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的变迁与调适——基于学术委员会的考察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作为学术权力执行的核心主体,学术委员会从无到有、从设置到完善,逐步成为高等学校的最高学术权力机构,其发展历程直接反映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结构。基于此,本文围绕高等学校在学术与行政之权力关系上所呈现的“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发展趋向,以学术委员会建设为抓手,分析了这一权力关系变迁的三个阶段,即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运行、学术权力自主性初显与行政权力主导、学术权力自主性增强与行政权力主导性弱化。进而以历史制度主义为分析框架,指出正是结构动力上基于市场导向的体制改革、因循路径上基于有限继承的适度创新、关键节点上基于政策调整的任务变化、利益维护上基于主体博弈的权力平衡四个方面的相互交织,共同形塑着权力关系的演进逻辑。面向未来,要处理好高校内部权力关系,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构建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就应做到以下四点:一是聚焦时代需求,激活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调适的结构动力;二是把握重要节点和路径依赖规律,找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调适的关键举措;三是观照行动主体的利益诉求,保障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调适的博弈平衡;四是聚焦行为主体对制度的影响,提升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关系调适的实践效能。

高校学术委员会权力的性质、来源与界限——兼评《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

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并不因为《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规定就成为国家权力,仍然是学术权力。它来源于我国宪法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这一基本权利,属于社会权力范畴。高校学术委员会的权力作为科学研究自由的制度保障,不得妨害科学研究自由,也不得超越科学研究自由本身的界限。《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在立法目的、参与主体、法律责任和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尚有完善的空间。

关于高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若干思考

高校建立学术委员会,加强学术管理,完善学术治理结构,改变过去单纯依靠政治领导和行政管理两条线治理学术的局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建立学术委员会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形势的要求,是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的要求,是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和高校办学规律的要求。学术委员会能够引领高校发展的正确方向,维护学术的正常秩序,激发学术的原动力,以及裁决学术矛盾。要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当提高高校党政领导和教授的认识,建立完善的学术委员会工作机制,提高学术委员会的治理能力,营造有利于学术委员会工作的环境和氛围。

浅议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运行机制——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为例

文章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为例,介绍了其创新性的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总结了学术委员会成立以来的相关经验与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相关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赋予学术委员会真正学术决策权利、建立学术委员会委员作用评价制度及完善学术委员会委员遴选和退出机制等建议,以期为加强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工作提供参考。

新加坡中医教育发展概况

近年来新加坡中医药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从新加坡中医管理部门及法规、中医师注册条件、中医学术团体机构、中医学历教育和中医继续教育等方面介绍了新加坡中医药发展现状。随着新加坡中医药事业从立法规范到管理制度方面逐渐完善,从学历教育到继续教育形成了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医药学术团体及学术交流不断发展,新加坡中医药的发展前景会变得更加广阔。加强中新两国中医药文化交流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向海外扩展,推广中国传统文化。

关于充分发挥科研院所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

发挥学术权力是科研院所发展的内在要求,文章阐述了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概念及相互关系,分析了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的功能定位和学术权力行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加强制度建设、明确职责范围、完善决策程序和平衡协调两种权力的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相关建议。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则》研究

《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则》是由教育部在自身权限内发布的教育规章,是规范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设立、运行、管理与监督的准则,也是指导高等学校制定、审议、修订、核准与备案本校学术委员会章程的准则,按照总则、分则加附则的体例设计,以"章—节—条—款"的形式予以展开,核心内容包括七项:一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建设的政策与法律依据;二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的性质;三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章程制定规则;四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组织机构建设规则;五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职责规则;六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人员组成规则;七是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工作规则。

论高校科协对促进学校科研工作的作用

本文阐述了高校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 ,如何找准位置 ,突出特色 ,履行职能 ,强化作用 。

高校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制度理想与现实困境——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高校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受到国家政策及法律法规、学校基本制度以及具体制度建构的复杂制度环境影响。从组织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通过对北京3所高校的研究,发现3所高校的基本制度趋同,不同层次的制度对个体行为的指引存在较大差异,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事项范畴小、频次低、决策控制程度弱。复杂的制度环境、人对制度要素的差异化认知及对制度的能动作用、外部环境对制度刚性的形塑等,都影响着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制度环境的诸多冲突导致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的行为与制度之间呈现“松散耦合”状态。要促进学术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进一步回归高校的学术本位,促进形成共同治理的“共享的观念”,细化学术委员会参与治理相关制度条款并强化监督,重构具体制度,统整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并完善决策执行的组织体系,发挥领导者等个体对制度的能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评价与分析

