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犯罪

《刑法修正案(十二)》的重点之一,就是扩大背信犯罪的适用范围,将其扩展到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负有管理职责的人员,实现了在背信犯罪的适用上民营企业家们呼吁已久的公私平等保护的宗旨。我国刑法中并没有像国外刑法一样规定普通背信罪。背信犯罪就是受托人违背信任,给委托人造成财产损害的行为。从背信犯罪的内部结构来看,其既不同于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也不同于侵占罪,其兼具侵占罪与毁坏财物罪的共同特征。我国刑法中的背信犯罪集中在破坏公司管理秩序罪和破坏金融秩序罪之中,具有国外刑法中特殊背信罪的特征。主体是身份犯即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而代为他人(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处理财产事务的人。行为是实施了违背职责(任务)的行为,造成本人即委托人的财产损害。主观上只要有故意即可,但应当考虑行为人有无为委托人图利、加害的目的。

关于完善我国食品药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思考:围绕《刑法修正案(十一)》展开

《刑法修正案(十一)》四十五对《刑法》第九章渎职罪第四百零八条之一第一款进行了修改,细化了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中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的情节,但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法定刑设定标准相同,这与罪行相当原则相抵牾,且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危害结果认识不一、标准过于宽泛以至于实践中难以认定,而条文中的兜底条款也增加了量刑裁量的不确定性和司法适用的困难。为此,有必要以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立案标准为基础,区分食品药品监管滥用职权和食品药品玩忽职守的法定刑,通过结合食品药品“上游犯罪”的危害结果综合认定食品药品监管渎职罪的危害结果,并通过“只含同类规则”、侵犯法益、参考指导性案例、综合运用多种法律解释方法等对兜底条款加以明确。

原始股受贿数额认定的应然标准——兼论对“上市发行时标准”的评析

对于原始股受贿数额认定,收受行为时标准无从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也无法实现对受贿犯罪的一般预防,因此实务中为弥补上述缺陷新增上市发行时标准。但上市发行时标准存在诸多难以回应的教义学质疑,且收受行为时标准实际未必存在适用缺陷,因此原始股受贿仍应回归收受行为时标准认定数额,且在发挥其他部门法和行政法规的规制功效的同时最大化利用现有罪名体系予以行为评价,从而对原始股受贿行为实现应有的规制。

食品监管渎职罪的认定及适用

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频发生,许多案件触目惊心,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受到极大威胁,社会危害极其严重。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食品安全领域的渎职行为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贿赂犯罪的权力分析

贿赂犯罪作为一种以权谋利的犯罪类型,与国家权力系统的构建、分配、行使和制约密切相关。其关联体现在:权力社会化为贿赂犯罪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基础;权力异化是贿赂犯罪生成的根本原因;权力滥用是贿赂犯罪目的的实现手段。要从根本上预防和控制贿赂犯罪,必须加强权力制约,防止权力异化和滥用,这就需要构建系统的以权制权、以法治权、以舆监权的机制。

征地拆迁领域中的共同贪污犯罪研究

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多人在不同环节内外勾结,共同骗取、套取拆迁安置补偿费或者安置房的犯罪现象突出。此类案件的定罪,应根据共同犯罪的一般原理作具体分析。在征地拆迁过程中,负有特定职责的国家工作人员是公共财物的守护者,事前与他人勾结,放弃职守,是对与其身份相连的特定职责的背叛,属于实质和规范上的贪污罪实行行为,其定性与行为人是否实际分得赃物无涉。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共犯,而且可以成为贪污罪的实行犯,应根据其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确定其刑事责任;对国家工作人员事前无通谋的事中、事后帮助行为,则宜认定为滥用职权行为。

我国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衔接问题研究

我国各级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的监察机关,是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程中的重大制度创新。作为新的国家权力和法律程序,监察权和检察权、监察程序与检察程序需要实现有机统一和有序衔接,进而实现监察法所确立的"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基本要求。监察委员会处置涉嫌职务犯罪的案件时,在案件移送、立案审查以及审查起诉等多个环节上,涉及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职权分工和程序衔接。厘清案件管辖权争议、证据移送、转化、审查规则、刑事强制措施使用、补充调查阶段的律师介入、调查活动的监督等问题,既有利于监察机关调查权、处置权的规范行使,也有利于监察程序与检察程序的顺畅衔接。

论滥用职权罪中“重大损失”的体系地位

"重大损失"是滥用职权罪的危害结果,应属于主观认识内容。认为其属于罪量要素、限制处罚范围的事由、客观处罚条件或者客观的超过要素都是不当的。我国对该罪设置了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刑,是基于该罪的客观行为样态等考虑,符合我国刑法的基本理论。

试论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

滥用职权罪客观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司法实践中极具争议的一个问题。立足于滥用职权罪立法的基本特点 ,从探讨滥用职权行为的概念与特征入手 ,深入分析了滥用职权行为的基本类型 ,以及认定滥用职权行为应当注意的问题 ,从而为正确适用刑法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 ,我们也立足客观现实 。

