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DING RE-EDUCATION THROUGH LABOR

On March,16,2014,27-year-old Renjianyu and his girlfriend got married in Chongqing.It was not just any wedding—in some ways,it celebrated the end of an era.Their officiator,49-year-old lawyer Pu Zhiqiang,announced in the speech he gave at their wedding,hopefully and enthusiastically:'We are overjoyed to see the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is country,and we remain optimistic about them.'The changes to which Pu

废除强迫劳动国际劳工标准与我国相关立法及实践的比较研究

废除强迫劳动是核心劳工标准内容之一,以国际劳工标准为视角考察我国废除强迫劳动制度及实践并找出差异及其原因,是未来制度完善及工作发展的重要依据。

劳教制度废止后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劳教制度在新中国存续了半个多世纪,随着中国法治的进步和公民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吁下终于被废止了。但劳教制度废止后的相关法律法规的清理、劳教场所的转型、管理人员的分流安置以及社会治安管理等都不是短期内可以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需要立法机关解决,有的需要司法部门协调解决。就其解决的途径和方法作以法律思考。

“异化”的消灭及其实质——《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异化的深层批判

异化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和批判理论中的重要范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原初语境中,马克思关于消灭异化的论述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异化劳动的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论述异化的话语是别开生面的,是对消灭异化的论域转换,实质上是基于唯物史观对分工的论述和批判,超越了原初语境中的批判方式,找到了消灭异化的真实途径,实现了对异化的深层批判。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存废的法理分析

《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存在不符合《立法法》的基本精神和宗旨,与《宪法》的相关规定相冲突。《条例》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缺陷,它造成了法律体系的混乱,损害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不利于劳动权的保护和《劳动法》的实施。从法治原则、国家法制统一以及更好地保障劳动权出发,国家立法机关应该尽快制定《劳动争议仲裁法》,该法生效后,废止《条例》。

劳教废除后的法律制裁格局前瞻

我国正式废除了劳教制度,打破了我国三级法律制裁体系并存的局面,造成了现有制裁体系结构性缺位的状态。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应将原有依靠劳教制度调整的"中度违法行为"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但现有的刑法制裁措施或者过重,或者过轻,并不适合于处罚这类行为人。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介于监禁刑和非监禁刑之间、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中间制裁措施,即管理相对宽松的监禁刑或者半监禁刑,以弥补劳教制度废除之后所造成的处罚措施的空档。

劳动教养废止后的制度重构

2013年底,劳动教养制度被正式废除。但是关于如何填补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之后的法律空缺,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针对我国劳动教养制度废止后的制度重建问题展开探讨,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可行性与配套措施

50多年来劳动教养制度为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与立法精神相矛盾,与刑罚比例不平衡,制约监督不完善的弊病。随着被劳动教养人员数量大幅度减少,针对违法行为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政法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能力不断提升,使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可行性日益显现。要严格控制审批、逐步清理在所劳动教养人员,适时宣布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及时填补其废止后的法律空当。

论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法律的冲突

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养制度,风雨兼程地走过了56年的岁月,其"教育人、感化人、挽救人"的宗旨始终未变,对特定时期社会秩序的维护,以及预防和减少犯罪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然而,在依法治国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的今天,人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近年来发生的具有典型性违反法律的劳动教养侵权案件,开始重新审视并质疑劳动教养制度的本质及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文章尝试运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法,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历史定位及法律依据,论证劳动教养制度与现行法律间存在的冲突,以寻觅改革劳动教养制度的途径。

后劳教时代“微罪”入刑正当性研究

劳教制度的废除导致原劳教事由中部分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微罪”被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新近立法还增设了法定最高刑仅为拘役的罪名,总体上呈现出“微罪”入刑的态势。从宏观方面看,因“大刑法”主张在现阶段缺乏社会文化土壤与必要的制度准备,故应当恪守刑法谦抑原则,对“微罪”入刑观念加以警惕;从微观方面看,只有具体的“微罪”入刑同时符合适当性、必要性、可行性三个标准时,才应当肯定其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