选取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部具有独立实体性质的35个研究所(中心)作为研究对象,参照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竞优评估指标确定评价指标和权重,通过从被评价对象网站获取直接数据,应用SPSS、EXCEL、Matlab等软件工具,综合计算各项指标得分,得出评价结果,并进行分析。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与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的成立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1954年)出版之后,中国科学院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副院长竺可桢邀请并组织叶企孙、陈桢、谭其骧等学者对它进行了评介,科学院对李约瑟还进行了资助。中国学者对此卷既有高度的评价,也有具体的批评。中国科学院派遣代表团参加第八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又与李约瑟直接相关。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对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起到了促进作用。科学史学科在新中国诞生后迅速走上建制化之路,主要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特别提倡爱国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竺可桢等科学院领导的倡导和支持、李约瑟与苏联的积极影响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于推进现代农业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职责作用发挥的若干思考

文章以中国农业科学院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为例,分析了现代科研院所学术委员会的主要职责及组织实施现状,提出除了需要发挥科技项目评审、科技成果评价和学术事务审议等功能外,院所学术委员会应重点加强对国家和行业发展重大需求的战略研究,并从组织定位、人员结构、工作管理机制三个方面阐述了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职能作用所需的条件保障。

关于新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院士制度起步很晚 ,恢复和建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更是步履维艰。为此 ,党、政府以及领导人与社会科学界 ,已就这一重大问题做过大量的工作 ,包括论证、讨论和呼吁等 ,尤其是 1980年、1993年和 1994年 ,相继恢复和设立起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制度与工程院院士制度以来 ,要求恢复和建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士制度的呼吁与讨论更趋热烈。社会科学院士制度是对有重大社会科学成就者的一种认可和激励机制 ,是全面落实“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以及“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党和国家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得力措施。社会科学使命重大 ,恢复和建立社会科学院士制度势在必行 ,不能再拖延了。

建立健全教授委员会制度——基于试点院校的探索实践

大学在根本上是一个学术组织,教授治学是现代大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内涵。完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其关键是建立健全教授委员会制度,这是实现"教授治学"的制度依据和组织保障。三年来试点院校在建立健全教授委员会制度方面进行了成功探索,取得了一些成效,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亟待破解。试点项目是一项探索性很强的工作,各试点改革需要在已有成效和经验基础上,积极采取新的对策建议,以推动教授委员会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从岳麓书院到湖南大学

湖南大学与岳麓书院一脉相承。湖南大学校史应从岳麓书院创建之年公元 976年算起 ,历史上的各种文献资料早有志述 ,书院学制沿革、校史沿革等资料确凿可证 ,应以其千年历史沿革载入中国教育史册和世界教育史册。

国学保存会与中国传统学术的革故鼎新

观察晚清长江流域学术流变,国学保存会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个案。国学保存会在维新势力着力推动引进西学实现中国学术近代化的情境下,另辟蹊径,通过倡导古学复兴,借鉴新知反省和颠覆渐趋萎缩的旧式传统学术,再造新式国学,着力从中国传统内部推进学术近代化。无论其直接动机和最终成绩如何,这一努力在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无疑具有范式多样化意义。

发挥高职院校党委导引职能积极推进校园学术氛围建设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发展,一些通过重组、合并等改制升格的高等职业院校注重硬件建设而忽视内涵建设,学术氛围缺失,存在"八多八少"现象。需要高度重视学术氛围建设,拓宽思路,寻找对策,把浓郁的学术氛围建设当作校园文化建设的重心,看成是良好学风与校风的强有力支撑,看成是科研强校和特色办学的根本,从而打造和谐、健康、文明的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氛围。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愿景、任务与路径

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是我国当前重要的政策目标,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愿景并不清晰,任务框架仍不够明确,在建设路径选择上仍未抓住根本问题。要建设功能强大、效率优化、声誉良好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使其成为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重要来源,应该着力完善大学分类治理制度,构建党委集体法人治理制度,进一步夯实校长负责制,完善学术治理,培育崇尚自律、自治和自由的大学学术共同体,以及重视对制度的系统性改革。制度文化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的灵魂,用制度文化建设统领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最为可取的路径。

学术失范的危害性探析——兼谈我国《学术法》的制定

我国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学术失范的另一阴暗面。这种阴暗面的存在又将引发人们的不公正感和激愤情绪,并败坏学风、文风和党风,浪费国家财力和学者精力,损害学术队伍的形象和声誉,最终将降低教授、研究生和整个学术队伍的学术水平。为了根治学术失范,我国必须制定一部《学术法》,把党和国家繁荣学术研究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政策,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把国内外学术研究、评审与管理、出版中应有的学术道德、职业精神与成熟的方法、经验、原则、程序和制度以法律形式记载下来,并加以推广,从而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规范学术研究队伍和学术出版机构的学术行为,加速科技创新并实现由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第二次飞跃。

竺可桢与新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事业——基于档案和日记的新考察

竺可桢晚年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期间,积极倡导、组织和领导科学史研究事业.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和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均与其密切相关.1957年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后,除对撰著《中国天文学史》给予指导外,竺可桢还主持编撰了《徐光启纪念论文集》,并在全院范围内组织人员撰写近代科学史文章、科学家传."文革"中,其赋闲在家,仍关心该室命运,曾吁请恢复该室工作.竺可桢在新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开创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而积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