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dies on Xin'an Medicine(新安医学)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studies on Xin'an medicine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introduces the representative Xin'an physicians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ir medical works as well as the efforts made by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n the 20th Century,aiming to interpret the historical values and impacts of Xin'an medicine and hence facilitate its development in future.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明清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与空间演变探析

坐落于合浦廉州古城的合浦县学宫始建于明朝,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合浦县学宫曾历经多次迁建、重修与损毁,现存的合浦县学宫遗址仅存大成殿。从历代的史料记载中,可推测出合浦县学宫在明清时期的大致建筑空间布局。在史料考证与实物调查的基础上,挖掘合浦县学宫的历史沿革、选址变迁与空间演变,并探析其营建思想与哲学智慧。

浅析明清医家论治近视学术思想

近视已成为全球性公共健康问题。明清医家在继承前人学术思想的基础上,对近视的理论研究和治疗方法有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清代《目经大成》首次将近视作为独立病名论述。广大医家多从虚损的角度分析近视的病因病机,认为近视的发生主要与脏腑亏虚、气血不足、阴阳失调、劳瞻久视以及瞳神破损有关,尤其重视肾水肾火衰微对近视的影响。近视的治疗以内治疗法为主,具有古方新用、同名异方、审因施治的特点;外治法以针灸为主。明清时期是中医眼科学发展的繁荣时期,近视的诊疗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积极挖掘此时期辨治近视的学术思想,对现代防治近视具有积极意义。

杜甫《北征》在明清的接受

明清两代对杜甫《北征》的接受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的态势。明前、中期《北征》因其五言长篇的体裁、直笔不恕的叙事方式而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意识高涨诗学审美取向多元,《北征》的诗歌地位有所提升。清代在注杜、学杜的高潮中,对《北征》的接受达到高峰。文化环境、审美思潮是影响《北征》接受转变的主要因素。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明清陶瓷龙缸设计数理解析

龙缸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重要器物,本文通过比对明清龙缸的集中生产时段、体量尺寸、装饰技艺及装饰题材的数字特征,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厘清明清龙缸生产的社会、技术、文化、艺术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分析得出龙缸由庄严肃穆的礼器逐渐转变为贴近生活的陈设器,并对其功能转变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解析。

论明清以来清水江下游天柱地区碑刻的分类、内容与学术价值

明清以来,天柱是边疆社会碑刻运用最为频繁的地区之一。该地举凡示禁、褒奖、布告、判案、林木保护、移风易俗、筑路修桥、捐资助学、宗族迁徙、祠堂修缮、寺庙宫观之修建,等等,民众无不刻碑勒石,以示郑重。究其分类言之,又大体可分为官府告示类、乡规民约类、路桥井渡类、学校教育类、祠堂宗族类、寺观庙宇类等六大类。这些作为乡村社会公共信息发布或传播媒介的碑刻,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省明清时期雹灾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收集明清时期（1372-1911年）山西省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并分析该地区的雹灾频次、等级,探索了其时间分布特征与空间分布特征。明清时期山西省共发生雹灾707次,其中轻度雹灾246次,中度雹灾250次,重度雹灾211次。从时间分布来看,山西省雹灾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总体呈前期较少,而中后期相对较多且后期尤为突出的特点;其季节变化明显,雹灾集中分布于夏季,秋季次之,冬春季最少,且夏秋两季雹灾发生频次占89%。小波分析表明：明清时期山西省雹灾分布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主要表现为2年、6~7年、10年、22~24年以及70年的周期,其中第1主周期70年与降水量周期一致。采用交叉小波分析法对山西省年雹灾发生次数和降水量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明清时期山西省的雹灾频次分布与强度分布在空间上有一定的一致性,高原及高山地区较低地更易发生雹灾。

林辰先生年谱

出版家、明清小说研究专家林辰先生曾历任多家出版社编审,虽经尽坎坷困苦,而学术热情与编辑出版的干劲持续不衰。先生五十岁复职,既主持编辑整理出版大量明清小说,进行相关学术研究和创作,同时举办多次明清小说研究会议,扶植中青年研究者、团结国内外同行,成为公认的北方著名出版家和明清小说研究家,为我国明清小说整理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辽宁的文化建设事业贡献卓著。

