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学术自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与法理

学术自由是否是一个法律概念、一项法定权利,历来是一个问题。在美国法上,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和教师管理核心学术事务的权利,是一项由最高法院创制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美国早期的学术自由依附于契约权利,体现了一种大学内部政策,即大学管理者在规章制度范围内通过签订契约而赋予教师的自由权。在"学术自由第一案"——Sweezy案——中,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将学术自由提升为一项值得宪法保护的价值,并指出其基本内涵是自主决定"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谁被教";在Keyishian判决中,法院进一步明确学术自由是"第一修正案的特殊关注",将其纳入了宪法权利话语体系之中。至Grutter判决,最高法院肯定了在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未列举的宪法权利,并可先于其他宪法权利受到保护。相应地,对大学学术性事务的决定,法院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给予尊重;尊重的程度,取决于决定是由什么样的主体做出的、需多大程度的学术技能、意识形态中立与否以及是否危害到了别的权利。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初探

学术自由的高等教育哲学基础主要表现为"政治论"和"认识论"。有关学术自由的各种思想学说构成了学术自由的哲学基础,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思想学说有:理性主义真理观、为了人类福祉说、宽容说、出版自由说、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精神与信仰自由说。以此为基础,学术自由被当作一种宪法自由权时,其权利属性可以归结为精神自由,具有非政治性和消极否定性。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学术自由判例及其法律意涵

学术自由的理念很早就传播到了美国,并在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压力集团的努力下得到有力的捍卫。但直至20世纪下半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才开始介入学术自由的案件。通过一系列判例,学术自由逐渐被视为第一修正案的一种特别的关切,受到宪法保护。在此之后,法律开始成为解决学术自由纠纷的一个主要渠道之一。本文通过对一些关键案例的研究,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梳理。

斯韦泽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学术自由判决第一案

斯韦泽案是20世纪50年代冷战时期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真正介入学术自由的第一案。通过梳理和分析斯韦泽案的案件过程及其引发的公共舆论对判决的影响,发现斯韦泽案件的判决依据是模糊的、存在争议的,引发了不少对斯韦泽案的误读。为此,应从以沃伦为主导的多数意见和以法兰克福特为主导的附带意见两个方面来澄清斯韦泽案的判决依据,解释引发误读的原因。斯韦泽案推动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就学术自由制度、合法性等方面的首次对话,拓展了学术自由主体的法理阐释范围,为学术自由在美国宪法权利中的证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对它在美国学术自由史上的地位及影响需要客观评价,不应过度夸大其对学术自由宪法权利诠释的作用。

学术自由:侵权与救济

学术自由侵权与其他侵权行为具有共性,但与一般侵权行为相比,行为的主观方面和行为后果不是认定学术自由侵权的必备要素。从学术自由权成立的正当性出发,有三类限制或禁止学术自由的行为是应予允许的。在现代社会中,按照在实践中得到运用的广泛程度和实际效果,最重要的学术自由权救济机制包括宪法救济、一般诉讼救济以及通过结社进行的自力救济。

重申学术自由的内在与外在界限

20世纪以来,宪法学界围绕学术自由是否受限制,受到何种限制的争论从未间断。学术自由的限制包括内外两方面。学术自由的内在界限是学术固有法则的表现,既要求学者个体作为研究者从事学术研究活动时,遵守被承认的普遍规则;同时,它呼唤学者作为学术专业社群成员做出学术性决定时,尽可能地做到公允。学术自由的外在界限根植于基本权利的内在限制理论,即当学术自由与其他受宪法保障的法益相冲突时,须依据宪法的价值秩序标准,考量此价值体系的一致性,通过宪法解释来解决。当前,学术专业社群及其成员个体的不自律行为客观上为国家监督的介入提供了正当性,也滋生了国家法律秩序挤压大学自治秩序的风险。理想的状态是,在社会宪治的视野下,基于"学术法"的合作原则,型塑国家监督与学术自治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更好地保障学术自由。

美国法上的“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述评

崇尚言论自由是美国的传统,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作为网络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得到了美国法律的尊重。以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言论自由为依据,通过判例法的发展,美国法院确认了网络匿名发表言论权,并为其提供额外的程序保护。美国法院的这种探索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

学术自由的宪法权利属性

关于学术自由 ,中外学界有理性主义真理观说、为了人类福祉说、宽容说、出版自由说及思想自由、良心自由、精神与信仰自由说等。学术自由权应是精神自由权 ,具有非政治性和消极否定性。

关于修宪问题的几点思考

宪法修改即修宪是国家回应社会情势变迁需要,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之间冲突而由有权机关或其他特定主体依据特定程序对宪法加以变更的活动,是协调、解决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和冲突的一种基本形式和手段。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使修改宪法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的双重价值。我国今后修宪的重点应放在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上,具体包括:进一步拓展公民基本权利的范围;完善关于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增加关于迁徙自由权的宪法保护。

基于法律保留原则的高校校规制定权限研究

高校校规制定权限问题主要涉及如何在学术自由权利保障、学生权利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保障之间实现合理平衡。虽然高校校规制定权来源于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学术自由权利,但是学生权利保障以及最低要求的学术水准和教育质量等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保障,都要求高校自主办学领域必须适用法律保留原则,高校校规制定权由此受到一定的限制。

美国学术自由在二战后的新发展——以联邦法院的学术自由判例为视角

二战后,由于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尖锐对立,美国国会颁布了一系列反共法案,旨在清除公共系统中的共产主义者。政治的影响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高等教育领域也未能幸免。1950年的拉铁摩尔案揭开了政治对学术自由进行迫害的先例,"麦卡锡主义"一词由此产生,并成为政治力量对学术自由加以侵害的代名词。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对学术自由的迫害达到高潮,反映出学术自由在美国没有明确且具体的法律保障,难以真正制度化。因此,对学术自由的内涵进行法律上的界定,成为美国联邦法院及州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必须作出的选择。

“言论”或“程序”:美国终身教职的双重宪法逻辑

终身教职制度适用美国教育全领域,但大学和中小学终身教职保障的侧重点不同,以美国宪法第一与第十四修正案为据形成基于"言论自由"和"正当程序"的双重权利逻辑。在大学领域,言论自由保护范式并不成功,学术自由在权利范围、强度和内容上受限,大学终身教职的权利标准面临重塑危机;在中小学教育领域,正当程序是终身教职的权利核心,国民素质教育的新进程引发了一场废除终身教职及正当程序制度的宪法诉讼,以实质正当程序有序推进中小学终身教职改革成为紧迫任务。"言论"和"程序"二分法考察为重新认识不同领域的终身教职逻辑基础及制度分类改革提供了依据和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