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北疆地区察哈尔官营牧厂

为满足皇室、军队等的畜力及畜产品需求,清政府在察哈尔水草丰饶之地设有许多官营牧厂,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太仆寺左翼牧厂、太仆寺右翼牧厂、庆丰司牛羊群牧厂等。为运转如此庞大规模的牧厂,各牧厂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蒙古牧丁,承担牧放和调驯牲畜的工作,且大部分皆征用自察哈尔八旗。清政府利用察哈尔蒙古人谙习游牧之长,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使“内地无养马之烦”。察哈尔官营牧厂作为位于清朝北部边疆的官营牧厂,为清廷皇室提供了大量牲畜,并在清朝历次反侵略、反分裂战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捍卫着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与发展。

论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逻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视角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各族人民共同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基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的共同目标,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民主理论的逻辑起点,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设计了“共商国是”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建共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共同奋斗”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民族事务治理各领域“互助合作”的重要制度组成的“四位一体”民主制度体系,有力地将国家、民族、人民熔铸为整体的国民共同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新时代民族地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应立足国家整体的国民共同体,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民族工作主线,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的全过程民主实践,最大限度激发各族人民参与到民族事务治理之中,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优势切实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内生动力。

略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升华与国家建构之关联

中国自从脱离帝制走上共和道路后,就面临着如何调整好民族群体与国家对应的问题。中国历史悠久、族群众多,且关系复杂交织,使得这种调整的难度远超一般性国家的常规建设,但终以“多民族统一国家”而塑形,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即其高度的理论概括。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再强化,乃是国家建设内在诉求与因应世界局势发展的合力所为。以民族群体之间的“共通性”为追求目标进而达到“共同”之境界,促使国家进入文明的高度发展,应当是二者对应关系中的重要内容。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与发展研究

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发展于“五帝”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是中华儿女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客观民族实体。中华民族“同源共祖”于黄帝,在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史上,有过战争与割据,有过和平与统一,各民族之间或因战争而导致的大迁徙加速各族交往交流与融合,或因正常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而逐渐自然交融。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大都以统一中国为目标,形成了各民族间的强大凝聚力,从而强化了文化认同,情感纽带,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正是在这样的民族融合中形成与发展,并奠定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强大基石。我们通过把握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的形成发展史,得到以下启示: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整体向好;中华儿女追求国家统一是历史趋势;顺应历史大势,全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将在谋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道路上开创新局。

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建设路径研究

为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首先在研究我国现代化市场体系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交通运输市场发展存在的问题。然后,借鉴国内外实践经验,研判我国建设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的形势与要求,提出形成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的总体思路。最后,从优化交通运输市场主体结构、优化要素资源配置、完善交通运输现代化市场治理体系、改善交通运输市场营商环境、推进交通运输市场更高水平开放5个方面,研究提出形成统一开放交通运输市场的建设路径。

数字技术跨国垄断、“卡脖子”困境与统一大市场构建

实现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内在要求。数字时代的技术跨国垄断具有头部化、平台化、技术去公共化、技术—生产双重垄断及泛政治化的特征,以上特征导致中国部分价值链环节面临严峻"卡脖子"困境,提高了垄断监管和治理的难度。基于此视角下的统一大市场构建,需构建自主可控的国内价值链体系,完善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国内创新系统,同时构建核心产业国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和中国特色跨国公司阵列。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应对策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理论的新实践,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已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引领地。与此同时,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障碍难消除、城市之间行政壁垒难打破、社会内部软硬件结构性矛盾难调和等原因,大湾区建设过程中也面临着港澳政策地位虚化、各参与主体重视跨境整合而忽视城市整合,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官方与民间的连接中断或卡壳等问题。鉴于此,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一是要理顺大湾区发展目标及政策思路,以“湾区整体”思维谋划发展的同时,强调城市间错位发展的互补性、协同发展的互促性、开放发展的便捷性;二是促进大湾区城市深度合作和相关制度改革,拆除大湾区内部地方保护性行政壁垒,统一市场竞争规则和产品、行业标准,实现优势产业、创新企业的重新布局;三是构建央地制度化协商机制及官民常态化沟通平台,从顶层设计层面优化管理组织与沟通机制,并充分发挥民间组织服务社区居民的功能,以及支持半官方及民间大湾区交流机构、组织、平台搭建,使之成为政府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桥梁。

北部边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逐渐形成的,战国秦汉以来,中原王朝开始走出农耕区的自然界限,与周边民族的疆土逐渐相接且互有伸缩,形成了各民族因疆土之争产生的碰撞与交融历史。北部边疆作为历史上中国疆域波动最为频繁、战略位置又极其重要的区域,自古及今都是多民族聚居之地。战国秦汉以来各中原王朝与生活在北部边疆各民族之间势力的强弱变化,导致双方实际控制疆域范围发生波动,这一过程也促进各民族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且不可分离的民族关系,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历史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意义重大。

“苗疆再造”与铸牢国家意识的历史经验

对于铸牢国家意识来说,中国历代中央王朝持续不断地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认同有历史经验可循。尤其是清朝,前期的帝王对内自行建构起一套自身为“天下共主”的民族观。在这一新民族观的主导下,康熙、雍正、乾隆在“苗疆再造”过程中,对待苗民的态度采用“帝王赤子”(“君主”与“臣民”)来消解“华夏蛮夷”(“文明”与“野蛮”)的叙事。雍正、乾隆打破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把南方各少数民族视为“蛮夷”的偏见,认为“苗、瑶、倮、僮”等皆属“赤子”,都可以通过教化“共敦善俗,永息刁风”。雍正、乾隆把清王朝境内的诸多族群都一视同仁地当作“赤子”,把自身建构为“天下共主”,这具有积极的文化意义,强化了各族人民的向心力与国家认同。值得注意的是,18世纪末,乾隆在面对英国要求扩大通商事宜上却继续套用“夷夏之辨”的理论武器,来对抗工业革命后迅速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

