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管锥编·毛诗正义·君子于役》的方法论意义

《君子于役》是一首在家的妻子思念久役在外而不得回家的丈夫的诗。顾炎武却认为其主旨是"讥钟鸣漏尽而不知止之人",钱先生敏锐地发现了顾氏说《诗》乃是"意有所讽,借题发策",是有感于明末清初混乱的社会现实而指桑骂槐。《君子于役》开启了古代诗文"暝色起愁"意象的先河,王安石不清楚《君子于役》所确立的黄昏意象,不了解皇甫冉"暝色起春愁"渊源有自,因而擅改皇甫冉诗句;王士祯也不知道皇甫冉"暝色起春愁"的渊源,所以附和王安石,谓肿为肥,且把它写进了论诗绝句。《管锥编》将金针度人,做了有理有据、令人信服的批评,给后人昭示了不少至为精彩的读书、研究方法。

《文选》钱氏学之陆机《文赋》研究——兼论《管锥编》之学术价值

陆机《文赋》研究在《文选》钱氏学中占重要位置,特别精彩处有四:一、揭文胆;二、辨“警策”与“警句”;三、释工拙相参;四、证灵感。对李善注肯定少否定多,且有嘲讽口吻。《管锥编》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经典,是粉碎“四人帮”后文化界的第一声春雷,在中国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影响难以估量;不可“臆说”。

《管锥编》对“淇奥之竹”学术陈案的破解

《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中的"绿竹"是两种草或两种菜名,还是指绿色的竹子,自汉至清,一直争论不休,可谓形成了一桩学术公案。钱锺书《管锥编》广征博引中外文献资料,揭示出这一学术陈案实际上涉及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景物描写的大问题,他认为,诗文中的景物描写可分为两大类,就创作主体而言,诗文中描写景物有两种情形,一是"得之当时目验者",二是"出于一时兴到者";就接收主体而言,须对作者描写景物是"得之当时目验者"还是"出于一时兴到者"做出判定,不能缘木求鱼,或按图索骥,或刻舟求剑;即使是"得之目验"者,还要考虑到"因世变事迁"的复杂性,亦不可守株待兔,从而令人信服地破解了这一学术陈案。