试论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组织形式的完善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是近20年来才开始的,其职权范围、机构设置有其初创和定型的发展阶段。现有的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办案的组织形式存在着检察官主体地位不突出、办案权责不明等问题。应该建立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的基本办案组织,并对相关组织进行合理控权与授权。要简化办案程序与强化组织指挥,理顺主任检察官与内设机构的关系。

我国职务犯罪及防治对策

职务犯罪是腐败现象的极端表现 ,它直接危及政治稳定、国家政权 ;妨害行政管理的现代化 ;阻碍经济发展 ;诱发更多的犯罪行为。因此加强对职务犯罪的预防刻不容缓 ,具体应从法律、制度。

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新探——以行为故意为视角

滥用职权罪是《刑法》新增设的罪名。该罪的主观罪过认定难度较大,且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滥用职权罪的行为人对其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持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但是,行为人对滥用职权行为本身却是出于故意的态度。通过借鉴“行为故意”的理论可以更好地认定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

故意“误拆”中职务犯罪的成因及对策——以规制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为视角

故意"误拆"以"误拆"之名行强拆之实,事实上可能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在故意"误拆"的情形下,无论权力大小,权力寻租的背后,必然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行为。故意"误拆"中职务犯罪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个别领导片面追求政绩、具体的拆迁实施单位不当地追求经济利益、监督机制不力以及官商相互勾结导致腐败,致使职务犯罪滋生。彻底避免故意"误拆",应该科学合理配置权力,改变干部考核机制,让基层官员有升迁的正常途径;同时加强媒体舆论监督,发动舆论监督的人民战争,让故意"误拆"没有办法遁形;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从根本上避免拆迁权力寻租,强拆而非"误拆"贪官的保护墙。

滥用职权罪主体要件问题研究

现代国家须以制度来体现科层制,体现政治权力。在我国,国家公职人员代表国家来行使公共权力。为了对公共权力的行使进行规制,刑法对滥用职权罪进行了规定,但学界对这个罪的主体问题的认识仍然存在相当多的分歧。“国家工作人员”不宜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来界定,具体到滥用职权罪更是如此。而以“国家公职人员”取代“国家工作人员”,则能体现其作为法律概念本身的确定性和科学性。但语词的改变从来不能够代替社会现实的改造,如果只是改变表述方式,其意义仍然非常有限。

浅议刑法中滥用职权罪的客观方面

滥用职权罪的实行行为是滥用职权。"职权"包括"现实实施的职权行为"和"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两个方面。滥用职权罪的"职权"应当是"现实的职权行为"。"滥用"是客观方面的问题,公务员采用了不正当的方法行使职权,即可构成"滥用",滥用职权包括了作为与不作为两种形式。滥用职权罪的结果也并非要以"重大损失"为要件。

逮捕措施改革对职务犯罪侦查的影响及应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的出台,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减少我国审前羁押率畸高的现状,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要求。这为以往主要通过逮捕讯问而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的侦查方式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同时,法律又规定了其他的侦查措施和方式,为惩罚职务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武器,体现了我国法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滥用职权罪在司法实践中的现状及立法探讨

滥用职权罪是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一种危害十分严重的渎职罪。由于该法条规定的过于简略,该罪在理论和实践中引起较多争议。本文提出了滥用职权罪的概念及认定问题,重点分析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和特定主体的滥用职权罪的区别,讨论了滥用职权罪处罚中的几个难点问题,最后提出了完善滥用职权罪的立法建议。

滥用职权罪两种具体行为表现形式专论

滥用职权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根据滥用职权罪的定义而确定的本罪外延,属于滥用职权罪客观方面的内容。学界对超越职权是滥用职权行为的典型表现形式之一,已基本达成共识,并对其概念也进行了界定,但对超越职权的内容和特征的理解却不尽相同,有待深入探讨,如对这一行为是否应该以职务权限为基础,存在"限制论"与"泛论"两种主张;无权限超越职权行为也是争议焦点之一。而职权范围内故意不正确行使职权的行为是滥用职权行为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主要表现形式,它专指滥用职权罪中与超越职权行为相对的职权范围内的故意违反规定而行使职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概念、定义和特征都有待界定。

滥用职权罪立法比较与借鉴

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滥用职权行为的惩治。我国滥用职权罪条文设计不合理 ,罪状不明确 ,主体范围过窄 ,刑罚设立不科学。应及时修改立法 ,将滥用职权罪与玩忽职守罪分列 ,明确其特征 ,扩大其主体范围 ,提高其法定刑。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在新农村建设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与此同时,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和趋势:从总体看,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呈现高发态势;从案发环节看,案件涉及领域多元化,重点领域突出;从涉案罪名看,犯罪类型相对集中,以贪污、贿赂案件为主;从犯罪形态看,集体共同作案犯罪突出,且作案手段多样化。其原因主要包括:权力不断扩张且过于集中;村务信息不公开,村务管理不透明;监督机制不健全导致监管失效;财务管理混乱,财务审计制度不健全等。预防和打击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职务犯罪作为一项长期社会系统工程,应坚持走社会化的综合治理模式,加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廉洁教育;深入推进村务公开;完善基层监督制约机制;规范财务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