从“以知解独”到“以自解独”——论阳明学派慎独工夫转向及其哲学意义

阳明学派"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而阳明后学对慎独的诠释,有一个从侧重"独知"到反对以"知"解独的转向。这一转向源于阳明"良知即是独知"说在中晚明时代引发的诠释困境。在宋明理学中,朱子与阳明都以"独知"解释慎独,但阳明学派的心学立场导致"独"被局限在心的领域,由此引发阳明后学对于终极本体的解释方向和工夫下手处的激烈论辩,构成难以调和的工夫论困局。晚明时期刘宗周创造性地提出新未发已发说(体用论),以"自好自恶"取代"独知",解决了这一理论困局。刘宗周的诠释转向具有独特的思想效应,其学说与明清思想转型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

吹皱春水:明清笔记对西器东传的关注与书写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在记载西器东传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后者将主要篇幅用于政治及其制度的记载,而前者却因其随意和猎奇的特点,将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历史做了较为广泛的记录,体现出明清时期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的渗透状况。明清笔记对西洋器物的记载,因作者所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明清笔记作者及其所载事主对西器的认识虽各不相同,但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自傲到虚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的发展过程。当然,部分国人在接受西洋器物时也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观念。

明清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综述

现存明清契约文书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自19世纪末以来,在文物工作者和学者的努力下,各地契约文书的搜集和整理陆续展开,部分内容已结集出版。契约文书的史料价值逐渐得到学者的重视,研究成果颇为丰硕。

明清之际中国文化的近代性转向--以明清学术四杰为例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转型,文化也相应由中古形态向近代形态转轨。明清时期启蒙思想在学术上的表现,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转化的趋势。中国文化的近代性并非全然由西方舶来,而是西学与中国自发的启蒙文化互相激荡、互相汇合的结果。徐光启在西学东渐之前即运用数学语言和擅长实证研究。顾炎武开始区分天下与国家的概念。王夫之阐明了物质不灭论、能量守恒论、进化史观、文化中心多元论等唯物主义思想。黄宗羲开辟了民主主义政治理念的先路。明清学术四杰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中提供本土资源的突出代表。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发展的影响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学术传教”,为中国了解并学习世界科学技术打开了一扇窗户。在测量科学技术方面,改变了中国人固守了几千年的“天圆地方”概念,动摇了中国古代制图学所采用的“计里画方”方式,同时协助中国完成了领先世界的全国性大地测量。基于明清之际“学术传教”活动前后中国测绘技术发展状况,通过梳理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所进行的测绘科技相关活动,在对比分析基础上指出,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所进行的科技传教活动对中国古代测绘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是有限的,“西学东渐”中传入的测量技术和测量工具并没有被广泛应用。

试论明清时期云南的书院教育

明清时期,云南经济社会有了较大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也得到进一步开发。由于明清统治者的重视和积极经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书院教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至明末,云南全省已有书院65所,但主要集中在腹里发达地区。至清朝后,书院的设置几乎遍布云南各县,在空间的分布上与明代相比有较大的拓展。从总体上来看,明清时期云南书院的分布的不平衡性特征突出,折射出地方经济社会基础与文化教育的内在密切关系。书院教育的发展,传播了内地儒家文化,增强了云南边疆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对边疆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明清实学思潮下学术精神的新特点

明清时期,实学思潮高涨,学术研究由空谈性理向务实求真转变。在学风转向的大背景下,学术精神出现了新特点:"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受到推崇,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从而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术精神的表征;"实测而知"的科学精神得到重视,严密推理、实地验证、注重证据等思维方法渗透至经史研究中,为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精神;"明道救世"的致用精神高扬,人们普遍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使学术更加关注社会;"君王皆贼"的启蒙精神形成,人们对专制政治的弊端及危害进行了研究和批判,显露出早期启蒙思想的光辉,并成为后世中华民族反对独裁政治的精神来源。以上四点集中反映了明清时代的学术精神,从而成为社会进步的主流。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的影响

明清之际学术转变对李渔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为李渔具有不定于一尊的怀疑精神、疏狂和倨傲的性格以及鲜明的创作个性。王阳明的心学和明清之际的实学两方面的影响交织在一起,使李渔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具有心学为体、实学为用的性质。李渔热心治史,说明他受实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他建立经世致用的文学观念也大有裨益。

晋商兴衰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其规模和效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已明显地不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应以史为镜,积极借鉴和深刻吸取明清晋商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不为良相 愿为良医——明清江西从医士人群体研究

明清江西有着大量的从医士人。他们选择以医为业既有客观的时代背景,也有个人主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从医士人虽然没有脱离士籍,却又不是纯粹的士人,他们必然有自身群体的特征。江西独特的地域文化又决定了他们虽然游离在士大夫群体之外,又丝毫没有放弃对"士绅化"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