荒政与大一统国家:国家韧性形成的内在机制

大一统国家的长期维系和不断重建是中国国家韧性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但中国国家韧性的形成并不来自于独特的地理条件,中国反而是自然灾害高发的国度。自然灾害通过对农业生产的威胁而给大一统国家带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国家对自然灾害的应对措施统称为荒政。中国历代王朝都极为重视荒政。成功的备荒救灾不仅以大一统国家为前提,荒政也是中国国家韧性的塑造机制。荒政实践作为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强化了王朝国家的资源调动能力,推进了国家官僚组织建设,规避了中央政府基层控制权的旁落,巩固了普通民众对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支持。荒政还为大一统国家的重建提供了心理基础、历史共识、制度遗产和基础设施。从与自然灾害的对抗中形成的国家韧性仍然影响着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

地方自治与统一国家的建构——北洋时期“联省自治”运动再研究

北洋时期中央权力式微,地方势力崛起,这一过程与西方自治思潮及联邦制主张在中国的传播相伴始终。"联治"含有多元合一的因素,并非"统一"的对立物。虽然"联治"有对抗北洋军人操控的中央之含义,但"统一"却始终是多数国人的政治诉求。由于北洋军政体系在"分"与"合"的争斗中趋向瓦解,推动统一的力量就只能在北洋体制之外去寻找。而以"分"为特征的北洋时期的"联省自治",也就悖论式地成了解构北洋军政体系、为形成中的国民党集权体制提供支撑的建设性因素。不过新的政治统一体却否定了自治及联邦,厉行党治,这又是多数客观上促成了这一体制的人始料未及的。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价值观的时代变迁及认同整合的深层次推进

中国作为典型的多民族国家,迫切需要从国家层面推进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主流价值观建设是实现认同整合的深层次路径。主流价值观建设的有效推进,能够从根本上凝聚社会向心力,有效地黏合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促进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繁荣。

西汉社会黄老思想兴衰的政治经济视角分析

黄老思想盛于西汉之初,但很快又在汉武帝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归于消沉,并在此后近二千年的封建统治期间基本上没有再现西汉初年之辉煌。黄老思想淡出西汉社会政治舞台的深层次原因,是与中国大一统中央集权封闭的农业经济社会的特性密切相关的,具有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存在着许多源自于黄老思想本源的难以调和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与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统治模式所寻求的政治与经济解决途径有着很大的分歧与距离,正是因为这些根本性的原因注定了黄老道家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暂时性和阶段性。

明清正史民族史撰述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定型

明清时期,在元朝所开创的空前大一统的基础上,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逐步定型。受此政治局势的影响,明清两部官修正史——《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表现出四个值得注意的特征:第一,不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境内民族立史传;第二,较少的民族歧视和偏见;第三,重视反映边疆民族地区纳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过程;第四,重视总结边疆民族政策的利弊得失。而这又能够对明清时期人们尤其是统治者的民族认同心理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可以为统治者制定边疆民族政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元史》和《明史》的民族史撰述对明清时期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定型,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

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理论界定有多种观点。代表性观点有三种:一是以我国历史上历代王朝的实际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二是以现代中国疆域为基本出发点研究历史上中国疆域;三是以今天中国疆域所包括的民族为出发点,去上溯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本文认为中国历史疆域是中华各族在自古以来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上建立的国家政权长期统辖的区域所达到的范围,而以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清代初年的国家疆域为标志。凡是生活在清初疆域内的民族以及历史上生活在这块土地之上而后来外迁或消失的民族,都是中国民族的组成部分,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的政权所统辖的区域,都是历史上的中国疆域。这一界定的基本内容包括历史疆域的主体、政权统辖区域所达到的范围和统一国家最终确立时期,这三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夏朝夷夏关系新说

1933年,傅斯年发表《夷夏东西说》一文,提出夏商周三代在政治地理上表现为夷夏东西对立两个系统的观点,在学术界有着长期而广泛的影响。但细考史实,夏代无论是夷与夏的冲突与对立,还是东夷对夏王朝天下共主地位的认同和臣服,都是一个统一贵族国家内部发生的事。因此,夏朝的夷夏关系单用东西对立是不能完全概括的,所谓夏朝统治包括夷人区域也只有从夏朝国家结构层面来理解,才能真正认清历史的本相。

和谐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社会的追求和认识,它历来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非常丰富,按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七大部分,即生态和谐思想、政治和谐思想、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人伦和谐、世界和谐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民族理论研究之五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社会稳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加强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维护祖国统一,是各族人民的共同责任;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从实质上讲是政治斗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是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在反对分裂的斗争中,必须高举爱国主义和民族平等团结的旗帜,必须维护法律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主义要坚定不移地相信和依靠各民族的广大干部和群众,等等。

农村税费改革：治标之策与治本之策

近期政府推行的力图减轻农民负担的税费改革,仅从规范乡镇政府的乱收费行为,理顺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入手,是不能彻底减轻农民负担的,只能是治标之策.要想彻底减轻农民负担,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应该从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城乡二元税制结构的制度性根源入手.因此,要探寻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就必须统一城乡税制,调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