群众也在变化:已从封建时代的"臣民"发展成为新时代的独立"公民",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人"转变成为市场经济时代的"社会人",从封闭年代的"封闭人"转变成为信息时代的"信息人"。党与群众的变化必然导致党群关系态势变化与关系重构。新时期要正确处理党群关系,必须将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党理政的各民主环节,实现党群关系的民主化、制度化、常态化。

论法治的基本要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

厉行法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法治的基本要求可以也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属性融会贯通,其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基本经济制度赋予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贯彻了法治的平等保护原则。第二,以人民为主体、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之制度价值追求,贯彻了法治的人权保障精神。第三,集中力量办大事与法治的权力制约要求一道被纳入我国制度优越性的理论与实践框架。第四,宪法和党章确立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是坚持宪法法律至上这一法治要件的关键。第五,作为党依法执政基本内涵之一的支持司法,就是保证司法权依法公正独立行使。我们既要通过落实人类文明所共同认可的法治基本要求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要注重以社会主义所秉持的人民主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本位、公平正义等价值和理念来提升法治中国的境界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